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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认知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所共同认识到的和关注的课题。所不同者，有的学者认为对语言的认识只要让说本族语者就是否合乎语法做判断，或对普遍语言和特定语言的形式结构做假设即可；另一些语言学家和认知科学家认为，语言是用来构建和交流意义的，是了解人类思维的窗口。（Fauconnier，1999）
本书采用后一途径，突出隐喻在语言和认知之间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就是说，今天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已不仅仅是修辞学中与明喻、夸张、顶针等并列的一种修辞手段，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语言发生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我们要认识和描写以前未知的事物，必须依赖我们已经知道和懂得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有时还要发挥惊人的联想力和创新力。这个认知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它把熟悉和不熟悉的事物做不寻常的并列，从而加深了我们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
在探讨语言、隐喻和认知这三者关系之前，为了使讨论能够集中，有必要先做几点说明。第一，这里所说的“语言”是自然语言，不包括手势、舞蹈语言、音乐语言、数学语言等副语言。第二，这里所说的“隐喻”，指的是以自然语言为表达方式的隐喻，不包括视觉隐喻（如“镰刀与斧头”的图像使人联想起劳动人民）。第三，这里所说的“认知”指的是通过自然语言对世界的认识，不包括“刮风就应关窗”这样的来自生活直接经验的知识，也不包括“口渴就应喝水”这样的出于生物本能的需要。
如果说认识到工具和火的功用是人类祖先智慧最早闪现的火花，那么通过语言沟通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并传递继承人类的文化，可以说是我们祖先的又一伟大创造。而当语言由口头语言发展到书面语言时，人类进入了有史文明的阶段。由于不同言语社团使用不同语言，对世界的认识不尽相同。反之，世界通过语言的折射，使我们的认知有时也有不同，包括语言表达上的不同。萨丕尔—沃尔夫（Sapir-Whorf）的理论基本上反映了语言与认知的这个特殊关系。我把以上的认识归纳成以下图式：即语言是沟通认知与世界的主要手段。在文明社会中，语言已构成文化的最主要成分，现代文化更多的是语言的沉淀。
世界如此之大，人们如何利用语言来有效地认识世界呢？这就要对无穷的事物根据一定性状进行组合归类，这就是范畴化。学者们发现范畴化有一定的普遍性，如伯林和凯（Berlin & Kay，1969）通过对色彩词的研究，发现一个社团如果只能识别两种色彩时，那都是黑白二色；如果能识别三种色彩时，这三种色为黑、白与红；再进一步区分第四种色，或绿或黄；如是区分五种色彩，则黑、白、红、绿、黄齐全。
嗣后，罗绪（Rosch，1974）将伯林和凯的发现扩展至其他范畴，提出了原型理论。她认为，人类先是根据自然原型区分范畴，而不是分析事物的特征或做抽象分类。这个理论可说明语言本义的起源，指出人的认知过程首先是根据外部世界的自然形状区分范畴的。麦考马克（MacCormac，1985/1989）认为，罗绪的观点与早先把词作为模糊集合中的语义标记的关联而形成的观点没有冲突。模糊集合的成员在语义标记上有程度上的不同。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和发展。认知语言学的主导意见认为认知影响了语言。例如，人们描写时间的语言反映了人们对时间的切身感受。根据这个认识，这个关系应转化成如下示意图。
不料，最近的实证研究又进一步发现，语言可能促进了知觉范畴的获得（Steels & Belpaeme，2005），也可能影响了范畴化过程本身（Ji et al.，2004）。
就认知与语言到底孰先孰后这个问题，生命科学也未能给出明确答案。人类具有左右半球组成的大脑，这一点是清楚的，但科学家发现人类的左右脑主听觉区和韦尼克区神经元灰质和白质，又进一步发现左脑两个脑区的灰质和白质体积明显大于右脑的对应区域，这些为承担语言等复杂功能提供物质基础。（帅兰、龚涛，2013）
根据这个情况，我现在倾向于把认知和语言关系以下图表示：
但是关于语言与认知的关系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以上的讨论还只是静态的描写，那就是说，一定的语言符号表达一定的自然范畴。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因为世界是变化的，认知是不断深化的，一定的语言符号如何表达一定知识以外的自然范畴呢？如何表达人类过去没有认识到或发现的自然范畴呢？人们如何通过似乎是常规的语言表示不是常规的事物呢？
