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语垄断下的英语

盎格鲁-诺曼统治时期，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在英国处于官方语言的垄断地位。无论哪一个阶层，为了表明自己的高雅不俗，说话时总要用上几个法语词，这在当时已经蔚然成风。当然，不同于巴黎法语，这种法语已在诺曼法语基础上混合了相当的英语元素。而英语却成了下等语言，代表着低贱、平庸，通常流行于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和下层劳动人民群众。英法两种语言并存使用，且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从而给英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当英国正式废除法语，采用英语为官方语言时，英语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不是原来的英语了。它吸收了法语词汇，是古英语与法语的混合体，在语法上摈弃了复杂多变的词尾，并过渡到以词序为组句的基本原则，成为一种崭新的语言，即中古英语。中古英语作为大多数普通英国民众唯一能讲的语言，依然顽强地履行着沟通、交流、记录的重任。在这300多年里，中古英语经历了“元音巨变”“官方文书标准”以及印刷术的引入这三大事件，对日后英语的复兴有重要意义。

1.“元音巨变”

大约从1350年开始，英格兰南部的英语读音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长元音改变了发音方式。整个变化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一直持续了350余年，大约到1700年才完成，也即英语的书写形式固定下来后，元音的发音方式才停止变化。

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是第一个研究这一变化的人，他率先注意到1400年的中古英语与20世纪中期现代英语的读音有很大的区别，其长元音的发音方式与欧洲大陆语言相近，尤其是意大利语和德语，而与现代英语迥异。由于这种语音变化主要涉及元音，尤其是长元音，而辅音却基本不变，因此他把这个变化命名为“元音巨变”（The Great Vowel Shift）。“元音巨变”主要是指所有长元音的发音都提高了一个位置，只有两个高元音/iː/和/uː/是例外，这两个元音如果再提高一个部位就变成辅音了，因此它们就分别变成了双元音/eɪ/和/oʊ/，后来又演变成了现代英语里的/aɪ/和/aʊ/，具体变化请见下图：

“元音巨变”发生的确切原因一直是英语语言学和文化史上的未解之谜。有人认为是由于黑死病后英格兰东南部涌入大量移民，操各种方言的人群汇聚在一起，出于交流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调整各自的发音习惯，那些适中的、调和型的发音在伦敦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规范发音，继而向各地扩散。总之，就是不同口音的人聚集到一起后，不断交流最后形成的折中发音方式。英语能成为世界语和这段历史也有关系。

“元音巨变”也有例外情况。英语中有部分单词发音非常特殊，例如“father”这个单词中的字母a，“to”和“do”这两个单词中的字母o等。由于这些单词都是超级常用词，其读音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即便“元音巨变”也无法撼动它们。

“元音巨变”不仅改变了英语的读音，也改变了英国人对拉丁语的读音，导致英国拉丁语与欧洲大陆拉丁语的读音产生明显区别。正是这种改变，才引发了英国拉丁语的系列改革，同时也引起学者对英语读音的兴趣。

关于“元音巨变”终结的原因可能是书面英语的规范化。元音动若流水，辅音静若磐石。由于元音主要靠口型和舌头的变化决定，这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发音方式，可以轻易地随性改变，而辅音相对来说就稳定得多，但是辅音再稳定，也没有印在书本上的文字稳定。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的干预，像“元音巨变”这样的语音变化原本会一直进行下去，但是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各种文字类印刷品在英国逐渐普及，英语的拼写也因之固定下来，英语的语音转变受其影响趋于缓和，最终停止变化，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规范读音。然而，由于拼写和读音标准化的节奏并非完全同步，导致英语的拼写和读音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然，方言、口音等导致发音产生地域或阶层差别的情况依然存在。印刷术将文字固化到纸张上，录音机将语音固化到磁带上，现代科技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外在环境，在现代语境下。“元音巨变”这种情况恐再难发生了。

2.乔叟与“官方文书标准”

在英语标准化的道路上，有一个公务人员、一套行政机构，在中古英语向早期现代英语的顺利过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是乔叟及官方文书机构。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品有《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乔叟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受过大学教育，精通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1357年开始出入宫廷，后常出访欧洲，在意大利接触到了但丁、薄伽丘等人的作品，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乔叟逝世后，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Poet’s Corner），他是第一位葬于此角的诗人。

