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贞观君臣论治
——贞观初年的统治思想

1.国以民为本

唐朝初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空谈，讲求实际。说到唐朝初年政治文化，大家一定会想到君舟民水、君臣一体、直谏纳谏、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等等。这些都是唐朝初年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但还不足以表现唐朝初年政治思想的核心。

唐朝初年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国以民为本”或“国以人为本”。

大家很熟悉《荀子·王制篇》中的这样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说的是作为君主，老百姓可以扶持你，也可以颠覆你，推翻你。主要是说君主和老百姓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也都引用过这句话。因此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大家就是这样来理解唐太宗君臣对于君民关系的认识。但是这句话没有明确指出“载舟”“覆舟”的条件，也没有指出君权的来源。尽管如此，一个皇帝够达到这样的思想高度，也已经是很难能可贵的了，因为他毕竟是已经看到了老百姓的力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但是，唐太宗贞观君臣没有停留在这样的认识水平上，他们的看法已经远远地超过这个水平。

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 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 王珪更进一步提出，“人力既竭，祸难遂兴”。 国以民为本的核心问题是衣食问题在古代早已提出。《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淮南子·主术训》：“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而贞观君臣的这些话抛却了仁义道德的外衣，简单明确地说明了一条最根本的道理：对百姓的征发超过了一定的限度，老百姓无法活下去，就会起来造反。这是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得出的一条具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个道理很明白，做皇帝必须使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统治者能够统治下去的条件是必须使被统治者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古今许多统治者，特别是王朝末年的统治者所不懂的。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覆灭，都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而老百姓所以活不下去，就是因为统治者忘记了怎样进行统治的这一条基本原则。但是不少新王朝的创业者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经过前朝末年统治者倒行逆施，经过多年战乱，社会凋敝，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果不与民休息，采取鼓励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新的王朝就无法统治下去。不管是汉高祖刘邦、东汉光武帝刘秀，还是后来的后周武帝柴荣、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让农民有可能去恢复发展生产。但是像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大臣们这样总结历史教训，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则是第一次。

其次是唐太宗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自古以来关于君权的争论无非是两点：一是君权神授，二是家天下。

君权神授，西周时王称为天子，王权受命于天已经是贵族和百姓一种普遍承认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王权的衰落，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提到了突出的地位。韩非在《韩非子·五蠹》中从分析君长产生的原因入手，得出了“民悦之，使王天下”的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君权神授说。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重又提出王者受命于天之说。其后，王者受命于天说一发而不可收，历东汉而至魏晋南北朝，天命论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

家天下，特别是进入皇帝、帝国时期以后，朕即天下，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就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思想。西汉初年窦婴说：“天下者，高祖天下。”申屠嘉也说：“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

随着东汉末年皇权衰落，也出现了相反的理论和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国魏时李萧远《运命论》中所提出的：“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这句话被后来的学者和政治家反复引用。

隋朝建立后，随着皇帝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李萧远的观点又被重新提起。隋炀帝继位以后，在营建东都的诏书中写道，“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 从文字上来说虽然是李萧远《运命论》的翻版，但是把“以一人治天下”，改为“一人以主天下”，即从一人治理天下改变为一人主持天下，皇帝从一个专制的君主变成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虽然只是数字之变，却反映了皇帝在政治体制中地位的变化。

贞观六年，太宗在和大臣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向前推进。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接下来魏徵就说：“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唐太宗与魏徵的这次对话可以看作是贞观君臣对于君权理论讨论的总结。

唐太宗所说的“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的“主”，就是前面隋炀帝诏书中“主天下”的“主”，也就是领导者。“道”，就是《贞观政要》卷一《君道》提到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即王珪所说的安人之道。“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民”在贞观君臣的心目中是一种可以使王朝颠覆的力量。这是他们通过隋朝灭亡的切身体会得出的一个结论。所以贞观君臣实际上有一种“畏民”的心理，正是这种畏民的心理，使贞观君臣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清醒的头脑。但这种“畏民”又不是“仇民”。

