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比较论”也可以称作“相似论”（Similarity Theory）或“类比论”（Analogy Theory）。这一理论强调，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特征比较是构成隐喻解读基础的基本过程，是对分别源于两个不同义域里的词彼此之间的相似性经过比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系。“比较论”也是亚里士多德隐喻观的另一个衍生物，其影响并不亚于“替代论”。（刘芳，2010）
福格林发展了近代比较主义的核心论题：“关于隐喻的简洁——直喻理论不仅将隐喻的字面意义与其所配对的明喻的字面意义进行匹配，同时将隐喻的修饰性意义与其对立的直喻的修饰性意义进行匹配。”（Fogelin，1988；冯艳霞，2014）所谓匹配，就是比较。下面进行具体介绍。
在讨论比较理论以前，我们先熟悉一下若干定义，以建立整体的印象。
（1）隐喻当然是一种修辞语言的形式，即把一种未知的，或知道很少的词语，与知道较多的词语比较，从而让后者说明前者。（Barfield，1973）
（2）隐喻是一事物成为另一事物的比较，如“He is the rock of Gibraltar”（他是直布罗陀的岩石，指“坚韧不拔的人”）。（Abram，1993）
（3）隐喻是一种比较，极具想象力地对一个事物从另一个不相似的事物中寻找其特征，将后者（喻体或意象）的某些特性传送或归属于前者。与明喻或类推不同，隐喻肯定一事物就是另一事物，不是仅仅相似而已。（Harris，2001）
第一个定义明显的较为传统，停留在隐喻是一种修辞形式的阶段，其功用旨在阐明事理。第二个虽然简单，“成为”二字点明了隐喻的两个词项合而为一的特征，并且举了“A is B”的实例。第三个详细完备，说出了不少隐喻的特征，如创新性（“极具想象力”）、相似性和非相似性（传统上只谈相似性）、新语义的生成（“某些特性传送或归属于前者”）、“A is B”的抽象表述（“一事物就是另一事物”）。但三者都肯定了隐喻的共同特性，凡隐喻都离不开“比较”。
比较理论认为隐喻的两个成分之所以能建立联系，在于通过比较两词的语义特征，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相似点，从而建立两者的隐喻关系。
[1] a. Tyson is a tiger.
b. Tyson is Mohammed Ali.
例[1a]中，美国拳击运动员泰森全盛时期虎背熊腰，出拳之突然凶猛如饿虎扑食，因为老虎才真的具有这种特性，两相比较，老虎可隐喻泰森。例[1b]中，泰森和阿里都是拳坛名将，当过重量级冠军，因此今天的泰森被隐喻为昔日的阿里。再分析例[2]的汉语例子：
[2] a. 喜欢我作品的朋友……说我的作品是欧洲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的曳地长裙，虽然长得有点累赘，有点臃肿，但雍容富贵，别有风韵。（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b. 我曾自嘲地说我的作品是旧时代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同上）
例[2]主要说明同一个作品就其长度而言，有不同的反映和评价。给以赞美之词的人把它看作“雍容富贵，别有风韵”的“贵妇人的曳地长裙”，对自己作品不满意或表示谦虚的作家本人则把它比作“又臭又长”的“旧时代女人的裹脚布”。