乔叟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酒商，乔叟这个姓源于单词“Chaussier”（制鞋匠），暗示其祖先是鞋匠。13岁至17岁期间，乔叟任英王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的儿子莱昂内尔（Lionel，Duke of Clarence）王子夫妇的少年侍从。1359年，参加对法作战时被俘，翌年由国王赎回；1361—1367年，在法学协会受训；1366年，与王后的女官结婚，此后多次代表爱德华三世出使欧洲大陆，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374年，乔叟任伦敦毛皮关税管理员，1382年，兼任酒类及其他商品的关税管理员。1385年，乔叟任肯特郡治安法官，第二年被选为该郡骑士代表出席议会下院会议。1389年，理查德二世（Richard II）亲政后，乔叟又先后担任过王室建筑工程主事和萨默塞特王室森林副主管。乔叟在庇护者失宠期间，被剥夺了官位和年金，经济拮据。他曾写过打油诗《致空囊》（The Complaint of Chaucer to His Purse），献给刚登基的亨利四世（Henry IV），为自己的贫穷申诉。

乔叟身处新旧制度交替时期，是脚跨两种社会的人。他同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不仅是封建社会的逆子，同时还是资本主义罪恶的批判者。一方面，他反封建、反教会，另一方面，又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金钱利害关系进行无情揭露。乔叟以犀利的笔锋尖锐地揭露了教会僧侣们欺诈、贪婪和淫荡的本性，以及愚民政策和“禁欲主义”的本质，勇敢地冲破了宗教思想的藩篱。乔叟讽刺腐朽的世俗统治阶级，对濒于衰亡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乔叟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宣传妇女解放，主张男女平等，颂扬自由忠贞的爱情。乔叟也大胆揭露了新兴资本主义的罪恶。

文学方面，在同时代的主要英国文学家中，乔叟无疑受外来影响最深，但从英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他又最具有“英国性”。尽管其墓志铭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他仍被尊为“英国诗歌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oetry），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他首创的英雄双韵体（Heroic Couplet）为后世的英国诗人广泛采用。除了莎士比亚，乔叟算是英语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

语言方面，乔叟是第一位使用中古英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宫廷作家，此举提高了英语的地位，赋予英语诗意的特质，因而被誉为“英语语言之父”（Fathe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乔叟沿袭继承了由但丁开创的用世俗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传统。乔叟那个年代，宫廷语言是法语，学术语言是拉丁语，英国各地民众之间鲜少接触，各地区所说的方言差别颇大，还没有印刷的书籍问世，英语缺乏统一标准，用英语创作需要勇气。乔叟原本完全有能力用拉丁语或法语创作，但他主动选择用下层人民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扩大了英语的影响力，树立了英语的权威性。乔叟居住在伦敦，使用的自然是英国中东部各郡的英语，而不是英国北部或南部方言。《牛津英语词典》指出许多词都是乔叟第一次记录使用的，例如：acceptable，alkali，altercation，amble，angrily，annex，annoyance，approaching，arbitration，army，arrogant，arsenic，arc，artillery，aspect 等。乔叟的作品虽然比《贝奥武夫》更接近现代英语，但今人要读懂他的作品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元音巨变”可能是造成理解障碍的原因之一，毕竟他的作品大都是元音巨变前的产物。有评论认为，他是推动英语标准化的第一人，对现代英语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此言不假，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以他为代表的“官方文书标准”的形成，对英语标准化起了更大的推动作用。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的官方文书都是用法语写成的。中古英语后期，在1430年左右，英国政府开始发布英语写成的官方文书，从而开启了英语的“官方文书标准”（Chancery Standard or Chancery English）时代，为英语的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英语中的“chancery”一词，是从法语中引入的拉丁词语，原意是教堂或法庭里用来做空间分隔的格子框架结构，后成为欧洲中世纪时期各国普遍设立的官方文书机构的名称。官方文书机构主要负责起草、发布、保存政府的各种文书和档案。该机构的负责人称为chancellor，以后该词用来指称高级政府官员，例如：该词在英国指大臣，在德国和奥地利都是指政府总理。英国最早的官方文书机构组建于诺曼征服之前，是英国的两大行政机构之一，另外一个是财政部。英国官方文书机构原本是王室机构的组成部分，13世纪从王室分离出来，在威斯敏斯特独立办公，负责起草、发布、保管王室颁发的特许状、书面状令、专利、公务档案、政府文书等文件。

英语的方言差异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不利于国王政令的下达和民情的上传，于是致力于解决该问题的官方文书的书面标准便应运而生，该标准指导下的英文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官方文件和正式场合。和乔叟一样，“官方文书标准”选择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中东部各郡的方言为基础，用这种方言写作的政府公务人员通常还谙熟法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会影响他们对英语的遣词造句，鉴于工作性质，主要以简洁达意为目的。“官方文书标准”的推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使用者是英格兰的政府公务人员，他们出于行政事务需要而使用英语。宗教界和法律界除外，前者依然使用拉丁语，后者大多数时候使用诺曼法语，有时使用拉丁语。“官方文书标准”推行半个多世纪后，1489年，英国议会停止使用法语，开始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这是英语社会地位的重大转变，标志着中世纪英语向早期现代英语的过渡，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敢为人先的乔叟和作风严密的官方文书机构奠定的。

