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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越王虑伐吴， [1] 欲人之轻死也， [2] 出见怒蛙， [3] 乃为之式。 [4] 从者曰： [5] “奚敬于此？”王曰：“为其有气故也。” [6] 明年之请以头献王者岁十余人。由此观之，誉之足以杀人矣。（《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注释
[1]虑：思考，谋划。《说文》：“虑，谋思也。”[2]轻：以为轻，轻视。[3]怒蛙：鼓足气的青蛙。[4]式：通“轼”，本是指车厢前部用作扶手的横木（参见附图）。古人站立乘车，表示礼敬时，凭轼俯身，故“轼”引申为动词，指凭轼表示敬意。[5]从者：随从的人。[6]气：因激愤不平等感情而导致的精神状态。此指勇猛之气。
译文
越王勾践谋划攻打吴国的事情，他想让国人乐于卖命。有一天出行时，看到一只鼓足气的青蛙，便扶着车前的横木俯身行礼。随行的人说：“为什么要向它表示礼敬？”越王说：“是为了它有勇猛之气的缘故。”第二年，请求把头颅奉献给越王的，一年有十多个人。由此看来，赞誉足以杀人。
解说
人最可宝贵的是生命。爱惜生命、畏惧死亡是人的本能。怎样才能让人不惧死亡、心甘情愿地卖命？越王勾践的回答是：用荣誉。今天的人读来会觉得奇怪：仅仅是国王的礼敬，就足以让人舍生忘死吗？当然不是，有国王的礼敬，同时也意味着物质上超出一般人的待遇，所以在韩非的话语体系里，“赏”和“誉”经常连用。那么，历史上也有为了理想、信仰而奋不顾身的人，对他们应该怎样看？韩非的回答是：如果是为君主、为国家视死如归，那是应当肯定的；如果是为私誉而献身，甚至这私誉伤害到君主利益，君主就不可容忍这样的私誉存在。“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韩非子·八经》）大意是说，英明的君主要使奖赏一定因为国出力，要使名誉一定是为君主效忠。
韩非强调“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即奖赏应该与名誉一体，贬毁应当与诛罚一致。他有感于当时存在的奇怪的社会现象：“赏者有诽焉”“罚者有誉焉”（对受君主奖赏的人加以非议，对受法律处罚的人加以赞扬），导致奖赏没有起到激励民众的作用，而处罚也失去了禁阻犯上作乱的作用；结果“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称誉和奖赏的是自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而贬毁和处罚的呢，是为君主做好事应当奖赏的人）。对此韩非痛切地指出，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国家富强起来。因此，他极力主张：“民无荣于赏之内。有重罚者必有恶名，故民畏。”当臣民的心目中以受到君主赏赐为最高荣耀，当那些受到君主重罚的人同时也就在全社会声名狼藉、无法立足，臣民就会真正畏惧处罚。只有做到社会评价标准彻底操控在君主手里，国家才能真正治理好。
附 古代车轼位置图：
原文
中山之相乐池以车百乘使赵， [1] 选其客之有智能者以为将行， [2] 中道而乱。 [3] 乐池曰：“吾以公为有智，而使公为将行，今中道而乱，何也？”客因辞而去， [4] 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劝之，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 [5] 夫从少正长，从贱治贵，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 [6] 此所以乱也。尝试使臣： [7] 彼之善者我能以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斩其首，何故而不治！”（《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注释
[1]相（xiàng）：辅佐君主的执政大臣。乐（yuè）池：人名。乐羊灭中山后，被封在中山所属的灵寿；乐池可能是乐羊的后代。乘（shèng）：车辆的单位。使：出使。[2]将（jiàng）行：负责统率随行人马的人。[3]中道：中途。[4]辞：告辞。去：离开。[5]少（shào）客：年轻且地位低的门客。[6]从：由。正：使正，纠正。长（zhǎng）：指年长之人。贱：指地位低贱之人。贵：指地位尊贵之人。操：把持，掌握。[7]尝：也是“试”的意思。
译文
中山国相乐池带着一百辆车子出使赵国，他选拔手下门客里一位最聪明能干的担任统率随行人马的总管。走到半路，出使的团队变得混乱无序。乐池把那位总管叫来责问：“我以为你聪明能干，所以让你做总管；如今半路上乱成这个样子，你是怎么搞的？”那位门客当即提出要告辞离开，说：“您不懂管理人的道理。有威权足以使人服从，有利益足以使人卖力，这样才能够管理好。如今，我只是您属下一个既年轻地位又低下的门客。由年轻的来管理年长的，由卑贱的来管理尊贵的，却又没有操控给人以利益或惩罚的权柄，这才是队伍混乱无序的原因。试试让我有这样的权力，随从人员中表现好的人我能够用他担任卿相，而表现不好的人我可以杀他的头，哪有管理不好的道理！”
解说
管理任何一个团队，关键都在于“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这是韩非管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对于一个数百人的使团来说，一名被临时指定的负责人虽然既年轻且身份卑微，但只要掌握了赏罚大权，向团队成员申明赏罚的规定，然后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就可以将这个团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同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通过完备的法律严格规定赏善罚恶的具体条文，那么以赏利为诱饵，以罚害为威慑，人们自然会竭力为统治者效力以趋利，不敢犯上作乱以避害。在这样的前提下，即使是平庸的君主也可以治理好国家。
不过，管理一个国家，与管理一个数百人的团队毕竟不同，这不仅是体量的大小有别，更在于社会的复杂程度恐怕是法律难以覆盖的。法家之法的基本精神是君主意志在全社会的体现，韩非将其高度概括为“（君）设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这其中没有情感，因为“爱多者，则法不立”；只有威权，因为“威寡者，则下侵上”；任何人触犯了君主的法禁（君主本人除外）都必须严惩不贷，因为“刑法不必，则禁令不行”。总之，韩非的政治理想是通过法令的形式建立一套崭新的社会秩序，用刑法严格控制全体臣民的思想与行为，以此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看起来简明实用，但是韩非没有考虑到：在这样的立法精神下，无论将法网编织得多么细密，总不能完全达到密不透风的程度；更何况法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执行的。对这种法治思想的局限性，孔子曾经提出他的思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大意是说，用法制、禁令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那么百姓将畏惧而不敢犯法，但却没有耻辱感；如果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百姓就会有耻辱感，而且归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