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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绪论中谈到，人们对隐喻的定义不尽相同，这涉及对隐喻实质的认识。复杂的是学术界对隐喻实质的认识也各有侧重。在这场持久的理论拔河赛中，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认为隐喻的基本作用是组织我们的概念系统，以认知为中心；另一方认为隐喻仅起变异的效应，在隐喻理解中起到装饰和情感作用。艾科（Eco，1984a）曾把这两派观点总结如下：
（1）语言的本质和起源是隐喻的，隐喻的机制确定语言活动以及此后的每一条规则或规范，其目的是统一活动，减少把人界定为符号动物的隐喻潜势。
（2）语言（和一切其他符号系统）是规则制约的机制，是一台可预见的机器，它规定什么短语可以生成，什么短语不能生成，并规定从中生成的短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正确的”，或被赋予意义；隐喻对那台机器的关系可导致它损坏，或运转不灵，同时驱动语言的更新。
大致说来，早期的理论集中于三点：第一，隐喻的实质是替代，以同义域里的一个词语替代另一个词语；第二，隐喻的实质是比较，对分别来自两个义域里的词语的相似性经过比较建立联系；第三，隐喻的实质是互动，两个分属不同义域的词语在语义上互相作用，最后产生新的语义。在本章中，我们先讨论隐喻实质的替代理论。
隐喻中的替代，严格地说，指用一个事物直接替代另一个不相干的事物，或者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这种替代关系。举例如下：
[1] We have to destroy her story.（我们要破坏她的故事。）（ Newsweek Feb.8，1999）
[2] Maybe the story will evaporate overnight.（也许这个故事一晚便会蒸发。）（同上）
[3] 只有深刻体味过创作的 酸甜苦辣 的编辑，才会有如此宽广的 胸襟 和对艺术细微的 体贴 。（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例 [1] 讲克林顿夫人在一次社交场合，对在场的一位女士滔滔不绝地大讲其性解放的经历觉得不堪入耳，便跟朋友们示意不要让她讲下去了。“不让讲下去”的基本意义是让讲话“停止”或“结束”，它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如“end”“stop”“put an end to”“close”等等。“destroy”（破坏）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的语义为“stop”或“end”所涵盖，因而可以替代这些词语的意义。例[2]的内容讲的是把美国闹得满城风雨的克林顿总统的绯闻也许一晚上就“蒸发”了。“evaporate”（蒸发）是“消失”的下义词，说“蒸发”也就是说“消失”，形成词语的替代。例[3]中的“酸甜苦辣”在语义上包括创作过程的各种感受，暗指对创作“一切过程的感受”，意义相等，也实现了替代。像“胸襟”和“体贴”都是隐喻用法，不再赘述。下面的例[4]也是同一层次的替代，其同类关系比例[3]更为清晰。差别只是前者通俗，后者正规。
[4] a.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接生婆。（沈石溪：《再被狐狸骗一次》）
b.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助产士。（同上）
上述的隐喻替代理论始自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说：“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名词替换，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四类隐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个词语代替另一个词语。前三种更为清晰，第四种类推通过比例关系或类推，只是程度上更复杂而已。兹分别介绍如下。
（1）以属代种，或以上代下，即用上义词代下义词。
[5] There lies my ship.（我的船躺在那里。）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解释，“lie”（躺着）是属，“lie at anchor”（抛锚停泊）是种，前者所指范围更广，其语义涵盖后者，但在这个句子里前者的语义等于后者，或替代了后者。
（2）以种代属，或以下代上，以下义词代上义词。
[6] Truly ten thousand noble deeds hath Odysseus done.
（奥德修斯做了足足一万个伟大业绩。）
在本例中，“ten thousand”（一万）这个数字在语义上下属于“a large number”（大量），因为“大量”可以是上百，上千，也可以是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因此，前者是种，后者是属，但前者实际上要表述的是大量的意思，因而在例[6]中以种代属。
（3）以种代种，或互代，以一个分类学上同一层级的词代替另一个词。
[7] With blade of bronze drew away the life.
[8] Cutting off the water with unwearied bronze.
