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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土地上有人类活动就算有了“文明”。但这不意味着，自然而然地且必然地，就会出现一个或一系列政治共同体，构成一个或一些国家。即便文明古老，山水相连，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属于同一种族或族群，分享了共同或相近的文化，所有这些因素或单独或共同，都未必足以构成（constitute）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
中国人爱说自古以来。但时间并不天然有内在的说服力，相反这里的时间需要解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目前公认的古人类发源地，但古代人类的几大文明都不源于此。甚至，直到欧洲人建立殖民地前，这里一直基本是部落社会。在原生的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伦以及古印度文明都比中国文明更久远，却全都早就彻底失落了；基本是近代以来，靠着外来文明的努力，甚至因外来文明的记录和保留，才算重建了与这里的土地有关，却与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几乎无关——除旅游外——的历史。欧洲文明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古希腊文明，也是如此。
中国文明早熟的说法也不成立。
这只是用一些语词来打马虎眼，似是而非。这种说法隐含了一个经验上不可验证的关于社会发展普遍和先验的时间标准。这其实是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进化观的产物。
曾有学者断言，中国大一统和欧洲众国分立，是因为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更易于统一。
这实在错得离谱。今日中国疆域面积是与整个欧洲相近。但若就自然地理条件而言，中国远比欧洲复杂多了，交通联系艰难多了。起码，欧洲没有沙漠、戈壁、高原以及长江与黄河这类古代人类很难逾越的重大自然障碍。但罗马帝国在其最强大之际也从来不曾统一欧洲，只统治着环地中海地区。北美大平原也远比中国的华北（黄淮海）平原辽阔，但在欧洲人殖民之前，那里一直是部落社会。
而且，山水相连就更没法解说那些由沥沥啦啦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国家了。不说日本，不说英伦三岛，也不说当年遍及全球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了。就说菲律宾吧，其疆域边界竟然是以一系列经纬度交汇点间人为划定的连线构成。
但这也不奇怪。看看非洲许多国家的疆界，看看合众国中西部许多州/国（states）的疆界，甚至看看不齐整却隔离朝鲜半岛南北的以及当年隔离越南南北的北纬38°和17°线！然而，最挑战这一断言的会是，有些国家山水完全不相连，中间硬生生隔着他国，典型如美国本土与阿拉斯加，一战后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以及二战后俄国本土与加里宁格勒。也并不都是强国或大国，这类疆域构成的国家还曾有1956—1971年间的巴基斯坦（由今天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构成，中间隔着印度），1958—1961年间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由埃及、叙利亚以及北也门构成，中间隔着以色列、约旦甚至沙特）。
哲人、思想家或伟人的追求和努力会起点作用，但也不能夸大。“天下大同”或“世界和平”之类的愿景，即便加上政治家、军事家的文韬武略，也未必总能顶事。古希腊罗马有普适的自然法传统，据说曾影响亚历山大和凯撒大帝建立了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帝国。但为什么只是帝国——主要靠军事强力将各地方拢在一起，其内部缺乏持久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整合
——呢？而且，这些愿景或理想其实一直都有，帝国却如小船说翻就翻了。还不止一次。近代就有卢梭，有康德，还设想过永久和平的“世界”——其实是欧洲
；也有过天骄拿破仑
，或许还能挂上希特勒（？）。二战之后，从煤钢同盟，都走到欧盟了，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眼睁睁地看着英国脱欧。一代代欧洲人的努力，如飞蛾扑火，真诚且悲壮。
相比之下，至少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是个有模有样的大国了。我不天真，不相信西周真就全面实践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有历史记载表明，西周真还不只是这两句小雅，或一种说法。甚或，仅因后世的秦汉，界定了学人考察中国宪制的标准和参照系，西周才一直被标签为“封建”，不被视为统一的王朝。事实上西周的统一程度，在我看来，可能超过罗马帝国——想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雅言”，想想更早时候周幽王的“烽火戏诸侯”！战国时期，就有了由土地、人民和政事“三宝”构成的（诸侯）明确的国家概念
，有明确的疆域（country）和文化认同（people/nation），而不只看政事或君王（state）。特别是鉴于“天子”概念本身意味着至高无上（sovereign），可以说西周已有了完全现代的国家概念了。
[1]
此后中国确实屡经变革和革命，北方游牧民族或其他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乃至中外的文化本质论者爱说“崖山之后无中国”。
但也就一说罢了。旧邦维新，自强不息，中国就是一次次旧邦新造。却不只是“复盘”，几乎每一次分合，都是中国疆域的一次扩大。
但中国这个“国”，相比起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国，一直很特别。她从一开始就不是城邦，也并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邦国，也不像马其顿或罗马或蒙古那样没有多少内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整合的帝国。甚至她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一位美国学人白鲁恂就曾告诫其同仁，中国“只是一个伪装成（pretending）民族国家的文明（civiliza-tion）”。
这个说法其实还不够味，还不贴切。
为了本书读者，我坚持用中文的“国”或“国家”，不认为中国必须符合某个西文词的定义；但白氏的说法还是有助于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表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这个统一并不限于指疆域空间。有鉴于人类历史上众多国家的发生和消失，这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竟不可思议地穿越了时间长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曾以不同方式强调了“百代皆行秦政法”。
但在许多方面，其实还不只是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诗句都已三千多年了，至今仍鲜活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便没写进中小学课本，也没人专门教，仍不时为普通中国人传诵，甚至为普通人传唱——想想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的发生和构成？因为在这个宪制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中国之前的“自古以来”，也没有从一开始就在那儿熠熠生辉的中国的原点或中国原型，从此注定了中国，无论是人种的、文化的、政治的或疆域的。即便有，我们也不可能回到那个创世纪或大爆炸的原点，观察这个沐浴着神光的起源，捕获其精确本质，洞悉其最纯粹的全部可能以及它蕴含的此后的持久同一性。这片今天称为中国的土地，不仅经历了很多王朝，在王朝之前也曾有众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历代王朝中，有大一统的，也有分裂割据、并存或对峙的。统一治理整合了中国的王朝统治者，有来自典型农耕地区的（如秦汉），也有来自典型游牧或渔猎民族的（如元、清），还有无论血统或文化上都相当混杂的（如隋、唐）精英集团。但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地，就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这些看似完全异己的多元材质中，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构成了后代的这个中国。
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考察在东亚这片土地给定的天时地利中呈现的“人和”，也即政治学和法学视角中的中国宪制，或历史演化视角中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衍生和构成。这个共同体的长期存活足以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无法拒绝和不能低估的强大正当性。
[1]
现代国家概念基本也就强调国土、人民和主权这三个要素（罗斯金：《国家的常识：政权·地理·文化》，夏维勇、杨勇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1章）；又请看，芬纳：《统治史》，王震、马百亮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版，2014年，页3—14；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Basil Blackwell，1990，p.130—131.
从知识谱系学上看，“主权”本质上是从欧洲历史挤压出来的一个近代概念，既用来反抗中世纪凌驾于欧洲各封建君主之上的罗马天主教会，同时也针对了欧洲近代形成的众多民族国家。但在东亚这片土地上，西周之后的中国其实已不再需要主权概念来应对近代之前欧洲的两大问题：封建国家之上的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各民族国家林立中的独立——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面对欧美列强并被拽入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