所有这些例子说明每个隐喻的两个成分是不能按语义随意替代的，因为例[1a]中的两个成分一个是人，一个是老虎，不处于同义域地位。例[1b]的“泰森”和“阿里”虽都是人，但不是所有的拳击运动员可比喻为“阿里”，要多年拿到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人才行。同样，例[2]的两个隐喻的词项都不能替代，因为一个是作家的文字产物“作品”，一个是用布料加工的“长裙”和“裹脚布”。我们还可以进行“逆向测试”，把两个成分倒过来比较，人们不能接受“老虎是泰森”，“欧洲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的曳地长裙是我的作品”，“旧时代女人的裹脚布是我的作品”。只有“阿里是泰森”似乎可以成立，但会给人留下笑柄，因为人们总是把后起之秀与地位已经众所周知的前辈比较，人们总是说“儿子像爸爸”，岂有“爸爸像儿子”之理？为什么同一个人、同一个物可以有不同比喻，泰森有时比喻为“老虎”，有时为“阿里”，作品有时比喻为“长裙”，有时比喻为“裹脚布”，这全在于对相似点做了比较。而这个相似点，因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可以有多种显现形式。把相似点确定为凶狠的特性，泰森比喻为“老虎”；把相似点定格为多年取得世界重量级冠军，泰森比喻为“阿里”；把作品从好处谈，比喻为“长裙”；对作品的缺点做自我评价，便比喻为“裹脚布”了。可见，隐喻的成立在于对相似点从一定视角做了比较。
比较理论的优点是它比替代理论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不依赖同义域的上下位关系。上面第三个定义已经点到了传统比较理论的不足，那就是相似性不能把隐喻和明喻或类推区别开来，它不一定是先前存在的，而是可以通过想象创造的。
与替代理论一样，比较理论的提倡者也是亚里士多德。他是把类推和明喻作为隐喻的变异形式而提出比较观点的。
在第二章中，我对亚里士多德的四种隐喻只介绍了前三种。其实，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四类隐喻中，真正重要的是通过比例关系所做的“类推”（Analogy），也可叫作“比例性隐喻”（Proportional Metaphor），如：
[3] Pericles said that the vanishing from their country of the young men who had fallen in the war was“as if the spring were taken out of the year.”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战争中倒下的年轻人从他们国家消失，犹如从一年四季中取走了春天。无生命的事物，通过隐喻成了有生命物，具有积极主动的效果。诗人们正是借助于隐喻使事物栩栩如生。为什么“年轻人的倒下”和“取走了春天”能进行比较呢？这个隐喻的成立在于有效地运用了“复式比较”，即“年轻人的倒下”之于“国家”犹如“取走了春天”之于“一年四季”，用形式化表达则为A∶B∶∶C∶D。
掌握了比例性隐喻或类推的基本法则，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类推的方式，产生各种比喻。如在例[4]中，如果我们把“Author”（作家）与“General”（将军）、“Sculptor”（雕塑家）、“Butcher”（屠夫）、“Surgeon”（外科大夫）、“Chef”（厨师）、“Composer”（作曲家）相比，那么作家手中的“Pen”（笔）可以分别比喻为“Sword”（剑）、“Chisel”（凿子）、“Cleaver”（屠刀）、“Scalpel”（手术刀）、“Carving-knife”（切肉刀）、“Conductor-baton”（指挥棒）。可见，类推可以比词语替换产生更多的隐喻。
[4] a. If Author is like General，then Pen is like Sword.
b. If Author is like Sculptor，then Pen is like Chisel.
c. If Author is like Butcher，then Pen is like Cleaver.
d. lf Author is like Surgeon，then Pen is like Scalpel.
e. If Author is like Chef，then Pen is like Carving-knife.
f. If Author is like Composer，then Pen is like Conductor-baton.
