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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向，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出现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党员和群众要“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为此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打开新视野和新路子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党的十二大报告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理念，并重新强调了“统筹安排”“科学组织”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
党的十三大报告继续完善治理理念，提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推进公共福利事业的社会化”等全新举措，并指出这些因素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体现。
从上述转向过程可以发现，随着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成效日益显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念亦渐趋精细和丰满，且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如果详究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社会治理的转向原因，以下三个重要细节似可深入关注：
一是党对社会治理方法，尤其是对自身领导体制的深刻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城乡社会的组织化动员和计划性治理主要依赖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其弊端之一是容易诱发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难点。“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就是分工或职能分解不合理”
，对此，党中央一方面提出要“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以使自身能够“处在超脱的、驾驭矛盾和总揽全局的地位”；
另一方面则重新强调“以法治国”，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纳入社会治理必要条件。
二是党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深刻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治理理想状态的预期设定，同正确的政治立场与适当的工作方法紧密相关。割裂地看，四项基本原则中的每一项主张均“似曾相识”，但真正从科学的、准确的、整体的、现代化的角度对这些政治原则予以审视，并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进行相应调整，无疑决定了我国社会治理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依靠对象（无产阶级）和目标属性（社会主义）的最终呈现方式。
三是党对社会治理逻辑的深刻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逐渐与社会治理逻辑实现“并轨”，在改革联动中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逻辑朝着更具体、更清晰以及更趋体系化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社会领域的新制度不断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如劳动工资制度、城市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与综合治理体制等，
这也极大拓展了社会治理的视野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