3.印刷术的引入

印刷术在语言标准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刷术是人类大众传播媒介的第一个形态—印刷书报的技术基础，历史证明，这一技术革新首先发生在东方。公元7世纪，中国最早发展出了机械印刷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公元11世纪中叶，北宋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中国的封建文化妨碍了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其不论在本土还是对世界的影响都受到了限制。15世纪中叶，德国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推出了活字印刷机，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技术创造之一。印刷术在欧洲的普及推广，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语言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彼时的欧洲正处在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与衰落的封建贵族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正进行着全面的较量。城市复兴、商业经济崛起，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 of Hippo）的神学体系开始瓦解，基督教共同体演化为世俗的民族国家。起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散播到整个欧洲，鼓励商业企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人文主义成为潮流，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空前增加，欧洲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由基督教共同体—罗马教皇和僧侣阶层垄断的抄写机构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人们迫切需要更便宜、更高效的文本制作方法，以代替传统宗教抄写机构里费时昂贵的手工书写，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扩大复制规模，使文本的传播空间向更大的社会范围扩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德国美因茨的工匠古登堡在对西欧榨酒机工艺改造的基础上，开始了活字印刷试验。经过10余年的努力，古登堡最终在1456年完成了这项试验，并印出了著名的《四十二行圣经》（42-Line Bible）。短短几十年中，该技术在德国及欧洲迅速普及，到1500年，已有1100多家印刷所遍及欧洲200多个城市，生产出了35000个版本、1200万本书籍，并导致印刷业古版书阶段的终结。

印刷术对欧洲民族语言、民族国家的形成功不可没。15世纪开始，西欧先后出现了三个强大的近代民族国家：西班牙、英国、法国，这是继教皇之后控制西欧的最有效的力量。作为一个新兴的共同体模式，民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治理方式的转型与近代国家的产生，它使过去长期存在的信仰与服从共同体朝着新型的意愿共同体转化，使传统的、建立在对神的崇拜之上的社会团结，变成一种主动参与和自主意愿之上的自愿合作。促使这一转化的关键是建立学校及传播人们普遍接受的文献、知识和新闻，以此为民众提供关于共同历史与共同命运的观念以及共同的道德教育，这是任何一个共同体包括民族国家所必需的。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必须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尤其是标准化的书面语言—文字。欧洲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使罗马拉丁语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从神父、主教到医生，但凡有身份的人都以拉丁语为日常用语，而各地方言，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等，统统被视为土语和不成熟的语言，仅限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远未实现规范化。建立民族国家的诉求、民族团结与民族认同使民族语言的规范化成为必须。统一的国家必须要有思想交流的正式媒介，民族国家必须确立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的合法地位。应运而生的印刷术，正好迎合了新的社会统治者—民族国家的迫切需求，即打破狭隘自足的分立状态，实现民族统一的需要。在那个时代，虽然印刷的仍是《圣经》，但不再是教会控制下的清一色的拉丁文版本，而是各种语言版本的《圣经》。从1450年到1520年，德文《圣经》印了17版，意大利文有11版，法文有10版，《圣经》的英译本也获准在英国出版，1538年英王亨利八世还要求每一个教堂都必须购置一部英译本《圣经》以供教徒阅读。可见，正是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以其无可匹敌的优势，通过印刷术这一媒介，让民族语言爆发出惊人的文化力量，从而推动民族国家赢得合法的社会地位。

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22—1490）是英国第一位印刷商，是莎士比亚之前对英语影响最大的人。他一生出版了约108部书，其中有26本是他自己的译作。他出版的书包括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埃涅阿斯纪》（Eneydos）和托马斯·马洛礼（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等。

1422年，卡克斯顿出生在英国肯特郡维尔德的林区，家中颇有一些地产，因此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1438年，年轻的卡克斯顿前往伦敦，在著名的丝绸商人、后来的伦敦市长、国会议员罗伯特·拉奇（Robert Large）手下当学徒。1441年，拉奇去世以后，卡克斯顿跨海前往佛兰德斯的布鲁日创业，这里是欧洲羊毛交易中心，而他专门经营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纺织品贸易。在布鲁日的20多年中，他的事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了富有的商人。1463年，他已经成为了低地国一带的英国商会会长，地位非常显赫，有时还代表英王从事外交活动。1469年，他辞去会长之职，应邀就任勃艮第公爵夫人、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玛格丽特（Margaret，Duchess of Burgundy）的咨询顾问。

