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版前言

《认知隐喻学》终于完稿，从最初小打小闹写些文章，到立下宏志决心写书，以致在古稀之年最终成书，时断时续，前后七八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我把苦的自己吞下了，这里交代一下本书写作过程中的一些插曲，很愿意与读者们分享其中的乐趣。

我看过很多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一个共同的范式是作者在前言中往往都要感谢他/她们各自的导师。我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感谢我的学生。1995年年末，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学即将结束，开始做回京的准备。我当时的学生范文芳（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突然给我发来电邮，说她准备研究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法隐喻”，特别是当时还处于空白状态的“语篇隐喻”那部分。我当时愣了一下，因为过去在同行中曾议论过这个课题，都说语法隐喻这个题目不好搞，不容易出成果。鉴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很少涉猎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又不愿意违背自己指导学生的一个原则：不要以自己的浅薄知识去限制年轻人的发展。文科导师与理科导师不一样。理科导师往往扮演“老板”的角色，拿到课题经费后，招博士生一起干；文科导师经费少得可怜，据说许多学会因交不出10万元基金，被勒令取消学会名称停止活动了。导师养不起学生，学生选题的自由度必然提高。何况在文科更着重培养学生批判创新的能力，于是我同意了她的选题。这样，我利用我在港的最后一个多月时间收集复印一些隐喻的材料，先当起学生。以后的一段日子，我和范文芳合作得很好。我对她的论文是充满信心的。我记得安排她答辩的时候，作为导师我首先放弃了投票表决的资格，不参加评委会；答辩那天，我又放弃了旁听的资格，我不想让她因为我的在场而紧张起来，也不想让评委因我的在场对我的学生有所照顾。那天下午，我坐在另一个房间，平静地等候到她论文顺利通过的喜讯。范文芳完成她的学业后，有一个不平凡的表现，我终生难忘。她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紧张的时候紧张，轻松的时候也会轻松，这时候该是她享受享受寒窗外的美好生活了！她竟然慷慨地把她三年来收集的材料和书籍悉数搬到我家，借给我这个老头“继续好好学习”。于是出现了答辩后学生在窗外唱歌跳舞谈情说爱，导师在窗内埋头读书的局面。范文芳给我的书有Lakoff和Johnson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Lakoff的 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Ortony编的 Metaphor and Thought ，还有系统功能语法学者的有关著作。这些书对我打好隐喻学的基本功颇有帮助。

