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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隐喻的实质是替代或是比较的观点，被人们视为定论，从而忽视了对隐喻的进一步研究。据里查兹（Richards，1936）的解释，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番评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亚里士多德说：“至今最伟大的事是对隐喻的掌握。隐喻是不能向他人传递的；它是天才的标志，因为要创造好的隐喻意味着对相似点具有敏锐的眼力。”这句话中有三个论点左右了人们对隐喻的片面认识。
首先，“对相似点的眼力”被认为是一种天赋，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人无。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和说话，都得依赖对相似点的眼力。没有这眼力，人类没法认识世界，人类早就消亡。这里，我们并不否认有的人眼力强些，有的人眼力差些，差异只是程度而已，在许多方面，可以通过学习和研究予以补救。但如果坚持自己没有这种天赋，便没有动力去思考问题了。
可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论点几乎把这一点也否掉了，虽然，万事都可以传授，唯独“隐喻是不能向他人传递的”。作为个人，亚里士多德说得有多认真，无法推测，但我们都一定程度地掌握隐喻的使用，显然这是通过不断观察、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掌握的。我们对隐喻的掌握就像我们学会其唯有人类能做的事一样。何况，隐喻传递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学习的，语言对我们的帮助正是通过对隐喻的掌握。
其次，对隐喻的掌握既然是“至今最伟大的事”，这意味着在语言使用中隐喻又特殊又例外，是语言正常使用的变异，而不是无所不在的原则。这样，在整个修辞学史中，隐喻被处理为一种令人愉快的词语游戏，是需要不寻常的技巧和细心的观察才能偶尔一耍的花招。总之，亚里士多德只是把隐喻看作一种雅兴或装饰，而不是语言的构成形式。
为了扭转隐喻研究中的停滞不前的不良现象，里查兹开始了隐喻与意义的系统研究。
1893年生于英国的里查兹，师从奥格登，师徒曾合著《意义的意义》（Ogden ＆ Richards，1923）一书。他又受培根的影响。培根认为语言会成为理解的潜在障碍，这促使里查兹试图把修辞学看作是研究语言使用时补救的手段。因此，理解词语如何表示意义成为他主要关心的对象。其主要成果就是由指称、参照物和符号构成的“语义三角”的理论。
在符号三角理论中，里查兹批驳了语词只有单一意义的论点，提出词义是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碰到某词，然后由他过去的（和当前的）经验决定的。既然说话人都有独自的经验，必然以各自独特的不完全相同的方法解释同一个词。由此，误解起因于说话人对同一符号给以不同指称。例如，“流产”一词，信奉天主教者对它做贬义的解释，女权主义者则为之奋斗不懈，力争这个权利，这引起了一场“维护生命”和“自由选择生命”的斗争。这说明词语本身不提供“意义”，而是我们使用者给词语以“意义”。这个观点也改变了人们对“歧义”的看法，按传统修辞学的立场，歧义是语言的“罪恶”，是交际“受阻”或“误解”的起因。现在需要重新定义，应把歧义认识为语言的基本的和必要的特征，它的部分功能应当发展，以推进、深化或丰富“意义”。
在这个基础上，里查兹主张，隐喻对帮助理解是高度有效的，它可以减少误解。里查兹对隐喻是这样描写的：“对一组事物用一个指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关系，其目的是方便区别与另一组事物之间的相似关系。”在理解隐喻语言时，一个指称以抽象的形式向另一个指称借贷部分语境。既然隐喻显现两个不相干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向他人交流经验时是有效的，说话人可以利用听话人对事物之一的知识，传递第二个事物的意义。例[1]可说明里查兹的观点。例子取自对道德困境的一次家庭讨论的实况录音，一对夫妻（D=父亲，M=母亲）讨论父亲对儿子是否享有权威。（Foss et al.，1991）