这就要引入隐喻化这个概念。
在上节中我们已看到语言是动态的、变化的、发展的。语言如果是静止的，我们的认知不可能深入、提高。那么，语言是怎么变化的？
导致语言变化的触媒是隐喻。一代人的隐喻是后一代人的常规表达。譬如说，“针眼”在今天无疑是常规语言，但早先是作为隐喻使用的。
隐喻究竟是什么？如何知道我们使用语言时，有些词汇或语句是隐喻，有的不是隐喻？回答这些问题，有以下一些理论可供参考。（MacCormac，1985/1989）
西方修辞学最早把基于相似性的比喻叫作隐喻，因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隐喻看成是对语言的修饰，如他在《修辞学》中指出“灵巧地使用隐喻的能力意味着对相似的一种领悟”，“如果它不包含相似性，它就不会被接受”，因此它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它的修饰性。它是词与词之间的替换，是一种可有可无，只是增加语言表达力的一种工具。
这个理论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说明抽象性的喻体。
张力理论原先始于维姆萨特的《象征与隐喻》（1954）一文，从哲学角度分析隐喻。维姆萨特指出隐喻的两极之间存在区别，而区别中便存在张力，如果没有这种张力，就不存在诗的隐喻。这里包含着哲学中对立统一观点，两者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不过西方学者偏向于从“对立”出发看待“张力”范畴，始终强调异质因素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而中国学者对“张力”的理解则大致基于“统一”视点，即更多关注构成张力的异质因素间的辩证统一所生发的文学作品的“整体感”。（杨果，2013）
具体到语言与隐喻的关系，由于隐喻乍看起来往往是不合语法的，不真实的，或不熟悉的，读者或听者碰到隐喻便会产生不自然的反应，即张力感。但这样的隐喻经过连续使用，张力感会消失，真值感会增加，语句会被认为合乎语法而成为常规语言。隐喻的语法性和真值决定于张力感的消失；这是情绪效应的功能，它不受制于自立的规则。这种理论的优点是：隐喻可传达情绪感受，诱发激情，其手段是将隐喻的所指和认知内容做反常并列。
冲突理论认为，隐喻不一定非是译述或类推不可；即使隐喻的陈述是虚假的，仍可以是有意义的或有见识的。由于语义上的不规则，它必然是虚假的（指两个所指的某些性质之间不真实）；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情感表达中具有意义。但不能因此把整个隐喻看作是虚假的。如说“他是狐狸”，把人陈述为野兽显然是虚假的，但就“狡猾”的意义来说，说话人表达的意义不一定是虚假的。
持本理论者认为，隐喻是有意构造虚假，以促使新的见解得以表达。如果用真实的陈述来说隐喻，根据这个理论，隐喻就不成为隐喻了。正如英国著名文论家里查兹在《修辞哲学》（Richards，1936）提出的“远距”原则：如果要使比喻有力，就需要把非常不同的语境联在一起，距离越远越好，即使它们的连接是完全违反逻辑的逻辑，那就含义更见丰富。（赵毅衡，2009）
持保留意见者提出，就真假值来说，最好把隐喻看作具有流体特性，其性质不一定是非真即假。
变异理论认为，隐喻之不同于类推在于语言的误用。隐喻试图将具有对立语义选择标记的词在语义上组合，因而隐喻常在语义上出错。如“The telephone is my umbilical cord to the world”（电话是我与世界的脐带）中的“telephone”是一个制成品，谓语不应当是人体的器官“umbilical cord”。
本理论的结果必然会将语言世界分为按语义规则操作的常规语言和有意违背语法但产生有见识结构的隐喻世界。但这两个世界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有联系的，如隐喻消亡后成为通常语篇的语料。由于隐喻在语言中如此广泛渗透，任何不含隐喻的语义理论或语言学理论会是不充分的。但本理论的不足是未能对语义变化做出解释。
这是麦考马克（MacCormac，1985/1989）的观点。他认为，使用变则一词，说明许多隐喻的所指并列似乎是矛盾的和不合语法的，也说明这样的变则可能在受众中产生情绪上的张力。但这绝不是非常严格的矛盾（虚假），也不一定是完全不合语法的。
在这个理论中，麦考马克介绍了维尔赖特（Wheelwright，1962）对“表述力”（Epiphor）和“提示力”（Diaphor）的区分：
要说明的是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单纯的提示性隐喻是没有的。所有真正的隐喻应当两者具备。