比例性比较或类推在中国诗句中也存在。例[5]描述女子新婚后与丈夫的关系，犹如“菟丝”与“女萝”的关系。后两者皆为蔓生植物，有缠结之意，故以此表明自己的心意，从此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5] 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古诗十九首》）
例[6]说明比例性隐喻不限于“A∶B∶∶C∶D”的比较，可以不断扩展。该诗的主题为感叹世态炎凉，人情疏远。在方法上，全篇仰仗隐喻。就比例性隐喻而言，所谓友情有名无实，犹如南箕不能扬米去糠，北斗不能舀酒，牵牛不能负轭拉车，构成一个扩展型的比例性隐喻，其表现方式为“A∶B∶∶C∶D∶∶E∶F∶∶G∶H”。
[6]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古诗十九首》）
有时，类推采取拼合的简略式。例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短短七个字，实际上包含了类推的成功运用。“落霞”是无生命的，“孤鹜”是有生命的，“落霞”不会“飞”，只会飘动，“孤鹜”能“飞”，但“落霞”在空中的“飘动”犹如“孤鹜”在空中“飞翔”（A∶B∶∶C∶D），从而有了“齐飞”的妙用，一个“飞”字既是本义的，即“孤鹜”的“飞”，又是隐喻的，即“落霞”的“飞”（飘动）。
类推大大开拓了隐喻资源，难怪亚里士多德在隐喻中把它视为最重要的一类。特劳各特和普拉特（Traugott & Pratt，1980：207）曾说：“类推给隐喻提供了最灵活多变的并且广泛使用的突出某事物的手段。”
除类推外，在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隐喻诸形式中，提到了明喻。明喻指对两个基本上不相同的事物做比较，特别是这种比较因使用了引导词“like”或“as”，使语义比较清晰显现。例如，例[7]中把在杂货铺里伸手乱抓罐头的“baby”（婴儿）比喻为“octopus”（章鱼），把孩子“Ted”比喻为“a cat with a long tail”（长尾巴的猫），因处于有许多摇椅的房间中而感到紧张；例[8]中人生的“奄忽”比喻为“飙尘”，燕赵美人的“面颊”如“玉”一样洁白光滑。
[7] a. The baby was like an octopus，grabbing at all the cans on the gro-cery store shelves.（Internet）
b. Ted was as nervous as a cat with a long tail in a room full of rocking chairs.（Internet）
[8] a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
b.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古诗十九首》）
在上述诸例中，分别使用了“like，as，若，如”等标志词作喻词。这是有关明喻的定义中都一致同意的。有些定义，使用了“等”，但这个“等”所指范围有多宽，一般未再做解释。其实，从功能的观点，以下各例都可看作明喻。
[9] a. 人人都说她是西施转世。
b. 他神机妙算，是个小诸葛。
c. 他处事鲁莽，是活张飞。
d. 她如此娇嫩，真是林黛玉。
e. 在它的眼里，我就是上帝，就是它温饱的唯一源泉。
（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以上各句出现了动词短语“转世”，形容词“小”和“活”，副词“真”，以及介词短语“在它的眼里”，都明确说明这是“打个比方”而已，不必当真。
所有明喻中的两个成分的关系是清楚的，甚易理解。但在效果上不如隐喻的吸引力大。明喻只有在作为隐喻也能成立时，效果最好，如下例中，把“ruin”（废墟）喻为“rugs”（破布），形象深刻，喻词“like”出现与否，无关宏旨。
[10] a. A ruin is like a house in rags.（明喻）
b. A ruin is a house in rags.（隐喻）
西塞罗在评论将生活的原则传递到艺术的氛围要讲究适当的原则时，说明隐喻是明喻的简单形式。在隐喻中，它被压缩成一个词，这个词被置于它不应出现的但又似该属它自己的地方；它会给能识别这一矛盾的人带来乐趣。如果没有相似点，便会被读者拒绝。（Cicero，1942：144 H）