[1] D:（laughs）ok，it’s a ah it seems to me something that develops in a relationship...（mumbles）
M: I think rather than authority I would like to think of a parent as being a guide—rather than someone giving orders
D: it’s something that... that changes with time，when when your children are infants you have complete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control over their whereabouts and activities and so
M: they’re your responsibility—I don’t like the word control—I don’t like to think that... that that people should be under control of somebody else—I think that word’s...—there has to be a sense of cooperation there all the time
从这段夫妻对话可以看到两人观点是有分歧的。父亲宣称父亲应有权威，并随时间调整权威性的程度，在孩提时期，父亲有绝对权威，待孩子长大，这种“authority”（权威）和“control”（控制）逐渐减少。母亲则认为父母通过与孩子合作而尽自己的责任，与其把自己看作权威人物，不如引导他们做正确的决定。这时，母亲采用了“a parent as a guide”（父母作为指导）的隐喻，其中“guide”（指导）除本义外，也有让父亲指导孩子之义。在这个语境中，“guide”也指“parent”（父或母）。这就是说，“parent”可解释为帮助理解的人，与孩子合作的人，使孩子能摆脱生活困境的人。母亲通过让父亲明确“parent”的某些含义，排除其他的解释，从而大大地减少了误解。对上述分析需要说明的是，通过隐喻把“parent”与某些意义联系，我们引入了另一个符号（即“guide”），从而使听众就他们有关“guide”的过去和当前的经验相符合的推论。如果这种对“guide”的推论不结合说话人的意图，便会产生误解。尽管如此，使用隐喻的结果仍符合上述分析，那就是，将“parent”与“guide”比较，限制了听众对“parent”所提供的指称的理解。
里查兹于1936年写成《修辞哲学》一书。他在该书中就隐喻理论提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最有影响的是他首先提出隐喻实质是“互动”（Interaction）的观点，成为当代隐喻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个理论包括：（1）语言实质上是隐喻的，（2）隐喻有两个方面——本体与喻源，（3）共同点理论。
里查兹同意雪莱的观察：语言实质上是隐喻的，这就是说，语言标志事物的原先不理解的关系，使这种理解持续存在，直到在实践过程，表述这种关系的词语成为思维某部分或范畴的符号，而不仅仅是表示整体思维的图画；此后，如果没有新的诗人将这种曾经分离的联想重新复活，语言对人类交往的崇高目的将一无用处。
里查兹提出隐喻在语言中无所不在的原则，其理据是只要听读任何语篇的三句话，就会发现对隐喻的使用。这些语篇可以是科学的、美学的、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语言学的，等等。关键是要去发现人们是如何使用隐喻的，我们认为词义固定的词是如何改变其意义的。这在哲学著作中尤为明显，越是严格、越是抽象的地方，使用隐喻越多，这是因为人们逐渐构建隐喻进行思维。
传统理论只注意到少量的隐喻，对隐喻这个术语规定得很死，以至把隐喻只看作是语言修饰问题，是语义的改变和词语的换置；而从根本上说，隐喻是观念之间的借贷和交流，是语境之间的交替。因此，观念首先是隐喻的，通过比较，从而衍生语言中的隐喻。由此可见，里查兹是把隐喻从传统的修辞学中解放出来，提出思想中对事物形成隐喻观念先于语言隐喻的第一人。