卡克斯顿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经商之余，他喜爱阅读，尤其对文学感兴趣，自己也常常舞文弄墨。1469年3月，卡克斯顿开始翻译法国宫廷作家拉乌尔·勒菲弗（Raoul Lefèvre）的《特洛伊史回顾》（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e）等书。他的翻译深受朋友的喜爱，朋友纷纷向他索要译本。卡克斯顿除了找抄写员之外，还亲自笔录译作送给朋友。但他很快就感到自己“管秃手拙，双目无神”，无法再抄下去了。而此时，古登堡于1450年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已从美因茨沿莱茵河顺流而下传到科隆。卡克斯顿得知这一消息后，于1471年前往科隆。在科隆，卡克斯顿交了昂贵的学费，刻苦学习印刷术，最后终于成为英国出版界的第一人。此时的卡克斯顿，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了。约在1474年，卡克斯顿带着一套铅字活版印刷的行头返回布鲁日，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印刷所，他所印的第一部英文书就是自己翻译的《特洛伊史回顾》。这是有史以来印刷出版的第一本英语书，莎士比亚的《特洛伊勒斯与克里希达》（Troilus and Cressida）就取材于这本书。1475年，他与佛兰德斯印刷商科拉尔·芒雄（Colard Mansion）合作，在布鲁日印刷出世界上第一本铜版印刷书，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1476年底，卡克斯顿应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之诏，返回英伦，在伦敦西敏寺附近建立了英国第一家印刷厂，开始大规模出版书籍。次年，卡克斯顿出版了在英国本土印刷的第一部英文书籍《哲学家的名言或警句》（Dictes or Sayengis of the Philosophres / Sayings of the Philosophers），这也是第一本印有出版日期的英文印刷品。148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带有插画的英语版《世界镜鉴》（The M yrrour of the World），这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书，也是他自己从法语版翻译过来的。到1491年卡克斯顿去世之时，他已经出版了一百多部书籍，其中80%是英文书籍，有一些还是鸿篇巨制，他自己亲自翻译出版的书就达26种。在这些“卡克斯顿版”的书中，以孤本或残篇留存到今天的尚有1/3，是英国最为珍贵的“摇篮本”（incunabula）书籍。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评选出了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人，卡克斯顿榜上有名，排名第68位。就对英国语言和文学的贡献和影响力而言，除莎士比亚之外，大概无出其右者，卡克斯顿不愧是英国文艺复兴的助产士。卡克斯顿有长期的经商经验，了解市场，懂得出版什么才能满足读者（包括王室、贵族和平民）的阅读审美需求。在15年的伦敦出版生涯中，他出版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有宗教经籍、神学著作、骑士传奇、诗歌、百科全书、历史、哲学及伦理学等。这些书籍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英国新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卡克斯顿丰饶的资财也保证他得以按照兴趣出版喜爱的书籍，而不必过多地考虑迎合市场需要。用今天的话来讲，卡克斯顿是一个有着出版理想的出版人，而他的出版理想恰恰是文学，这也是英国文学的幸运之处。卡克斯顿几乎出版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所有英国文学作品。1478年他出版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484年再版，并加上了木版插图），此后还出版了乔叟的《特洛伊罗丝和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以及其他诗作。1485年改编出版了托马斯·马洛礼的《亚瑟王之死》。另外，卡克斯顿还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例如《伊索寓言》《列那狐的故事》（The Historie of Reynard the Foxe）等书。他出版的这些书籍不仅对英国早期文学的保存有着重大意义，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其后英国文学的阅读与创作。

印刷术促进英语标准化的直接动力来自印刷商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不懈追求。古登堡和卡克斯顿发明印刷术的原动力兴许并非是致力于推进知识的传播，而是基于商业化的考量。随着印刷术在西欧的传播和普及，印刷业逐渐成为一个产业，因而对统一书面语言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只有书面语言标准化之后，潜在的读者群才能更大，市场前景也才会更加广阔。在卡克斯顿的时代，有多少个郡就有多少种方言。不管在口语还是书面语方面，英语还远未定型，印刷媒介带来的标准化对英格兰民族语言的书写和语法统一带来了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卡克斯顿在出版英文书籍时，选用的是伦敦和宫廷中较其他方言更接近法语的语言，使英语的句法和文法大致定型。为了英语的规范化，他甚至还编了一本《法语英语词汇》（The Vocabulary in French and English），这是最早的双语词典之一。卡克斯顿朴实无华而又奇妙生动的个人写作语言，也对后世的英语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怪有人说，在莎士比亚之前，卡克斯顿是对英语影响最大的人。1476年，卡克斯顿将印刷机引入英格兰后，白话文学开始蓬勃发展。宗教改革带来了白话文的礼拜仪式，最终产生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给英语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的文艺复兴一直延伸至17世纪中叶查理二世复辟为止，在戏剧、诗歌等方面产生了莎士比亚、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斯宾塞、琼森等一批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 T5pKrC4B3dgvkqjvsSiLy8UWyKrkmEAazH0efxnHljVd0YKKaLwmEp2QEET8Ad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