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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嫡长继承制能否取代“兄终弟及”，除了嫡长继承制本身的制度收益外，其实更要关注嫡长继承制实践可能引发的甚或必须支付的额外代价。嫡长继承制也确实隐含了无法回避的两个重大政治麻烦或风险。
首先是，如果假定政治才能有天赋，且各人天赋不同，那就可以推断，与兄终弟及制中的弟弟相比，嫡长子未必更有政治经验，也未必更明智、更有行政领导和决策能力，可能他本人天生不喜爱政治。甚至可以预期，即便不是因为爱美人，也会有就是不爱江山的嫡长子。另一方面，“兄终弟及”制下有多个弟弟可供选择，更可能是双向选择的，也即只有那些本人有很强政治偏好的弟弟（如前分析，这个弟弟完全可能是广义的，包括宗族中的年轻人）才会自愿加入，也只有那些被证明贤能的弟弟才得以进入，兄终弟及的继承序列。换言之，只有那些最有政治存活力的弟弟才会继承王位。兄终弟及制因此既隐含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竞争，但也尊重了个人自我选择，这不但考验也会培养继位的人选。相比之下，嫡长继承制为了政治稳定，废除了竞争，独此一家，无论被继承人还是继承人都别无选择。这意味着，就政治能力而言，嫡长继承的继承人选趋于比兄终弟及制的继承人选在能力上更弱。这对早期国家会是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前面提及过，早期政治更依赖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甚至个人魅力。
但值得关心的问题不是某个制度是否有欠缺，哪怕是重大不足。真正的问题在于能否以其他制度措施来弥补这一欠缺，即用一个制度系统来应对这类问题？换言之，在一个制度体系中，“嫡长继承”能否总体上优于“兄终弟及”。可能弥补嫡长继承制弱点的一个重要制度是官僚制，简单说来，就是用一批组织起来的政治精英来辅佐国王治理。
从操作层面看，至少到西周，这已大致可行。只需将原先不离国王左右、参与决策和执行并有望继承王位的广义的“兄弟”——有理由相信他们都是政治精英——组织起来，再挑选其他一些有治国才能的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官僚系统，让这个系统来辅佐政治合法性足够只是个人能力不足的嫡长子治理国家。这种做法在商朝就有了，前面提及武丁时主政的奴隶傅说、商纣王重用蜚廉、恶来等人，放在历史长河中，都可以视为这类宪制的最早改革和实践，即便尚未制度化。
周武王继位后，“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
，其实继续的正是商纣王的宪制变革。姜子牙，这位不属于周王室血缘群体的异姓政治精英，全面参与筹划甚至主谋了推翻殷商建立周朝的重大事项，成为西周的最大功臣。
进入西周政治核心的周公、召公和毕公等人是武王的弟弟。但更应注意的是，武王的另外两个更年长的弟弟管叔和蔡叔却未能进入政治核心，因此当时的政治虽不能说是“任人唯贤”，但也绝非“任人唯亲”。成王时代继续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因成王年幼，周公旦甚至“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七年后成王长大成人，才还政于成王。
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家，周公通过其行政实践把商代王室内廷总管的“宰”变成了类似后世中央政府百官之长的宰相。
因此，一般研究认为，西周出现了类似中央政府的机构，出现了由一批政治精英组成并确保其常规运转的官僚政治。
尽管政治事务还不发达，但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西周晚期。
官僚政治实践已大致定型，成为制度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只是继续和发展了这一宪制实践和传统。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的说法则表明西周的统治不再完全寄托于，主要也不依赖于，国王本人的贤能，而开始转向依靠整个政治精英统治集团的有效合作。在中国文明的政治记忆中，周公旦差不多是第一位以贤能精英身份参与治国的伟大政治家，尽管他更可能是因武王之弟这一特殊身份才获得这一施展其才能的地位和机会。由成王代表的“守成”国王与以周公代表的贤能忠臣之间的有效合作，从此成为中国——即便在皇帝制下——历代王朝常规政治的理想和典范。
这是在统治疆域扩大、社会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第六章讨论的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增多、国家税收能力增强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下，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职业化为特征，为保证更优政治治理而必需的一项宪制变革。这也是从魅力型政治转向官僚政治，或者说从人治转向法治或文治的一项重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