在此基础上，麦考马克提出，如集合中无中间值，则属于经典的二价逻辑（2-valued logic）。但如果所指的值在提示力和表述力之间，则有程度的不同。这是他的四值逻辑的基础。四值逻辑的提出可以消除隐喻所指的语义标记之间的冲突。例如“The locomotive is in bed”中的“The locomotive”可以是真的机车，也可以是某人的绰号；如果是前者，那么“in bed”就有真假之分，这里的“bed”不再是卧室里的“床”，而是停放机车的厂房。这些都要通过分析四个参数来确定语义。
除理论上的不同认识外，有关语言和隐喻关系的讨论还有：
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认为，隐喻首先是思维问题，隐喻语言只是派生的。这就是说，隐喻性语言是隐喻性思维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弄清隐喻中的两个所指项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知道这两个所指项？两项中哪一个是本义？哪一个是修饰义？修饰项的特性如何转移至本义项？这些意见说明隐喻应当在语言的不同层次上研究。（Forceville，1994）
约翰逊等人（Johnson & Rosano，1993）报道的研究成果表明，对英语隐喻的认知复杂程度和理解不受母语或第二语言差别的影响，但对受试者都按第二语言测试时，发现对隐喻的理解能力与受试者第二语言的水平有正相关。
在上述各节中，我们认识到人类通过大脑思维对客观世界产生反映和记忆，通过范畴化导致语言的产生，并进一步增加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也了解到隐喻的概念有助于语言对客观世界不同事物和意念进行比较和建立联系。这就涉及对隐喻和认知之间关系的进一步了解。
对隐喻与认知的关系涉及较多方面。1999年4月，英国爱丁堡大学召开“隐喻，人工智能和认知”会议，有以下专题：
—处理常规隐喻；
—处理新隐喻；
—在语句、图画和图形中发现隐喻；
—提取隐喻意义或内涵意义；
—基于隐喻的推理；
—生成隐喻语句、图形等；
—隐喻语句的翻译；
—隐喻与类推的关系；
—隐喻与本义的关系；
—隐喻在语篇中的频率；
—隐喻与词库的关系；
—隐喻对理解，学习等的影响；
—在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学科中的隐喻观对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研究的影响；
—隐喻与表达或认知的其他非本义形式的关系。
在国内，李福印和秦进平（2007）曾就1980—2004年的25年间有关研究做过系统调查和分析。两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认知隐喻研究的转向，内容涉及概念隐喻、认知与辞格、转喻的认知本质、认知语用学、隐喻与文化、象似性，以及文体学、叙事学等交叉学科。
不难看出，认知导致隐喻思维的产生，隐喻则对认知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对隐喻的认识亟待深入。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对隐喻性的认识，方式是研究隐喻的两个所指项的相似性。
格勒克斯堡和凯瑟（Glucksberg & Keysar，1990）指出单纯的相似性不能说明隐喻性。隐喻不是隐含的明喻或可由范畴包含的陈述。隐喻的本体被赋予有待确定的范畴，即喻体，它同时又是该范畴的原型式。
吉伯斯（Gibbs，1992）对上述二人的观点做过评论。他指出，隐喻的两个所指项不是临时的偶然的范畴，而是反映人们长期记忆中先前存在的概念的映现。按照他的报道，认知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话语分析已提供了各种不同的证据。
格勒克斯堡等人（Glucksberg et al.，1992）的反应是：有范畴内含模式的重点应放在概念结构上，这是隐喻理解过程中在工作记忆所构筑的和可及的结构。他们同意可能存在着与先前储存的隐喻的映现，但这种映现不一定可及，因而不能在任何已知语境中使用。为此，他们建议概念隐喻只有在一个隐喻被解释后才能识别。
在隐喻产生上，最常见的解释为计算机隐喻（Computational Metaphor）。这个理论把人的大脑隐喻为计算机，是硬件，把人的思维隐喻为程序，是软件。
在此基础上，皮尔欣（Pylshyn，1980）根据人工智能观点，把机器隐喻为能思维的人，从而产生“互动隐喻”（Interaction Metaphor）理论，认为隐喻的双方都发生了变化，从计算机（物）一方，它除了能做理性演绎外，要考虑能否表达意图和感情；从思考者（人）一方，他是否具有计算机的演绎能力。由此可见，对隐喻的生成和认识需要具有将平常互不相关的所指的性质联系起来的能力。这里，皮尔欣的理论忽视了本义地理解欧几里得几何学会造成的后果，即长度的绝对性已为20世纪的相对论所粉碎。
与此相关的为莱可夫的基本隐喻（Basic Metaphor）模式。这模式的基本前提为使用隐喻作为见识和直觉。
