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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唐太宗贞观之治，以及唐太宗末年和唐高宗初年最高统治集团构成的微妙变化，社会经济和新兴一般地主的发展获得了良好的条件。而随着一般地主的发展和土地的兼并和集中，经济社会在新的条件下有了全面的发展，出现了开元、天宝时期经济的高度繁荣和文化的灿烂辉煌。这就是唐朝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脉络。
1.关陇贵族权势的消长
唐朝建立以后，就把关陇贵族作为统治的核心力量。
在贞观之治局面初步形成以后，唐太宗开始考虑怎样把唐王朝的统治长期延续下去的问题。为了避免西魏、北周和隋等几个朝代不断更迭的重演，他曾想封功臣为世袭刺史，由于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没有实行。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下令修撰的《氏族志》修成。《氏族志》把各氏族按照唐朝官品的高低分为九等，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黄门侍郎崔民幹为第三等。崔民幹属博陵崔氏，是山东士族中的第一等高门。由于他仕唐为黄门侍郎，贞观时为正四品下阶，故只得三等。而那些身未免于贫贱，没有获得官职的山东士族则不能列入《氏族志》。唐太宗想通过编定《氏族志》，来树立新的门阀，提高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当朝新贵们的社会地位。他还想通过婚姻关系，来加强皇室和大臣之间的联系。诸王之妃、公主之婿，皆取自当世勋贵名臣家。但是，由于传统的门阀观念的影响，一般家庭出身的官僚子弟都没有被选为王妃主婿。修订《氏族志》时，负责的高士廉虽然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的舅舅，但他出身山东士族，因此在编撰时，也是着意考辨士族的真伪，不叙新贵的郡望，使人一看便知是不是原来的士族。因此，唐太宗“崇树今朝冠冕”
的目的便不可能实现。许多非士族出身的高官乃竞相与山东士族通谱联姻，利用政治权势，把自己的家谱连接在山东士族的家谱上；以重金作聘礼，与山东高门通婚，借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样，唐太宗原来想通过婚姻和《氏族志》树立新的门阀，结成一个以皇室为核心的新的统治集团的目的，也就没有能够达到。
随着一般地主官僚地位的提高和势力的扩大，关陇贵族集团和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魏晋以来的豪强士族，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贵族，唐朝初年都已经衰落。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自耕农，一般地主正在兴起。唐太宗采取的是排斥山东士族，依靠关陇贵族，重用一般地主官僚的策略。但是唐太宗对出身寒微的大臣存在着疑忌的心理，对一般地主官僚只是重用，并没有把他们视为皇权的依靠。这在贞观中期已有所表露。而到贞观十七年太子废立事件以后，这种疑忌进一步加深。唐太宗原已立长子承乾为太子。承乾不为太宗所喜爱，又有足疾。而魏王泰聪明好学，颇得太宗宠爱，礼遇甚至超过承乾。魏徵在世时，极力维护承乾的太子地位。魏徵死后，承乾企图谋杀魏王泰事暴露，与承乾有牵连的大将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得罪。由于魏徵生前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并请以侯君集为仆射，专知诸卫兵马，唐太宗怀疑他们结为朋党。加之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诋毁魏徵，说他将自己前后的谏辞，录示起居郎褚遂良。唐太宗乃解除魏徵之子叔玉与公主的婚约，并下令推倒自己亲自撰文并书写的魏徵碑。
当时文武大臣各有附托，各集团都支持一个皇子争夺皇位。最后，在太宗妻弟长孙无忌和江南士族褚遂良的支持下，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宰相刘洎曾支持魏王泰做太子，太宗对他很不放心。褚遂良无中生有，诬告刘洎曾说太宗死后，他要像伊尹、霍光那样辅少主而自专朝政。唐太宗便以此为借口，把刘洎杀掉。
此后，唐太宗便精心安排后事。除了加强对李治怎样做皇帝的教育，还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打辽东。他认为他这个儿子比较懦弱，“及朕之未老”，想乘自己还有力量的时候，解决东北问题，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
二是给他安排了宰相等重要大臣。高宗即位后，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为侍中，少詹事张行成兼侍中，以检校吏部尚书、右庶子兼吏部侍郎高季辅兼中书令，并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为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仍为中书令。这是唐太宗晚年精心安排的一个宰相班子，其中有长孙无忌这样的皇亲国戚、于志宁这样代袭箕裘的关陇军事贵族，也有作为开国功臣和山东一般地主代表人物的张行成以及具有功臣、武将和一般地主三重身份的李勣。他既考虑到关陇贵族的核心地位，也考虑到一般地主在政权中的作用，基本上保持了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