明喻的表述式为“A is Like B”。不过，奥托尼（Ortony，1979/1993）曾指出，喻词“like”还不足以说明明喻形式，因为语言中还存在本义相似性的表述，如“Encyclopedias are like dictionaries.”（百科全书像词典。）“A is like B”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不能引起非常规的解释，不能升格为隐喻。
经由类推和明喻的特性而发展起来的比较理论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基于类推和明喻的隐喻，都要求对两个或更多事物进行比较，当我们对两个事物进行比较时，便要在主词的所有特性和属性，以及修饰词的所有特性和属性中找到一个切入点。
亚里士多德本人提供这样的解释：在使用隐喻给尚无名称的事物以名称时，不是从漫无边际的事物中，而是从同源的或相似的事物中去找，这样，说话人话一出口，听者便能清楚地观察到两者的联系。他认为这个相似点要与本体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又不是很明显的，如同在哲学中敏锐的思维可以从相距甚远的事物中洞察其相似点。例如，阿契塔曾说“arbitrator”（仲裁人）和“altar”（祭坛）是一样的，因为受害者奔向两者都是为了得到保护。我们也可以说，锚与衣服挂钩的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一个从下，一个从上固定物件。为此，两作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强调“隐喻用得好，在于能见到相似点”。约翰逊博士有“一词表示两个思想”的说法。因此，对相似点比较，要求比简单的替代在认知方式上更为积极。（Soskice & Harre，1995）
在替代理论中我们满足于等同关系，词与词的替换往往是在同义域内进行的，如“教授是老师”“面包是粮食”，等等。在比较理论中，相似性存在于两个词的所有特征之中，很难找到等同关系。如例[9]中的“A ruin is like a house in rags”这隐喻，乍看起来，“ruins”与“rags”，一个是建筑物，一个是衣着，是没有相似点可言的，但人们从两者已经“破旧”“不能再利用”这些方面感到相似的存在，从而发现了相似点。这样，我们可以初步肯定，在比较理论中，作为隐喻两个成分的共同基础的有关特性不是“等同”的关系，仅仅是“相似”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理论立足于以常识观（Common-sense View）为基础的本义的比较，那就是所有隐喻都是本义的明喻，它只是把“like”“as”等喻词省略而已，留下未标明的相似点。如：
[11] Man is a wolf.
这句话的意思为“Man is like a wolf”（人像狼，指人在某些未标明的方面像狼）。说话人和听话人之所以能理解这样的隐喻，因为他们早具有通常的背景知识（即常识）或生活经验，人有时候会表现出某些像狼那样的凶狠贪婪的行为，从而能理解这本义的明喻。
鉴于许多隐喻在本义上是虚假的，对其作为类推的本义比较必须重新做出解释。试比较以下两个例句：
[12] a. Apples are like pears.
b. My love is like a red，red rose.
从逻辑的真值虚假与否，人们会接受例[12b]是隐喻。这时，隐喻被看作是表示深层真理的主要手段，是作为扩展语言资源的有力工具。有些隐喻的意义和真值状况是不清楚的，但这种情况在本义陈述时也存在，不仅仅是隐喻。
对隐喻做比较的陈述，突出了两个概念之间的结构具有共性。这个观点的优点是使隐喻和明喻得到调和，隐喻是隐含的或简略的明喻，而明喻总是规定A只是与B相像而已，对相似之处做清晰的陈述，从而不违反范畴规则。相形之下，隐喻大胆宣称“A is B”。在此情况下，两个词语中的相似点是对称的，A有这个特征，B也有这个特征。
比较理论虽然比替代理论前进了一步，仍招致许多学者的质疑和讨论。
布莱克（Black，1954—1955）最早认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比较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替代’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说明一个隐喻性的陈述可能会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他是基于这样的推理：由“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一个隐喻性的陈述可能会被其等同的字面意义上的比较所代替”。但福格林认为这种推理是无效的。因为，布莱克混淆了比较主义者关于直喻的核心论题。冯艳霞（2014）进一步指出，布莱克对直喻及其字面意义的比较持有典型的还原观点，那就是既然隐喻是浓缩的或者省略的直喻，而直喻是关于字面意义的比较的陈述，因此，就可以将隐喻还原到关于字面意义的比较的直喻那里，从而实现了还原性的“代替”。实际上，比较主义者将隐喻等同于其省略的直喻，不是进行还原的过程，而是表征隐喻的象征性意义的过程，隐喻是省略的象征性的比较，是非还原的过程，不是布莱克所认为的替代的过程。为此，冯艳霞建议比较主义者需要说明如下两点：第一，假定隐喻可等同于其省略的直喻，说明如何实现隐喻的象征性意义与直喻的字面意义的等同？第二，如何避免隐喻的象征意义的无用论？