最为绝对的观点来自土尔贝尼（Turbayne，1970）。他认为所有语言是隐喻的，作为有关世界理论的常规语言意味着其底层为基本隐喻。不管我们对世界、科学、诗学或隐喻如何认识，这些不可避免地都是隐喻性的，因为我们从来不是对本义的或真的事物做“本义的”介绍。要描写确实真的东西，我们不可避免地依靠中介的手段，例如词，当这些词被连贯地组合在一起，这意味着设定一个作为它们结构的组织特征的基本隐喻。
莱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80）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说：隐喻部分地构筑我们日常的概念，这个结构反映于我们的本义语言。许多我们称之为本义的语言实际上是“隐喻的”。
自然语言的隐喻特性使得单纯按本义语言来解释意义是不可能的。它也不能对隐喻做解释。这类的例子有“Argument is war”（辩论是战争）、“Time flies”（时间飞逝）、“Theories are buildings”（理论是建筑物）等。就本义而言，争论与战争，时间与飞行，理论与建筑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对莱可夫和约翰逊来说，死隐喻是那些孤立存在的隐喻，如“the leg of a table”（桌子的腿）中的“leg”；活隐喻之所以“活”，因为它们在常规语言中，可作为隐喻整体表达的部分。活隐喻不仅是整体性的，也可扩展至新的情况，在推理和行为中使用都合适。因此，区别两者很重要。
构筑我们行动和思想的整体性隐喻的概念可见之于：“wasting time”（浪费时间）、“attacking positions”（攻击立场）、“going our separate ways”（各走各的路）等。就其基本意义说，它们是“活”的；它们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但在英语词汇中它们的使用已固定为惯约，使它们不再是活的。即使如此，这个理论对隐喻语句和非隐喻语句仍没有提出区分办法。
莱可夫和约翰逊还有一句名言：“隐喻的本质是以另一件事和经验来理解和经历一件事或经验。”麦考马克（MacCormac，1985/1989）评论说：这个定义太泛，可适用于对任何语义的解释，如人们常以一个词或一个经验来联系另一个词。但语言分析家的任务是如何将一个隐喻从另一个隐喻区别出来。莱可夫和约翰逊对抽象理论（Abstraction Theory）持反对态度，认为它不能解释隐喻，因为这个理论企图寻求一个抽象的概念，能将不同意义适用于同一个隐喻。如“Love is a journey”（爱情是旅行）。麦考马克指出两位作者误解了抽象主义者的立场，把抽象主义者的立场处理为他们支持静态的普遍的概念，而这样做使语义不能延伸以适应涉及同样概念的不同隐喻。
为验证上述理论，应用心理学家做了许多实验，以探索人们对区分本义语言和隐喻语言的能力。多数实验证实受试人需更多时间处理隐喻语言（Keysar，1989；Onishi et al.，1993；Gregory，1993），但也有差别不大的报道（Pearson，1990）。
从理论上，人类社会的语言使用者都能运用隐喻。里德（Read & Cathy，1993）的生态说（现实说）表明：隐喻起源于对世界感知信息的共鸣。人们发现不同种类之间的结构或动态的特性，将本体转换至喻体。这里的世界实指语境，说明隐喻创造与语境的激发有关。沃斯尼亚斗（Vosniadou，1989）曾就儿童能利用语言和情景语境提供的信息来讨论隐喻句子的意义做过实验。他发现儿童从情景语境的得益大于语言语境。随着知识的加深，儿童对两种语境的依赖减弱。这就是说，更多地依靠长期记忆了。这就要从“因时因地因人”中的“因人”这个因素去探讨。
同样是语言使用者，为什么有的人能更多地使用隐喻？有的人则不？那是因为各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不同。这种认知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语言使用者的长期记忆中已经储存了对世界事物各种特性的认识。因此，语言使用者能从眼前的事物特性联系到以前体验过的事物。显然，长期记忆与语言使用者的经验有关，经验越多，长期记忆中储存的事物特性越多，如实验表明有经验的作家往往持续使用修饰性的词语。（Williams et al.，1992）
其次，经验是与日俱增的，这就联系到语言使用者的年龄。实验表明：隐喻理解决定于年龄，更甚于语言背景和家庭背景或移民时间。（Johnson，1991）
经验与年龄是语言使用者的客观条件。具备这个条件，还不能保证语言使用者“创造性地”使用隐喻。目前的研究结果都表明隐喻的产生往往是有的使用者为了表示自己的特定感情，而这种感情已不能依赖常规词语表达。爱德华兹（Edwards，1990）对45个大学生调查发现，对一个题目有更多的知识，强力的感情因素和正确的态度会导致实验者诱发的隐喻陈述。这是为什么诗人自觉不自觉地好用隐喻的原因。对这种情景，学者们称之为“传送隐喻”（Conveyance Metaphor），即把隐喻作为传送自己感情的手段。
同样，隐喻理解过程中，对表层意义（本体和喻体）和底层意义（相似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受试者对意象和感情的打分是与对相似点的理解有关的。（Gibbs & Wales，1990）
