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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民族政治诉求的重要内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区别于他国的重要功能。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是思维的载体，对于塑造民族的共通意识和集体思维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语言能够阐释和表达特定群体的文化，是人类创造性的体现，是文化群体身份建构不可或缺的要素。语言是身份认同的标志，是区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手段，在民族组成的诸要素中，宗教和语言居于核心地位。语言是外化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其民族属性历史最为悠久，民族国家的形成离不开民族语言的凝聚，英语在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盎格鲁-撒克逊诸方言逐渐统一为以西撒克逊方言为主的古英语，则标志着英语在统一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古英语的统一离不开与古北欧语的他者视角的对比。
早期日耳曼拓殖者来到不列颠岛，以家族或者部落为单位定居下来，这体现了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复杂的族群来源，而这些单位最终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国，史称“七国时代”。这并非七个疆域分明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国境线不断变动，一个政权可能侵略另一个政权，如果被征服的王国得以保存其身份，而后又会重以古老的名字复现。6世纪末期，不列颠岛上总共有十二个王国，后来兼并为七个，8世纪末维京人入侵，把七国合并为四国：诺森伯利亚、默西亚、东盎格利亚和西塞克斯。
早在英格兰实现政治统一之前，英吉利民族中就已经有了“霸权”观念，这一观念在7世纪早期已经出现苗头，到8世纪早期已相当明显，专指英吉利走马灯式地变换霸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用一个专门的单词来指代这位霸主：“不列颠瓦尔达”（bretwalda），这个词可能是古英语单词“不列颠统治者”（Brytenwalda）笔误而产生的变体，“不列颠瓦尔达”就是一个可向英吉利其他君主行使宗主权的最高统治者。
而这些英吉利君主彼此之间并没有将对方视为外国人，他们热衷于攀亲认祖，展示长长的族谱，通过各支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世系一路追溯到古英吉利神—都诺（Donar）和沃坦（Wotan）。在皈依基督教后，他们又成功地搭上了更显赫的一系，从都诺和沃坦发展到亚当。显示血缘联系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庞大的族系是他们彼此都承认的大家庭，大家都是自己人，这里显然不包括邻居爱尔兰、威尔士、法兰克和丹麦的部落首领。
英国国家的概念尚未形成之前就已经有英吉利民族的观念了：“安格利”（Anglii）是拉丁文的书面语，“盎格鲁民族”是本地化的说法，不管哪一种说法，都是通过语言来识别的，相比而言，意大利和德国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通过语言和身份意识吹响统一政治体制的前奏。
在德国，普鲁士主导了统一进程，在意大利，皮埃蒙特（Piemonte）完成了统一，而在早于这两国一千多年前的英格兰，担此重任的是西塞克斯王国。西塞克斯可谓后来居上，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中最早崛起的是诺森伯利亚王国，该国占据了今天英格兰的东北部地区，其势力在7世纪达到顶峰，默西亚据守西米德兰地区（West Midlands），称霸于8世纪。在这两个王国均因维京人的掠夺而遭削弱后，他们的邻居西塞克斯王国才在南部称雄并最终统一了讲英语的民族。
8世纪到9世纪的激进派在定义一个民族的地位时，往往会采用语言这一标准，尽管他们承认语言并非永远都是唯一的判定标准，单一的民族为维持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可能会使用好几种语言，比如瑞士就是这样的例子。相反，几个不同的民族也可能在同一个语言共同体内共存，比如都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Serbo-Croatian）的若干民族。总之语言是最常用的标准，因为语言是一个清晰的界碑，民族国家依靠语言维系国民意识。大多数民族运动，不管是否鼓动起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单一国家或者是从别的国家中独立出来，事实上总是借助于一个“外国身份”的反面衬托才更加突显出来的，对意大利人来说，奥地利人就是外国身份，对德国人而言，那就是法国人。9世纪的英吉利人也不例外，他们眼里的外国人正是那个年代令全欧洲闻风丧胆、恨之入骨的维京人。
我们不难设想，最初的英吉利拓殖者—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有着相似的血缘，讲属于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遵循共同的风俗。但是300年独立发展的历史把他们塑造成了与北海另一边的日耳曼民族不一样的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转向基督教，而丹麦人则继续停留在异教中，两个民族使用相近的语言，但不能够通过普通的对话彼此理解，简单地说，一种异质感使英吉利人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人所共同拥有的特质是什么。