同样，要回答语言是如何工作的，我们要首先回答思想和感觉以及所有其他思维活动方式是如何进行的，要回答我们如何学会生活以及“对隐喻的掌握”是如何把隐喻概念传递给他人的。这里，“对隐喻的掌握”之所以伟大，因为它就是对生活的掌握，隐喻构筑了我们的世界。
这样，所有语言在深层包蕴着隐喻结构，这种结构清晰地影响了并不显露的“意义”。任何一种语言如不使用具有隐喻意义的动词“清除”，便谈不上要“清除”隐喻。
里查兹认为，上述隐喻在言语中无所不在的论点可从理论上阐述。
一个词语不仅仅是代替一个过去的可离散的印象，而是常见特征的综合。当我们使用隐喻时，我们对正在思考中的不同事物有两个想法，却由一个词或短语体现，其意义是它们“互动作用”的结果。
所谓“互动”，是隐喻中的两个词义互相影响，互相启示，才能把握其意义。如：“对牛（某人）弹琴”，一方面要求所谈论的某人不是任何别人，而是一位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另一方面所谈论的牛不是特殊的牛，而是一般的牛，因为牛总的来说，不会欣赏音乐（但有些特定的奶牛在实验中据说听到音乐后竟然会多分泌奶汁，不在此列）。只有这两个因素互动，才构成隐喻意义，即某人像一般的牛一样，对音乐没有反应，不能鉴赏音乐的美妙。以后又把它做公式化的扩展，即对牛（任何人）弹琴（谈任何事），他都一窍不通。以下二例说明同样的道理。
[2] 那不叫编辑，那叫文学的刽子手。（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3] 认真说起来，我这个猎人是假冒伪劣产品……（同上）
例[2]中的“编辑”怎么会是“刽子手”？怎么与“刽子手”相联系呢？那就要通过“互动”理论来理解。一方面是“编辑”的工作有时代表编辑部要退稿，稿子不用等于没有生命；另一方面，“刽子手”是代表官方，拿起大刀砍人脑袋的。这样，我们在这一语境中对“编辑”的理解，排除了“编辑”的一些意义内容，如“有文学修养”“从事文字活动”“审阅稿件的权利”，从“刽子手”这个词语上，排除了“手持大刀”“彪形大汉”“为衙门服务”等语义成分，具体借代了“置人于死地”的意义内容。这时的“编辑”形象，已不是编辑部里伏案阅稿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抽烟，有的品茶，而是爱评头论足，对作者毫无同情心，不时做出退稿决定者的形象。如果没有隐喻之助，我们经验中的这部分形象或想表达的意义内容将难以描写。例[3]中的“猎人”是人，“假冒伪劣产品”是物。后者的假冒伪劣之义给转移到“猎人”这个词语上，而“猎人”不顾“产品”具有“物质特性”“可供使用”“可供购买”等语义，选择了产品有真有假的启示，以致令人考虑“猎人”是否有真有假。两相靠拢，使读者了解编辑不是真正的“猎人”，至少不是专业“猎人”，而且狩猎技术纯属末流。
由此可见，里查兹认识到隐喻的主要作用是扩展语言，而且鉴于语言就是现实，隐喻的主要作用是扩展现实。它将两个成分并列，其互动带来新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隐喻创造现实，并在语言中保证现实的存在，为说该语言者所能及。
里查兹的“互动”观点源自约翰逊博士。后者曾说：“就隐喻词语来说，当使用得体时，在风格上是超伦绝妙的，因为它用两个概念表示一个意义。”所不同者，约翰逊是从传统观点谈隐喻的，而里查兹着眼于同时存在的观念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千变万化，也就是说，两个观点是经过交际中的互动作用，才能表示一个意义的。由此学者们确认里查兹为互动理论的创始人。
为了给约翰逊“两个观点，一个意义”的说法成为可操作的科学理论，里查兹首先指出隐喻的两个观点或两个方面没有统一的术语，不同学者大致使用以下几种提法：
里查兹认为这样的划分使隐喻的定义混淆不清，因为这样“隐喻”有时是两者的重合，有时只指其中之一。又如，“意义”可指原来的概念，也可指整体。再如，意象或图像有时指隐喻的两个部分，有时指与原来概念相似的概念。为此，里查兹主张以“Tenor”（本体）和“Vehicle”（喻源）两个术语分别表示构成隐语的两个主要部分，而隐喻本身指包含两个部分的整体。所谈论的事物为主体，用另一个相似物去谈论它为喻源。