人的认知能力影响到对隐喻的创造使用。反之，隐喻的创造使用对人的认知能力也会有积极作用。
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装饰，它含有显著意义的认知表达。隐喻容许人们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进行交际，通过张力情绪的激发，让人们感知符号之间的总体关系，给这些动态关系提供确切的意义，而不是对符号本身。隐喻是聚合关系的，在这种关系中发生语言的内在的动态关系。（Factic，1993）
隐喻也可以扩大人们认识一些尚无名称的或尚不知晓的事物的能力。它能超越单纯依靠以规则为基础的语言的范围。（Muscari，1992）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关“人造卫星”的概念和命名先于人造卫星的制造，这就是为什么诗人离开隐喻很难创作。
阿什仑（Ashron，1994）与孩子一起探讨“死”隐喻和“活”隐喻，引导他们如何重新发现《圣经》隐喻的本来意义。虽然这些隐喻有不少已包蕴于语言和文化之中，失去了它表达隐喻的意义，研究者发现通过解释和使用隐喻，仍可扩展孩子们理性思维的能力。
最后，心理学家已发现，利用隐喻暗示可治疗精神病人。这是隐喻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文献报道也最多。
以上只是对语言、隐喻和认知三者关系的简单介绍。有关细节分见本书各章节。这里，用以下图式做个小结。
如图所示，我们所谓的认知实际上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思维过程，即人们能动地去认识世界；一个是认识的结果，或知识的沉淀，或文化。不要简单地把前者看作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实际上，人的知识是不断深化的，各个语言社团的文化是不断演变的。
就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来说，它是人们感知世界的一个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它也是人们积累知识的手段，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在图式中，也有非语言的手段，但这两者不是对称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语言作为认知手段的作用大大超过了非语言手段。一个人知道在语言中有韭菜和麦苗之分，但不能区分两者的实物是遗憾的，是认知不足的表现。但如果语言中只有韭菜和麦苗那样的词汇，却没有“电脑”“信息公路”“航天飞机”“DNA”“微信”“支付宝”“二维码”等词语，是认知更差的表现，将是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大事。由此可见，语言与认知有紧密的联系，语言和认知都有程度的差别，两者是相存相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反映于语言和认知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如何开拓语言和认知的深度和广度？隐喻起了我们过去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作用。隐喻的作用是在人们用语言思考所感知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时，能从原先互不相关的不同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相似点，建立想象极其丰富的联系。这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新的关系、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由是而生。它是难以用规则描写的。
我的图式还企图说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宏观上说，世界是物质的；从微观上，人的大脑也是物质的。这就是说，没有世界，没有大脑，就不存在文化；没有大脑，就没有思维，就没有语言，就不可能认知。同样，物质与精神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没有人的认知，没有人的对语言和隐喻的应用，我们不能让大脑发挥使人有别于动物的作用，不能主宰这个世界。因此，把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分离，或者把两者关系绝对化，一成不变，都不是科学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