三是单独向李“托孤幼”。李原为李密部下，在投归唐时，他把李密原统辖区的户口、士马之数呈给李密，让李密上表献给唐。李密反唐被杀后，他又表请收葬。这些事给唐太宗留下深刻的印象。李治刚立为太子时，太宗就当面向他“托孤幼”。李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唐太宗亲自剪下胡须，为他和药。一次李侍宴时，唐太宗从容对他说：“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他去世前不久对太子李治说：“李世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五月，把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世贬为叠州都督。李世是何等聪明，受到诏命，不至家而去。
2.废王立武与关陇贵族统治的结束
废王立武，就是唐高宗废除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
唐高宗即位后，朝政被以唐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把持。长孙无忌在褚遂良的支持下，排斥一般官僚。从永徽元年（650）六月到永徽三年九月，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把宇文节、柳奭、韩瑗、来济等关陇贵族官僚提拔为宰相，连唐太宗生前特别安排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李，被招回担任尚书左仆射后，很快也被迫辞去这个职务，被剥夺了实权，成了挂名的宰相。随着张行成、高季辅在永徽四年先后死去，一般地主在朝廷中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
长孙无忌排斥一般地主出身的大臣，扩大关陇贵族权势的做法，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很不相称的。社会上一般地主正在发展，要求朝廷中有他们的代表人物。地方和朝廷中的中下级官吏，已大多由一般地主子弟担任。高级官吏乃至宰相中，一般地主出身的，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长孙无忌竭力扩大宰相中关陇贵族成员的人数，垄断政权，并不是关陇贵族集团强大的结果，而是他们在日益壮大的一般地主势力面前虚弱和恐惧的表现。这种情况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大为脱节，也势必要引起广大一般官僚的不满。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最高统治机构中的核心地位得逞于一时，但是，这种缺乏基础、和现实脱节的情况，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
这时正好出现了废王立武的问题。
武则天从十四岁进入皇宫，三十岁做了皇后，六十岁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最后在她六十五岁的时候做了女皇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名副其实的女皇帝。
唐初皇后均出自关陇贵族高门。高宗原来的王皇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玄孙女，唐高祖的妹妹同安长公主是她的从祖母，家世是很显赫的。遗憾的是她嫁给高宗多年，一直无子。后来这就成为高宗废掉她的借口。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并州文水人，家富于财，颇好交结。李渊在汾晋间作战时，在他家住过，后来参加了太原起兵，为大将军府铠曹。贞观初做过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和荆州（今湖北江陵）都督，武则天的少女时代就是在利州度过的。贞观十年太宗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听说武则天长得很美，便在十一年把她召进宫，做了才人。
唐朝初年，参照隋制，建立了“内官”制度，规定皇帝除了皇后，还有妃嫔，也就是皇帝的妾。妃嫔包括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等四妃，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等九嫔，此外还有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合一百二十一人，各有品位，并各有一定职掌。除了“内官”，还有宫官，她们是负责管理后宫各项宫廷事务的职事官，也各有品位，并有专门职掌。此外，还有众多的宫女，负责侍奉皇帝、妃嫔，担负宫中各种事务。
才人为内官正四品，掌序燕寝，理丝枲，地位在后、妃、九嫔、美人之下，在妃嫔中地位不算很高，在内官中，地位也是很低的。在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和后宫没有子女的内官一起，被送到感业寺为尼。
高宗为太子时，就很喜欢这位比他大三岁的姑娘。即位后，高宗在太宗忌日到感业寺烧香，见到了武则天，二人都很伤感，武则天被重召入宫。当时萧淑妃受到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要借助武则天与萧淑妃争宠，武则天也对王皇后卑躬屈膝，表现得非常恭顺，得到了王皇后的喜爱。王皇后几次在高宗面前称赞武则天，武则天很快就取代了萧淑妃的地位，被进封为昭仪，成为“九嫔”之首，地位仅次于后、妃。
武则天做昭仪后，利用自己给高宗生了一个儿子的有利条件，用种种手段，争取做皇后。有人说她扼死自己亲生的幼女，嫁祸于王皇后，促成高宗废王立武的决心。她偕同高宗到高宗的舅舅长孙无忌家，给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出的儿子拜官，赐金宝缯帛十车，想收买无忌同意废掉王皇后。又让自己的母亲杨氏到长孙无忌处活动。同时，还在大臣中网罗了许敬宗，去劝说长孙无忌。长孙无忌都没有同意。