在例[4]中，“The sun”（太阳）、“This class”（这个班）、“我”和“动物”是主体；“a red balloon”（红气球）、“a three-ring circus”（团团围住的马戏团）、“食物源”“安全岛”和“实用主义者”是喻源。a句中从喻源将“红色”“圆形”等特性转移到本体“The sun”上；b句将马戏团的“嘈杂”“混乱”“嬉戏”等特性转移到学生班级上；c句有两个喻源，本体“我”从喻源“食物源”获得“食物、源泉、生活保障”等特性，从“安全岛”获得“处所、可靠、栖息”等特性；d句从“实用主义者”获得“实际、直率、人”等特性。
[4] a. The sun is a red balloon.（太阳是红气球。）
b. As the teacher entered the room she muttered under her breath，“This class is like a three-ring circus!”（当老师进入教室，她低声私语：“这个班像一个团团围住的马戏团！”）
c. 我不仅是它唯一的食物源，还是它唯一的安全岛。（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d. 动物都是实用主义者。（同上）
里查兹的本体和喻源的区分比古典理论有所突破。在古典理论中，强调主语或第一成分是本义的，喻义存在于用来比喻的第二个成分。但在里查兹体系中，喻源实际是本义的，真正发生非常规变化的参照物是本体。最后，我们应当看到“Tenor”和“Vehicle”两个术语本身就是隐蔽的隐喻，因为常规语言如不依赖隐喻就难以工作。这也适用于汉语的译名，“体”也好，“源”也好，都是根据隐喻的原则确定的，因为“体”的本义应是人的“躯体”，而“源”的本义应是江河的“源头”。现在被用来称谓隐喻中的两个词项了。
主体和喻源之所以能够互动，就在于在两个成分的概念中存在着“共同点”（Ground）。从隐喻的字面上看，似乎只有本体和喻源两个成分，仔细推敲，它们都蕴含共同点的概念成分。例如，如何将一张桌子的“腿”与表示本义的一匹马的“腿”区别呢？明显的区别在于桌子的腿只具有马腿的部分特征。桌子不能用腿走路；它们只起支撑的作用。正是这种支撑作用，使隐喻的两个成分——主体和喻源具有共同点。共同点有时好找，有时不好找。例如，当我们听到把一位姑娘叫作“duck”（鸭子），会感到不能接受，至少不能理解。因为我们不把某人叫作“鸭子”，这会表示她有鸭喙或鸭蹼，或肉质鲜美，这些都是意境不佳的表述。但词义变化是非常难以解释清楚的。《牛津词典》曾隐约地对“鸭子”给过这样一个定义：迷人的或可爱的事物。这样，我们对“鸭子”隐喻的共同点可做最简单的解释：某种温柔的、悦人的感受，这就是说，对鸭子的这种感受也适用于对某人的感受。
对共同点广义地可区分为：
—隐喻的共同点可以是对两个事物——本体和喻源的某种直接的相似；—隐喻的共同点可以是对两个事物的某种同样的态度，它往往基于偶然的、外部的理据。
联系到对“腿”的讨论，本义用法和隐喻用法的界限仍然是不固定的。譬如怎样算是本义的？如果说马有腿是本义的，那么，蜘蛛的腿呢？猩猩有两条腿还是四条腿？当一个人有一条木制假腿，是隐喻的腿，还是本义的腿？对最后一种情况，我们只能说，既是本义的，又是隐喻的。
考虑到一个词可以同时是本义的和隐喻的，我们可以肯定一个词可以同时支持各种各样的隐喻，在一个语义中掺入各种不同的意义。此点甚为重要，因为许多误解来自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一个词做一种解释时，不能同时做其他解释，或同时有另一个意义。里查兹据此肯定，要确定一个词的本义用法或隐喻用法是很困难的，制定一条规则更非易事。到头来，比较可行的是弄清该词提供的是两个概念，还是一个概念；是否既是本体，又是喻源，从而两者通过内涵的意义相互融合。他举以下二例论证：
[5] Hamlet:“What would such fellows as I do crawling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哈姆雷特：“这些家伙会像我做的那样在天地之间爬行吗？”）
[6] Swift makes the Brobdingnagian King say to Gulliver:“The bulk of your natives appear to me to be the most pernicious race of little odious vermin that nature ever suffered to crawl upon the face of the earth.”（斯威夫特让大人国国王告诉格列佛：“你的大部分老乡在我看来是最具毁灭性的种族，自然所能提供的令人可憎的小动物，在地面上爬来爬去。”）