1996年我主动要求退休，蒙系领导和校人事部的照顾，在暑期办完手续，从此我也要享受享受自由人的生活了。我选择走得远远的，去美国亚特兰大探亲，并观看奥运会。我二儿子胡玮早已在半年前为我和老伴订好乒乓球、女排、体操、举重等入场券。为祖国健儿高声呐喊之余，我抽空从事我的没有压力的隐喻学习，有时还到城里的佐治亚州立大学、乔佐亚理工学院和私立的埃默里大学图书馆浏览一些书报，打印一些材料。这时，一些很不成熟的思想曾经不时浮现，譬如说就所看的隐喻材料满可以写些文章，譬如说这些材料稍加整理可以给研究生开一门课。前者比较实际，我这个人闲不住，总想干些事，动动脑，动动笔；后者很快给自己狠心压下去了，我明白，教课那是下辈子的事了，我已经主动退出了讲台，也没有精力重上讲台了。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复旦大学外文系陆谷孙主任发电邮邀我去讲学，我和谷孙兄曾同去韩国首尔参加过学术会议。我比他年长，他比我学问高。来信中语词恳切，并让我提一些课程给他考虑。我这个人不太会对人说一个“不”字，何况邀请我的是谷孙兄，同时我也可重游故地故居（据父辈说老家原来在近复旦的五角场一带）。于是我接受了邀请，并给谷孙兄报了诸如“普通语言学”“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系统功能语法”“文体学”“语篇分析”“语义学”等十来门课。当时出于私心，给自己装点门面，在所有过去开过的课后大胆地列入了“语言与隐喻”。看来人是不能做亏心事的，谷孙兄心血来潮，我熟悉的课或已有讲稿的课一门都不要我开，偏偏点了“语言与隐喻”这门课。而当时我才写了一两篇文章，讲稿一个字也没有。这岂不是自讨苦吃？退路也没有了。复旦如此名校，学生在全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屡获桂冠，临阵退却今后如何做人。幸好我这个人经过多年培养，成了个老运动员，血压没有紧张得因此升高，从亚特兰大回到北京，老老实实分秒必争地利用去复旦前的几个月的间隙赶紧准备好前一半的课程讲稿。1997年4月到复旦后，边讲课边在招待所准备。我大儿子胡奇给我买的486笔记本电脑还真起了作用。那时我恶性不改，又抽起烟来，在烟雾中寻找灵感。招待所服务员进房做卫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给我提供一些新鲜空气。萌发写书的念头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1998年秋，有位年轻人来找我。我的职业修养第一眼就觉得，来者是读书人。这位年轻人个儿不高，也不魁梧，皮肤白皙，温文有礼，文质彬彬，藏在眼镜后的眼神里不时闪现一股灵气。年轻人自报家门，姓张名沛，山西太原人，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的硕士，导师陆谷孙教授，现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中心随乐黛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云云。他提起一件事，让我激动无比。他说当时在复旦听我“语言与隐喻”这门课的二十多名研究生中，有他一个。他是听了我的这门课后对隐喻产生了兴趣，这次来北大将专门研究隐喻。显然，谷孙兄当时能指定让我开这门课是做对了，而我去复旦讲学的一番努力也总算不负谷孙兄的赏识，不辜负复旦莘莘学子的期望，我非“混混”也。张沛来北大后的开题报告、资格考试和答辩我都应邀参加了。后来，他又来英语系攻读博士后。每当读到张沛的论文，每当与张沛相处，我对他勤奋读书的精神，对他中西贯通、学识渊博，对他深邃敏捷的思维，都极为钦佩。经过五年的磨炼，他在隐喻这个领域已别树一帜，远远把我甩在后面了。我呢，有时会拿他的成就给自己涂金。不过，我还是向张沛请教了不少东西。本书第九章的主题原为“诗学隐喻”，经与张沛讨论后，我接受了他的意见，改为“诗性隐喻”。

原来以为用两三年的时间可以就隐喻研究写本书，却一拖再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国内已出版不少隐喻方面的专著，如前有束定芳博士亲笔签名馈赠的《隐喻学研究》，后有张沛只待印刷出版的博士论文。我要写书未免画蛇添足。另一个原因是退休了，未估计到的事情反而多了。除指导博士生外，讲学、会议、编书、约稿、审稿、作序、参加博士生答辩，以至于给人写出国、提职和科研立项的推荐信，给中学生答疑等，种种计划内的和计划外的任务接踵而至，应接不暇。好几次，考虑到我已没有时间整理书稿，隐约有过干脆放弃的打算，不必为自己套上紧箍咒，有多少时间多少力气干多少活。意料不到的情况又出现了（我一生总是与突然事件相连）。2003年4月起一场震动全球的抗SARS战役开始了！一夜间，一切会议停止了，我的博士生不见了，我常去的邮电疗养院的游泳馆关闭了，北大的百年大讲堂不安排演出了，马路对面的酒吧灯不亮了，我居住的蓝旗营小区不欢迎来访客人了，我们自己进出小区要出示社区出入证，小区的北门不让北大人进清华了……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消息互相传告。我还接到不少国内、国外的电话问候，我努力向他/她们解释我和老伴儿活得好好的；我感谢所有给我来过电话的亲友。真是患难见真情，令人感动不已。回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人人要向组织保证，注意休息，不得浮肿病；现在，足不出户，是得不了SARS的，但我还得给自己保证，不患SARS恐惧症！这样，我在小区内，除了看电视向抗SARS勇士们，特别是医务工作者们致敬外，居然有时间在完成北京出版社的普通高中英语教材立项投标材料之余，开始补写了本书的一些章节，最后还有时间整理了全部书稿，竟完成了数年来所不敢奢想的任务。人的生命有期，人的机遇转瞬即逝。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在抗SARS的战斗期间“抢”出来的，是抗SARS恐惧症的战利品。

作者
2003年7月
北京大学蓝旗营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