索斯吉斯等（Soskice & Harre，1995）指出，首先，比较理论中所依赖的相似点是比较特性中先前已经存在的相似点，它未能说明如何帮助人们发现或理解到原先未引起注意的那些相似点。
其次，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有关特性的等同的关系，那么所谓相似关系究竟是什么？因此，应该对“相似性”做出界定，它是对称的？是反射的？是及物的？是“要就有，要就没有”的关系？或者，有的特性更为相似或者更为重要？这些都是需要比较理论回答的问题。
再次，为什么只有一部分的特性从修饰词映射到主语上，而不是其他具备映射条件的特性？例如，威（Way，1996）提供这样的例句，“My doctor is a butcher”（我的医生是屠夫）。主语和修饰词共享许多特性，两者都是人，都穿白大褂，都用可切肉的刀具，都在清洁的环境中工作，都懂得对动物解剖的知识，都为了谋生，等等。但入选的特性只是操作工具相同，不是其他特性。我们也不能从重要性来解释，往往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不构成比较的内容，难怪舍尔（Searle，1979：106）指出相似性是一个空洞的词语。隐喻的比较理论建立于这样的认识，隐喻可以对主语和修饰词所具有的特性之间预先存在的相似点做本义的比较。既然这些特性的相合或不相合，依赖的是分析不清的相似点，比较观点不能解释当特征不等同的时候，如何发现相映合的相似点？因此，比较观点不能将有关隐喻的认识完全建立于未经分析的相似点的关系上。
最后，根据古德曼（Goodman，1972）的观点，只有两个事物具有相关的共同特性，才能说两个事物是相似的。然后，特性的相关是因语境而不同的，也因进行比较者的目的而有不同。因此，相似性是非常不稳定的关系，不能作为解释类推、归纳、范畴化和隐喻等其他过程的基础条件。只有我们在解释清楚人们处理新信息时如何引入相关信息，才能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以本义为基础的隐喻理论是有缺陷的，隐喻陈述在意义上不等于对相似点的本义陈述，因为两种陈述的真实条件不一样。为了理解，比较理论要求其底层的明喻应当是对相似点的本义的陈述。如果明喻陈述是为了解释隐喻，本身也是隐喻性的，或者是修饰性的，这样，就陷于循环解释了。例如，
[13] Juliet is the sun.（朱丽叶是太阳。）
罗密欧说这句话表述他的日子（生命）是由朱丽叶开始的。如果用明喻解释，便是
[14] Juliet is like the sun.（朱丽叶像太阳。）
如果我们应用“S在R方面与P相似”这个公式说明“S是P”，那么，如何解释为“S是R”？显然，例[13]不是以下两例中的任何一个。
[15] Juliet is for the most part gaseous.（朱丽叶绝大部分是气体。）
[16] Juliet is 90 million miles from the sun.（朱丽叶离太阳有九千万英里。）
为此，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曾就比较理论总结三点：
（l）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是就语言而说的，未涉及思维和动作问题。在他的理论中，没有隐喻思维或隐喻动作。
（2）以“A是B”形式出现的隐喻是语言表述，其意义与“在C，Y，Z诸方面，A像B”的语言表述相符，这里，“在C，Y，Z诸方面……”表示我们所谓的“孤立的相似点”。
（3）因此，根据比较理论产生的隐喻只能描述已经存在的相似点，不能创造相似点。
吉伯斯（Gibbs，1992，1993，1994）、达斯加尔（Dascal，1987）、莱可夫（Lakoff，1987，1988，1993，1994）、印斗基亚（Indurkhya，1987，1992）都谈到本义具有多重性，可归纳成以下几个类型：
（1）常规的本义，即日常的常规的语言，与诗歌、夸张、讽刺、间接言语行为等相对比。