对这两例要讨论的是“crawling”和“crawl”（爬行）应看作本义的，还是隐喻的？答案是隐喻的。其理由是Hamlet或其他人都可以做本义的爬行，像婴儿或狩猎者那样爬行。但两例中都涉及其他爬行的生物，涉及昆虫或害虫的动作，这个参照物就是喻源。例[5]中的Hamlet和例[6]中的“your natives”（你的老乡们）和他们的行为是本体。这样，我们就能发现语篇中许多句子都有隐喻存在，虽然隐喻的共同点是隐蔽的，不明显的，但并非不能分析。
互动论并不排斥比较，但对比较有独特的解释。由于隐喻中存在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里查兹发问，什么是比较？回答有多种。
—比较可以把两件事物放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比较可以是对两者的研究，发现两者何处相像，何处不相像；
—比较可以是对两者相似点引起兴趣的过程，或通过对另一事物的共存引起对一事物某些方面的注意。
如果我们把比较理解为对其相似点感兴趣，我们没有超越18世纪对隐喻的观点。那时，约翰逊曾夸奖过德勒姆（Derham，2012）的诗行说：“相似点的细节是如此清清楚楚地集中在一起。”对此，里查兹摘引下例进行讨论：
[7] O could I flow like thee，and make thy stream
My great exemplar as it is my theme!
Though deep，yet clear; though gentle，yet not dull;
Strong without rage; without o’erflowing，full.
在例[7]中，诗人思维的流动是本体，河流是喻源。在最后两行中，本体和喻体的位置以及两者之间的转移方向重复换位。如“Though deep，yet clear”（[水]虽然深，但清澈）是对河流这个喻源的本义描述，但对思想则是隐喻的描述。反之，“Though gentle，yet not dull”（虽然温柔，但不呆板）显然是对本体思想的本义描述，但对作为喻源的河流则做另一种解释。如果我们把本体和喻源之间的“相似点的细节”作为隐喻比较的目的，便无法对这些诗行做出解释。因为我们认真仔细地品味应用于河流和思想的“deep”“clear”“gentle”“strong”和“full”等词的意思和含义，我们会越来越感到相似点很少，越来越感到把河流作为喻源有些遗憾，因为有关思想活动的事很难适用于河流。例如，“deep”（深）这个词与河流一起用时的意思为“不易渡越的，危险的，不易航行的，不宜游泳的”，但应用于思想时，它的意思似为“神秘的，大量进行的，富于知识和力量的，不易解释的，以严肃和重要理由行动的”。
当然，喻源与本体还是有其合作的方面，不然，评论家不会把德勒姆的诗行誉为不朽佳句。在我看来，两者可以通过“水深莫测”建立意义上的联系。
针对这种现象，里查兹倾向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者布莱顿的观点：“在比较两个物件时，其特征应彼此相隔得尽可能远些，或者以其他方法使它们以突然、醒目的方式被置于一处，这是诗歌所追求的最崇高的任务。”由此可见，这与约翰逊反对“牵强的”比较的观点大相径庭。
除此以外，印斗基亚（Indurkhya，1992）把类比分两类，一类处理“两种情形间的相似”，另一类是两种事物在现有相似基础上进一步推测其他的相似点，即“类比推论”（Analogical Reasoning），其工作机制与前者相同，但每一对关系均涉及两个领域的互动“比较”。作为人的一种隐喻性认知方式，“比较”在认识论上是对接“主词”（认识主体）与“宾词”（认识对象）的“共同谓词”（A Common Predicate），它赋予符号以“理据”，是启动隐喻初始化进程的机枢所在。因此，“比较”植根于人类认知结构中的互动，“比较”是隐喻的内在工作机制和方式，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闫如武，2007）
由于把相距甚远的两件东西放在一起，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犹如张开的弓，是发射能量的源泉，但不要把弓的力量看作是射击的娴熟技巧，或对目标的苛求。当哈姆雷特使用“crawling”（爬行）这个词时，其力量不仅仅来自与虫的相似之处，至少相等地来自其不同处，这种差异抵制和控制了相似点产生的影响，其含义是人不应当爬行。