这里，例 [7] 中的“to draw away”（从中抽出）用来代替“to cleave”（裂开），而例[8]中的“cutting off”则用来指“to draw away”之意，两者都是“taking away”（取走）之意，在同一层次，可谓以种代种。
由于这些词语多半是在本义域内或是以大喻小，或是以小喻大，意义无多大变化，美学价值不高。譬如我说自己是北京大学的“老师”或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交际中往往是可以替代的，因为“老师”的语义可以涵盖“教授”，“教授”就是“老师”中的一类，使听者很容易理解用以替代词语所要表达的意义。现代修辞学已将前两类作为“提喻”（Synecdoche），指以部分代替全体，或以全体代替部分，类推在概念上也与隐喻有所不同，因而只有以种代种或互代可以勉强接受。即使如此，它应当受跨义域的制约。
就亚里士多德上述观点本身而言，有一定特点。
首先，他在介绍隐喻的四种类型时，举的都是词类，名词也好，动词也好，都是以词语为中心的。窥其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在概括诗学风格或修辞方法的框架下研究隐喻的，着眼点是词语的修饰。甚至在今天，布罗克—罗斯（Brooke-Rose，1958/1970）还在按这个方法对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如何建立隐喻联系的规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她把名词隐喻分为五个范畴：
（1） 简单的换置 。隐喻的正常词语被换置了，由接受方去推论该是什么意义。具体说，B替换了A，接受方凭词语语义上的联系，推论B指的是没有出现的A。
（2） 指示词 。在隐喻中提到了正常词语A，然后由隐喻B替换，往往有某个指示词指明两者有替换关系或语义上的联系。
（3） 系词 。像A is B的直接陈述中，使用了系动词“be”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也可使用“seem”“call”“become”等词。
（4） to“make” 。通过第三个词语C作“make（使）A成为B”的陈述，因而接受方能从B找到A的语义。
（5） 用所有格连接 。将喻体名词通过“of”连接到本体名词或不一定是明显的本义的第三个词，这样，B或是C的部分，或从C衍生，或属于C，从这个关系我们可以推及A，如“the hostel of my heart”（我心脏的宾馆）是指“my heart”（我心脏）的所在，那就是通过“hostel”（旅馆）隐喻心脏所在的“身体”。
其次，亚里士多德在区分隐喻的种类时由于采用了属与种的概念，他引入了类型层级的概念。在创造隐喻时，将一个词语的意义转移到另一个词语，必然涉及概念现象，说话人可以。
（1）沿层级往上寻找更一般的词语；
（2）沿层级往下寻找一个更特指的词语；
（3）在同层级之间活动，寻找一个特指意义相同的词语。
这样，要确定类型，要确定层级，离不开对词语意义的分析和归类。这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强调形式的同时，注重了形式与意义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类型层级的概念在计算机处理隐喻时至今仍被采用。（Wilks，1978；Way，1991）
不过，明确提出隐喻“替代论”（Substitution Theory）的应数公元1世纪古罗马语言修辞研究者昆体良（Quintillian）。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用一个词去替代另一个词的修辞现象这个观点，做了精要归纳和总结，隐喻研究的“替代论”也由此而形成。（刘芳，2010）
人们在肯定隐喻的替代作用的同时，随着认识的提高，也看到它的局限性。
亚里士多德的意义理论使他误认为词义就是实体，既是思想上的，也是真实的。因此，他区分歧义和隐喻，把歧义看作是不理想的语言使用方法，隐喻是理想的使用方法。他不顾这样的事实；在隐喻中使用的词语在本义和隐喻用途之间实际上是歧义的。例如，布罗克—罗斯（Brooke-Rose，1958/1970）的分析方法虽然精确，有的地方有独到之处，但人们对它的实用性表示怀疑。对这些范畴的知识是否有助于我们对诗歌提供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反应？
亚里士多德如此强调类型层级在隐喻产生和理解过程中的作用，其结果是看来很方便的和人为的隐喻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本来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本义表达方式，现在经过隐喻的替代，会增加接受者的理解困难。亚里士多德把隐喻理解的负担推给全能的类型层级去了，他期待每一个隐喻都可以经由单一的发生过程得到解决。这种古典的对知识表现的观点，已不能为当代的范畴理论所接受。（Rosch & Mervis，1975；Lakoff，1987）范畴化的原型理论表明早期人类对范畴的划分不是很科学的，是从对事物表征的描写逐步精确化，细致化。而莱可夫的理论则强调语言的隐喻是人们在思想上建立了联系，不是基于词语的类型层级。
由此又引出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区分辞典意义和百科全书意义。前者强调辞典提供了词语的基本意义，后者提供该词语延伸更广的意义。这是为什么本领域内的词语可以互相替换的原因。事实上隐喻不能机械地产生，只能是以现有特性异同网络为基础的“丰富文化框架”形成。隐喻是容许我们更好地理解百科全书意义的工具。（Eco，1984a）
亚里士多德虽然认识到隐喻的修饰功能，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润色的工具，但他未能充分认识到隐喻既是语言的文体特征之一，也是语言的认知特征之一。他未能清楚地阐明，隐喻能向他人传输不能用“标准”语言翻译的思想。在他的框架中，未见到论述隐喻是作为人类交际的一个主要特征。
由于隐喻被看作个体的操作，它们本身没有表达地位，因而在形成概念结构过程中不能起到积极的概念施动者的作用。譬如说，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没有隐喻的系统的归属（如空间隐喻），而这是我们对世界的常识理解所不可缺少的。（Lakoff & Johnson，1980；Veale & Keane，1992a，b）
由于隐喻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没有清晰的表述，它们主要存在于知识使用的规则中，而不是知识本身。事实上，许多构成类型层级的个体关系本身可以是隐喻的。例如“to stand at anchor”（抛锚）是属的表达“to stand still”（站着不动）的一个种，那么，“to feel ill”（感到有病）和“to feel unhappy”（感到不高兴）各自应当是属的表达词“to feel down”（情绪低下）的一个种，而“to feel down”应当是方向隐喻的一个实例。这里，亚里士多德把知识表达和知识用途混淆了。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有关隐喻的讨论在《诗学》和《修辞学》中观点时有冲突。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把隐喻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不是一场空虚的词语游戏；另一方面，他把隐喻的地位压低了，用过分简单的个体发生词语描述隐喻过程。实际上，他有时将隐喻降低到谜语或词语游戏的境地，对隐喻的理解只是破谜而已，隐喻对任何哲学或科学推理一无用处。
隐喻如果只是词语的替代，意味着它仅仅建立在语言的纵聚合关系上，而漠视语言的横聚合关系。实际上，有的隐喻要通过横聚合关系才能表达完整的意义。
例 [1] 的“We have to destroy her story”这句话的隐喻义不限于“destroy”这个词，而是通过“to destroy her story”整个动宾短语来体现的。可见，横聚合关系有助于识别隐喻的范围，分析和解释相应的结构，并起到过滤器的作用，对隐喻的语义解释具有一定的指向性。（朱小安，1998）当然，它也离不开当时的具体语境。
所有的各种版本的替代理论都有共同的信念，隐喻是可以按本义说某事的方法。这是格式塔理论所不同意的。后者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凡用隐喻表达的东西不能用其他方法表达。经隐喻影响的语义结合是新的独特意义。当代评论家多数接受这样的立场，修饰词语（喻体）给主要主语（本体）扩展了语义。（Soskice & Harr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