关陇贵族集团，是依靠军事力量形成的，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关陇贵族集团形成后，就一直依靠婚、宦，即婚姻和官位来维系集团的发展。与皇室通婚，更是扩大他们家族和集团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在当时关陇贵族力量已经大为削弱的情况下，维护王皇后的地位，就成为稳定长孙无忌、柳奭等关陇集团成员和依附关陇集团的褚遂良等在朝廷中统治地位的关键问题。而武则天，虽然出身功臣家庭，母亲又是隋宗室宰相杨士达之女，
但她父亲本来是一个木材商人，没有什么门第。在出自关陇贵族或士族世家的大臣看来，武则天的门第、身份都有问题，如果立她为皇后，必将动摇关陇贵族在朝廷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褚遂良、韩瑗、来济公开表示坚决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甚至公开对高宗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这就是说，皇后是可以换的，王皇后实在要废也是可以的，但是新的皇后必须在关陇贵族家族中挑选。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背后又得到长孙无忌和一些宰相的支持，高宗也感到无可奈何。一天李进见，高宗问他，我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反对，这件事难道就这样了结么？李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李同时兼有功臣、武将的双重身份，是当时山东豪杰，即一般地主官僚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朝野都有着重大影响。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唐高宗指出，皇后的废立是皇帝的家事，也就是皇帝的私事，而不是国家大事，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这里所说的他人、别人，主要是指宰相。西汉中期以来，不论是豪强大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汉族政权，还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皇帝总是和当时最有实力、最有影响的豪强大族联姻，以此作为皇帝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皇后的废与立绝不是单纯的皇帝的家事，而是国家大事。高宗所以要征求宰相的意见，也正是因为他仍把这看成是国家大事。而当时随着山东士族的崩溃和关陇贵族的衰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的联姻方式已经失去了意义。李的话不过是点破了这一点。听了李的这一番话以后，高宗立即决意立武则天为皇后。
永徽六年九月，褚遂良被贬出。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同时被废为庶人。十九日，立武则天为皇后。废王立武，这是关陇贵族和一般地主官僚之间关键的一战，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胜负已经揭晓。但是，清除关陇贵族集团在政治上的影响，特别是把他们全部清除出朝廷，还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新任命了中书侍郎李义府参知政事，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但是，韩瑗、来济还担任着侍中、中书令的要职。显庆元年（656）韩瑗还利用这种地位为褚遂良被贬出诉怨，斗争并没有结束。显庆二年八月，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潜谋不轨，高宗将韩瑗、来济贬出。已贬出的褚遂良、柳奭再贬为边远州刺史，并以许敬宗为侍中，杜正伦为中书令，从废王立武开始的这一场斗争才基本上告一段落。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也以谋反罪被削去太尉官职和封邑，得到一个扬州都督的空衔，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褚遂良已死，被追削官爵。柳奭、韩瑗被除名。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也因议废王皇后时中立不言，在这时被免宫。不到三个月，高宗又派人去黔州逼令长孙无忌自杀，下令杀柳奭、韩瑗，三家的财产一律没收，近亲皆流岭南为奴婢。不久，又把于志宁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这些就都是尾声了。
关陇贵族本来人数就不多，经过朝代变迁和隋末动乱，正如唐高祖在《选用前隋蔡王智积等子孙诏》中所说：“近世以来，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诛绝。”
所余家族已经不多。因此，在废王立武的斗争中，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经过这一段大规模的贬杀，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家族，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集团了。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集团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