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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贞观之治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贞观时期是大家很熟悉的时代，那么贞观之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贞观初年经济萧条，到贞观之治形成的时候经济也就刚刚恢复。当时人口还不足300万，手工业、商业根本谈不上。
那么这样的时期为什么会令各个时代的人们向往呢？甚至于在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也就是所谓盛唐时期，人们对贞观之治也是百般地向往。我想这里有一个治世和盛世的问题。尽管在历史上大家都把贞观称为贞观盛世，但是我觉得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盛世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全面繁荣，是一个色彩斑斓的时期，而贞观时期是不具备这些特点的。贞观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经济刚刚恢复，政治很清明，民风很淳朴，社会很安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典型的治世。
吴兢在《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最后有一段话：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后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又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现在我们就根据吴兢的这一段话，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贞观之治形成的过程，以及贞观之治一些具体情况。
先看贞观之治形成时面临的问题：
第一点是贞观时期开始的时候，经济是非常困难的。霜旱为灾，米谷踊贵。年年遭遇灾害，物价上涨，再加上突厥不断地骚扰，这是摆在唐太宗面前的贞观初年的情况。
第二点是当时长安以及山西、河南这些地方都闹饥荒，一匹绢才能买一斗米，百姓虽然是东西逐食，到处寻觅食物，但是谁也没有什么怨言。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丰收了，大家都各自回到故里，没有一个逃散的，这说明唐太宗是非常得人心的。补充说明一下，当时关中大饥荒，政府有组织地把农民转移到其他有食物的地方，等到关中丰收以后又组织他们回来。所以所谓东西逐食，不是灾民自己被迫逃难，而是政府有组织的救灾行动。
再看一看贞观之治时施政的具体特点，概括起来说，有四个方面：
第一点，皇帝本人，“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从谏如流，雅好儒术”，“改革旧弊，兴复制度”。也就是说皇帝是一个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勇于接受臣下意见，爱好学习，勇于革新的好皇帝。
第二点，皇帝能够虚心纳谏，而大臣们都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形成了君臣相得，如同鱼水，这样一种在中国古代少有的政治风气。
第三点，广任贤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后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不仅求贤若渴求，广任贤良，而且信用原来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部下。也就是说他心胸很开阔，能够决断大事，有帝王之风度。
第四点，吏治清明，一是严惩贪官污吏，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绝对不赦，所以“官吏多自清谨”，都很清廉谨慎，都很注意自己的行为。二是打击豪强。制驭权贵豪猾，对于贵族势力、权贵势力、社会黑恶势力加以控制，使他们“无敢侵欺细人”，不敢欺凌老百姓。
这些措施达到了什么效果呢？吴兢说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说明社会很安定。又年年丰收，米斗三四钱。普通人从洛阳到岭南去都不需要自带干粮，可以在路上得到供应。经过山东村落，行人一定会受到款待，有时还收到礼物。“此皆古昔未有也”，这都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也就是说那时生产恢复，年年丰收，社会自然就安定下来了。外户不闭，社会治安情况很好，监牢里头也经常是空着。吴兢的这一段话，现在看来还代表了开元时期人们对贞观之治的看法，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追求。因此对于开元盛世的人来说，这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时代。
这是《贞观政要》对贞观之治的看法。
2.贞观之治的魅力到底在哪里？
贞观之治的魅力大体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古代传统的大同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在《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篇中所记载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特别是原始社会后期的情况，经济已经比较发达了，唐尧虞舜这个时期就是这样。这样的大同理想和对三代、对唐尧虞舜的认识，在中国是有很深厚的传统的。大家都把这样的大同世界作为一种理想的世界。2000年，八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枬森为《二十世纪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手迹》题词：“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干戈止息，四海弟兄。安居敬业，其乐融融，绿色大地，郁郁葱葱。科技发达，人寿年丰，精神高尚，礼让成风。”仍然把大同世界作为理想与追求。
这里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对《礼记·礼运》篇，对大同世界、对唐尧虞舜很向往，那么对文景之治呢？文景之治也是一个治世，但是它和贞观之治有很大的不同。文景之治是在汉朝建立以后二十年才开始的，其前经历了汉高祖刘邦、吕后、惠帝的统治时期，它不是在全国统一以后很快地出现的。唐太宗即位的时候，离全国统一也才两三年，而贞观之治开始于贞观三四年，它离这个国家的建立，离皇帝即位的时间都是很短的，这和汉朝很不一样。另外，在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开始出现了，农村的分化已经开始比较明显了。从政治上来说，诸侯王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所以说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贞观之治和我们刚才所说的《礼记·礼运》篇在很多现象上确实是有相通的地方。“外户不闭”在贞观时期出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在贞观时期也实现了。鳏寡孤独要有人照顾，这个在贞观时期也做到了。政治上选贤与能，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社会上的矛盾不大，这是贞观时期得天独厚的地方。因为它刚刚统一，经济刚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还没发展，所以农村分化还没开始，或者刚刚有了一点苗头，农村显得很和谐。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一方面国家财力得到了补充，另外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社会安定和谐。
贞观时期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贞观君臣一致希望把国家搞好，即所谓君臣一体，君臣相得。另外皇帝和老百姓之间也很和谐，老百姓对皇帝没什么怨言，觉得皇帝就是为了我们。再加上贞观君臣的许多言论、许多政治理念，对后代的政治家、文人都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贞观时期这样的情况，对于处在开元盛世的人们来说，会有什么感觉呢？所谓盛世，必然是经济已经很繁荣了，不仅仅是农业，而且手工业、商业都很繁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社会的分化就很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不光是在天宝时期，开元之前也是有的。社会已经不是那么安定，那么和谐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地主、新的官僚力量越来越大，政治上官僚之间的斗争也开始激烈起来。所以对于处在盛世的开元年间的人来说，还是觉得贞观年间好。这也就是为什么开元年间的宰相源乾曜和张嘉贞觉得当时存在很多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贞观年间，认为唐朝“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
，把贞观年间看作是一个振古而来前所未有的时代。开元时候的人，不是把三代，不是把遥远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王文、周武王作为楷模，而是把距他们还不到一百年的贞观时代作为一个典范。《贞观政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编纂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