里查兹因此认为，隐喻的作用是认同或融合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有害的。这样，里查兹也是张力理论的创始者。
当我们以一种突然而醒目的方式将两件属于不同经验的事物放在一起，我们的大脑力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大脑是一个连接器官，它的功能就是把事物连接在一起，它可以用各种方式将不同事情连接在一起。应该说，就隐喻与认知关系来说，里查兹也迈出了第一步。
里查兹认为，对隐喻的掌握，就是对隐喻理解的掌握，再深入一步，这是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控制。心理分析家告诉我们，随着人们对隐喻或转义的讨论，与事物或人类共同发展起来的爱情方式和活动方式，不断地互相转化。这些观点表明，里查兹对隐喻的认识，已摆脱了修辞学的传统理论，把隐喻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
由此可以看到里查兹对隐喻在认识上的变化。早期他对隐喻持修饰主义的观点。他在1929年的《实用批评》（Richards，1929）中着重的是情感效应，使用了“emotional metaphor”（情感隐喻）这样的术语，而语义的转换是以“感觉”之间的相似点为根据的。在1936年完成《修辞哲学》一书后，他抛弃了上述观点，对隐喻的认识经历了质的变化，主体和喻源的区分开始了隐喻研究的客观主义的方法。里查兹认为（1）隐喻与思想有关；（2）隐喻无处不在；（3）人类对世界的感受是隐喻的；（4）要区别隐喻的本体和喻源。
隐喻互动归根结底是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或概念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认知系统中抽象程度不同的上下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隐喻互动和认知互动是统一的。或者说，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是常规认知中的一种次机制。隐喻互动最终是在喻体概念网络和本体解释域之间建立认知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认知关系（隐喻关系）的建立基本上不是直接的，因为这涉及隐喻的创造性，即新范畴的创造。由于本章主要讨论互动性，因此在建立隐喻关系时，本体概念网络也有参与，即先建立起本体概念网络与本体解释域之间的认知关系，接着比较本体和喻体两个概念网络，然后建立喻体概念网络和本体解释域间的对应关系，这样的隐喻才体现了互动性的实质。由此而创造的范畴往往是常规性的，根植于人们的长期记忆中。
比较妥善的方式是采用连续体的观点，对本体概念网络是否参与互动过程的要求并不看作绝对的，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从认知互动的观点来看，隐喻的常规性与创造之间、隐喻中原有的相似性和创造的相似性之间、隐喻创造的范畴的常规性和暂时性之间、隐喻理解是否需要额外的加工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它们只是分别构成几个连续体。（贾志高、程杰，2002：72）
里查兹在《修辞哲学》一书中，曾隐含地示意他首先发现修辞的概念性。对此，伯克（Burke，1945）提出异议，他认为从概念的角度去认识隐喻非自今日始，这在修辞学文献中是常见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修辞用途合适与否时，宣称以类推概念关系为基础的隐喻必须具有两个互换的形式，即喻源和目标（本体）。1960年，雅各布森（Jakobson，1960）曾暗示现有的语法结构可能是以隐喻和换喻的概念关系为基础的。1985年，沃金斯（Watkins，1985）提出，印欧语系的词源学依赖隐喻和换喻而发展，“学者只有弄清楚同源词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诗学本质才能证明其词源……”