北欧海盗一点一点地蚕食鲸吞征服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他们吞并了东盎格利亚，在诺森伯利亚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推行统治，兼并了半个默西亚，留下另一半与西塞克斯共治。他们得寸进尺又开始觊觎西塞克斯，但最终被唯一一位拥有“大帝”名号的阿尔弗雷德国王击败，阿尔弗雷德是一个有信仰有思想的人，一心想把他的王国建成求知者心中的圣地。在他执政早年，阿尔弗雷德有一次为躲避丹麦人的追击，败逃至萨默塞特郡（Somerset）的一处沼泽地，按照后来的编年史的记载，养猪人的妻子没有认出他显赫的身份，叮嘱他一定要留神照看好烤饼，但是心系国事的他却把饼烤煳了，愤怒的农妇因此厉声责骂他。当然，这个故事是杜撰的，没有杜撰的是，从那以后，阿尔弗雷德扭转了战局，击退了丹麦人的进攻。
英格兰的统一并非一帆风顺，阿尔弗雷德开疆拓土的成果由他的后辈巩固。他的孙子阿瑟斯坦（Æthelstan）打造了领土大致相当于现代英格兰的王国，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和丹麦国王之间的战争一直延续到诺曼征服时期，英格兰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在阿尔弗雷德战争时便已奠定了基础。
语言史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是：在北欧海盗建立的“丹麦区”内，古英语与古北欧语是否能彼此沟通（mutually intelligible）？如果不能沟通，是否能说明这是两门明显不同的语言呢？然而能否沟通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标准，20世纪初期，英格兰北部的矿工和南部的渔民沟通也会有障碍，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能否沟通也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谁能理解谁的语言才是能沟通呢？英格兰人与丹麦人接触越多，就越能理解丹麦语言，约克人就比温切斯特人觉得丹麦语好懂。
古英语和古北欧语其实没有太多可比性。今天学界谈起古英语，主要是指北欧海盗入侵英国后西塞克斯王国的官方语言，而北欧语则是指13世纪冰岛创作的系列萨迦文本。现在，今人欲通过比较西撒克逊书面语与古冰岛语作品，来试图了解9世纪时期“丹麦区”英国人与丹麦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是否有困难，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并且很可能夸大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
北欧海盗的入侵，摧毁了默西亚王国、诺森伯利亚王国及其文学传统。阿尔弗雷德大帝感叹英格兰北方，即亨伯河（River Humber）以北，文明的衰落很可能是他个人的主观臆断。法国宫廷文学艺术的复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希望自己的宫廷能够复兴英国文学艺术，毕竟只有他的西塞克斯王国受到北欧海盗的骚扰最少，因而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避难所，也是英语复兴的唯一希望。10世纪时，西撒克逊方言毫无悬念地成为英语的主流方言。
10世纪中期开始，西塞克斯诸王开始自信地自称为英格兰国王（King of England），而在此之前只能称作盎格鲁-撒克逊国王（Anglo-Saxon King）。同期，英格兰（England）这个概念和名词开始形成，意味着政治概念取代了民族概念，阿尔弗雷德大帝的重孙、西塞克斯国王埃德加（Edgar）是第一个在钱币上印上“英格兰人之王埃德加”（Edgar，the King of the English）字样的国王。
统一的国家需要统一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语并非单一的语言，而是3—4种有明显区别的方言。作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英格兰需要一门官方书面语言，西撒克逊方言自然成为官方书写的标准，后世称之为西撒克逊后期语言（Late West Saxon）。这也是一个政治概念，西塞克斯王国内部许多被统治阶级压根就对该语言没有认同感。在法国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各地都有书面文本保留下来，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公元900年后在西塞克斯王国写成的，这些文本不少原本是用其他方言书写，然后由西撒克逊方言转载。西撒克逊方言是官方记录的语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是用该语言写成的。西撒克逊方言还是文学的语言，《贝奥武夫》和《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都是用该语言写成的。目前，英国大学教授的古英语也主要是西撒克逊方言，目的是让学生能够读懂这一时期的古英语作品。
作为官方语言，西撒克逊方言与其口语逐渐拉开距离，最后成为一门丧失口头交流价值的古体语言，好似一枚跌入时光隧道里的琥珀，停止进化，完好地保留了该语言赢得独尊地位时期的特征。西撒克逊方言生命力顽强，北欧海盗入侵没有消灭它，甚至在诺曼征服后也保存下来了。西撒克逊方言的衰落，与外在侵略无关，却与内在权力和权威的丧失有关，西撒克逊方言的中心是西塞克斯首都温切斯特，当英格兰的首都由温切斯特迁到伦敦后，带卷舌音的西撒克逊方言不可避免地衰落了，进而失去了官方语言的荣耀，沦为英格兰西南部的乡村方言。
古北欧语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古英语的统一需求和统一特质，促进了英语的发展，对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形成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