（2）主题内容的本义，在谈论某一主题或语域时一般使用的表达词语。
（3）非隐喻的本义，或有直接意义的语言，不需要依赖第二个词语（或概念）便可理解的词或概念。
（4）真值条件的本义，指真实世界中所存在事物的语言，可判断其真假。
（5）语境自由的本义，一个词语的本义就是在“零”语境下的意义。
比较理论坚持隐喻的对称性。然而，由于人们是按共同特性解释的，必然出现义域不一致的问题，同时难以坚持“B像A”的立场。从模型化的观点看，这种对称相似性无疑是理想的，遗憾的是即使做粗略的实证调查，也无法加以证明，于是出现非对称性现象是隐喻特征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使用的方向非常敏感。原因之一是隐喻常被用来为一个先前不存在的概念提供特征，或加强原先未予以考虑的特征。（Ortony，1979；Weiner，1984）奥托尼把这种效应称为“Salience Imbalance”（显著性的不平衡）。例如，水手们常把自己的船只热情地叫作“她”，以软化船只固有的金属所带来的冷感；如果把“妇女”叫作“战舰”，得到的是相反的刚毅的效果。同样，一个海盗可以充满感情地把自己的战斧看作是“忠实的女人”，但把自己的老婆看作“战斧”，绝无满怀感情之意。在这个基础上，褒义和贬义是一个不等同的问题。
舍尔（Searle，1979）认为，在产生和理解隐喻语句时，并不是非要两件可供比较的事物，如：
[17] a. Sally is a block of ice.（萨莉是冰块。）
b. Sally is not a block of ice.（萨莉不是冰块。）
例[17]的否定句“Sally is not a block of ice”，一样是隐喻语句。为此，舍尔认为，对隐喻做出解释，便是要说明说话人和听话人如何从直义的“S is P”进入到隐喻语句“S is R”。
比较理论从理论上未能说明，隐喻给主体提供了新的信息，如：
[18] That film was like a sermon.（那电影像讲道。）
对一个没有看过或听说过例[18]的那部电影的人来说，先入为主的想法为这部电影不应具备“sermon”（讲道）的特征，即这个隐喻会携带“道义”的或“说教”的内容。因此，要在电影和讲道中寻找共同特性是徒劳的。
从实证上来看，比较理论未能说明为什么实证比较是可逆转的（如“老虎像猫”和“猫像老虎”），而隐喻和明喻则不行（如“a job is like a jail”[工作像监狱] 和“a jail is like a job”[监狱像工作]，也不能说明隐喻表达 [ X is Y ] 比明喻形式 [ X is like Y ] 理解起来更快）。
为此，有些学者提出“特性修饰观”（the property attribution view，Glucksberg et al.，1997；McGlone & Manfredi，2002）。这个观点认为隐喻似乎应按“范畴内含的陈述”（Category Inclusion Assertions）去理解，在这个陈述中，主体，如“that film”（那电影）被赋予新的范畴，如“moralistic discourses”（说教性话语），由喻体，如“sermon”，提供举例和命名。这个“修饰性范畴”（Attributive Category）提供可归属到主体的合适的特性。喻体词语因而起到双重的所指功能，一为本义所指（真实的讲道），一位被举例的实体范畴。这可以说明隐喻喻源的双重指称，使语言使用者能扩展他们的语库，对那些尚无词汇化标记的概念范畴给以名称，如“灾难性的军事干涉”“说教性的语篇”（讲道）等。
莱可夫（Lakoff，1987，1993）和吉伯斯（Gibbs，1994）对比较观点的批评着眼于这个观点未能抓住隐喻对人类思维的核心作用。他们认为人们对情感（如爱情）的理解和许多抽象概念是通过隐喻建立于更具体的概念（如旅行）上，如：
[19] a. Love is a two-way street.（爱情是双向的街道。）
b. We may have to go our separate ways.（我们可能要各走各的路。）
c. Our relationship has been a rollercoaster ride.（我们的关系一直是云霄飞车。）
隐喻既然是将两个词语的意义不相似的概念，通过想象进行比较，在理解上必然比明喻困难，即使像“my car beetles along”（我的车像甲虫爬行）那样的不很高明的隐喻，接受者不一定跟得上使用者的用意，他要自己去想象和完成这个作业。因此，不存在简单的“比较”或“类推”。在隐喻中，一个成分往往像X那样，渗透于或作用于另一个成分。接受者自己也动些脑筋，参与隐喻的解读，才能真正对准目标。（Hawkes，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