这里，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亚里士多德确实谈到过隐喻与概念的关系，隐喻对人类语言的发展，特别是词汇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人类的智慧总是沿着前人的脚步走向知识的密林的。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应当肯定，对此问题做系统的探讨始自里查兹。今天，我们发现词汇学发展与隐喻概念的联系如此紧密，但前人的这种实践是不自觉的，肤浅的，理论性不强的。
尽管里查兹试图以主体和喻源分别称呼隐喻的两个部分，但在书中仍未彻底解决术语使用的混乱。例如，科帕（Cooper，1986）指出，里查兹曾先后对主体这样归纳过：
—喻体或修饰语所指的“底层的概念”或“主要的话题”；
—主体是隐喻的“直截了当的”意义；
—主体似乎是事物或人，如在例[5]中把哈姆雷特看作主体；
—主体与喻源的区分似乎是“所谈论的”和“用隐喻方式谈论的”之间的差别。
麦考马克（MacCormac，1985/1989）曾就里查兹把隐喻的底层的概念/主要的话题说成是主体，把知道不多的话题说成是想象性的喻源做过评论。这样的区分似乎意味着隐喻的两个参照来源于表层语词下的认识。这样，有可能把主体认为是隐喻的第一个表层语词，是人们熟悉的语词，而把第二个表层语词看作不太熟悉的语词。事实上，两个表层语词都可以是我们熟悉的，如“思维”和“计算机”。对此，里查兹也意识到两者的联系不一定正确，主体和喻源在隐喻两部分中的前后位置可以倒置。
里查兹把隐喻意义解释为对一个词语的原来意义及其新用途之间的互动作用或张力的产物。隐喻是两者不稳定的混合物。这种不稳定性成为巴尔特（Barthes，1973）批评的目标。就神话或隐喻来说，神话制造者或说隐喻的人所谈及的事物是从来不清楚的，这样他们可以对说东道西回避责任。
里查兹的共同点的理论也有不易掌握之处。试分析下例：
[8] Achilles is a lion in battle.
按里查兹的术语，“Achilles”是主体，“lion”是喻源，而共同点似乎应该是“勇敢”，将主体和喻源相联系。但这个共同点是不清晰的，要从整个语句中查找。作为谓语成分的“lion”和“battle”并未提供“勇敢”这个语义成分。不如说，这些谓语成分是谓语表示勇敢的方法。因此，“勇敢”是本隐喻的共同点需要解释。解释的方法是使用现象学的和比例类推的表述方法之间的区别以及认知过程中心成分和剩余成分之间的区别。这样，就不难理解，隐喻是如何标志其共同点的，不难理解各个能指结合后，表示的内容不仅仅是隐喻中各个所指或符号的结合。在隐喻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里查兹曾指出：“要判断某词是否用作隐喻可通过它是否提供了一个本体和一个喻体并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辨本体和喻体，我们就可以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原义，如果我们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Richards，1965：119）这里，里查兹虽然指出了隐喻的意义是本体和喻体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但他并未就这种互相作用的方式和基础进行讨论。这个任务后来由布莱克（Black，1978）在里查兹互动理论基础上对隐喻中“焦点”和“框架”之间“互相作用”的方式做出了具体描述。布莱克认为，这是由于“本体”和“喻体”或“焦点”和“框架”之间的差异性，引发了对某一陈述真正意义的“追寻”。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喻体”的一系列特征，即所谓“隐含复合体”，然后找出本体中“相对应的”部分，再确定哪些可作为适合本体的“可能陈述”。在这一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互为参照，前者是源，后者是限制某些理解的“过滤器”（Filter）。（束定芳，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