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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且获得了官僚制和分封建的支持，嫡长继承制得以确立了。但在西周初年，从周礼的创制中似乎可以察觉并推断，有远见的政治家如周公已看到，长期实践分封制的潜在弊端：在如此辽阔且可能日渐辽阔、各地交通交流不便也不多的疆域内，长期实践嫡长继承制和分封制，天子与各诸侯国统治者之间，以及各诸侯国统治者相互间，血缘关系会不断稀释。各诸侯国间也不会有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和联系，甚至诸侯王之间终身难得见上一面，相互间也没有多少利益交换和依赖，诸侯国事实上会是或最终会变成各自独立。很难指望日渐稀薄乃至最终仅具符号意义的血缘关系还能维系周王朝以分封建形成的宪制架构。这个借助血缘关系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完全可能因血缘关系彻底淡化而告终，所谓的宗法亲缘关系将变成一个概念空壳，让位于基于地缘利害关系和政治竞争的社会。利益交换和竞争还肯定会激化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终引出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导致强大的诸侯国觊觎、侵犯、掠夺其他诸侯国的土地、人民、财富、地位和权力，甚至吞并。
这意味着，如不能不断自我重构（re-constitution），即便当时看来别无选择的宗法封建制，作为宪制架构，可行，必要，无可替代，却不可能长治久安。人类就是无法靠努力就炼出长生不老万世太平的仙丹。
但明智、清醒和务实的政治家也知道，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经世致用，首先并始终要面对的是当下，因为“长期来看，我们都完了”
，每代人都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回答这代人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幻想有什么可以令历史在此终结的制度，而只是尽人力建立一种在当时看来最可行、并仅在这一意义上最好的制度。如果有问题，肯定有问题，那就建立一些辅助或支援性的制度，组成一个制度体系；还有些问题，也只能留待后代，相信未来的人们有能力，通过制度、经验和资源的世代累积，逐步解决。也只能如此。这是一种务实、保守但又开放的态度。
西周政治精英希望能发现或创造某种机制，尽可能不断提醒各诸侯国统治者他们的共同利益，尽可能促使他们忠于并服从周天子以及各自的大宗，并相互支持。即便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纷争，也一定要大大弱化这种利益纷争的强度，至少也要大大推迟因利益纷争引发宪制崩溃的危险。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西周初年的伟大政治家周公创造了既是宪制的辅助制度，也是国家正统宪制（政法）意识形态的“周礼”，试图通过定期祭祀统治集团的共同远祖，强化周王室血缘群体的内部认同和团结，令“民德归厚”。
因此，“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古代思想家真的很明白，创制礼，就是要让贤人乃至普通人遵循规则，好做事，做成事，国家太平，而并非真想培养出什么圣人来。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因为无论是否自觉，集体祭祀会通过仪式提醒各国诸侯，提醒卿大夫和各小宗，他们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生物渊源和整体的政治利益，不但会唤醒理性的血缘、亲缘和家族意识，有时甚或常常还会催生一种准宗教的神圣情感，一种归宿感，一种悲悯感，苍茫的，天人合一，会有利于家族的团结。祭祀还通过家族的集体行动向外部社会，也向血缘群体内部，展示了这个集团的组织结构，各自在这个群体中的权利义务，强化等级意识，并将这种意识特定化。周礼因此为早期中国提供了一种富有仪式化和操作性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起到了宪制/政法/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当时的宪制互动且互补。
周公的这一制度和宪制/政法意识形态设计是天才的，不但起初有较强的规范力量，还会自动执行。但有什么能杜绝时光和实在利益的侵蚀呢？！几代人过后，当年的亲属已如同陌路人，这种仪式就会变成没有任何实在意味的套路，曾经饱满的亲情只剩下声音的空壳，没有任何实在力量可以抑制那总是蠢蠢欲动的利益冲动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子弑父和少凌长频繁出现，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为什么儒家要将“乱臣”同“贼子”相连和并列。
春秋后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尽管郡县已在某些诸侯国出现，却只是临时的政治军事措施，还未能作为重构整个中国的基本制度进入政治家的视野，也没有出现新的可行且强有力的普遍政治规范。诸如孔子这样的政治家，看到众多诸侯屡屡且肆无忌惮地违反周礼，也只能对自己喊喊“是可忍孰不可忍”，最多也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
，四处奔走宣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重大且根本的宪制变化，大约还需等一个世纪，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才开始逐步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更要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中国宪制才得以全面重构。
即便如此，也不能说周公的“周礼”作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努力失败了。在未能“长治久安”的意义上，“周礼”是失败了。但“终结历史”不是评价制度成败的有意义的标准，因为从来就不可能有能终结历史的长治久安。务实的底线标准也许是，如果没有“周礼”，周王朝可能持续多久？会更长久吗？这是一个不可能获得的反事实。
务实看来，“周礼”的意义其实还是足够深远。即便郡县制确立后，以周礼表现的宗法制非但没在中国社会消失，相反，一直在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国家政治层面，“家国同构”在一定层面上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人的政治想象。一代代中国人有意将国家政治蒙上家庭的温情脉脉。不但夸张地断言“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
，而且以忠、孝同义为由，期待“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乃至建议“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尽管从历史实践来看，这从来也不是制度。
礼的最重要实践场域也许是在农业村落社区，国家的最底层。那里“天高皇帝远”，国家无法为之提供正式制度，或无法提供足够的正式制度，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礼因此成了普通民众生活更多借助和依赖的基本制度，是组织家族和民间社会的最基本制度架构，持续发挥着作用。这种农耕社区实践则为历代王朝坚持以儒家为正统政治法律意识形态创造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