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明确提出了天子是民推而为主，而且可以弃而不用，强调皇帝与民不仅是依存关系，而且是举用的关系，皇帝的权力来源于民。这就否定了皇帝受命于天的观点，否定了皇帝及其权力与天的联系。同时也把中国古代关于君权的理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说唐初唐太宗和大臣之间的社稷意识，与上古有相通的地方。李世民的纳谏，来源也在于他们的社稷意识。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意识，才有贞观之治。社稷、国家、天下的思想是历代皇帝、大臣共有的思想，不是唐代君臣特有的。而离开了“民”的“社稷意识”，不是把“民”放到首位的社稷意识，而是着意于国或者国家，而这个国或者国家是属于皇帝的。这种思想，作为帝王的唐太宗也是有的。贞观十三年他曾经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这里的国，指的就是皇帝的国家。但是他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唐太宗不仅提出“君人者以天下为公”，并且明确提出：“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 就是上不负天，下不负民。天是抽象的，民是具体的，把爱民放在很突出的地位。魏徵和王珪也反复强调国家和皇帝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把百姓之心和百姓利益作为政务处理的出发点，突出以民为本，关心民生这个主题。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一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二是隋朝末年在浩繁的工役和连年战争中的农民，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了贞观统治者的良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关心民生，这样一些政治理念，是建立在新的君权理论，以及历朝，特别是隋朝的兴亡教训基础之上的。

但是，这个时期并不很长。随着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力强盛，唐太宗对这些就开始淡忘了。到贞观中年以后，他就开始偏离以民为本、关心民生这个主题了。

2.君主不能一人独断，大臣不能顺旨便行

贞观四年，唐太宗和萧瑀谈隋文帝时说他：“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其中“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这段话，不到50个字，但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是唐太宗关于领导者应该怎样进行领导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总结，至少包含了下面几层意思。

第一，君主不能一人独断。君主不能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不能自己一个人做决定。这是唐太宗和群臣总结历代兴亡教训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情况非常复杂，皇帝是不可能一个人偏知天下之事的。而事物又是千头万绪、变化多端的，所以要使决定都合于不断变化的情况，靠皇帝一个人独断是不可能的。唐太宗刚刚即位，就有人上书，建议“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就是说什么事情得皇帝自己拿主意，不能依靠群臣。唐太宗说“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就从历史和现实结合的高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为君主不能一人独断从理论上作了说明。

第二，肯定皇帝“每事皆自决断”，不可能“尽合于理”，一定会造成大量的错误，也就是说他承认皇帝不是万能的，也是会犯错误的。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皇帝，承认自己不是什么都知道，而且是会犯错误的，要求大家指出自己所犯的错误。这个认识的高度，这种政治的胸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很少有的。所以唐太宗非常注意兼听纳谏，广泛地听取意见，接受臣下的意见。贞观二年，唐太宗就问魏徵，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魏徵回答说，明君就要兼听，偏听偏信就是暗君。“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唐太宗也好，唐太宗的大臣们也好，都认识到，皇帝一定要充分了解下面的情况，不能让大臣把下面的情况隐蔽下来。所以唐太宗说：“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 就是因为耳目不通，不了解下情。下情上通，这是全面正确了解下面的情况，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唐太宗一直要求大臣直言，要敢讲真话。自古以来敢讲真话的大臣还是有的，忠臣不怕死就敢讲真话。可是皇帝真正能够听真话，这是更加难得的。

第三，提出了“须合变通”这样一个政务处理的指导思想。“变通”这两个字出自《易经·系辞》，《易经》中有“变通”的思想，还有“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到了唐朝就把这两个思想沟通起来，发展为“以变则通”。情况发生了变化，必须进行变革，这样才能继续向前发展。情况发生变化了，如果不能进行变革的话，就不能继续前进，什么事情都要适合变化了的情况。这个思想成为唐朝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唐朝在进行制度方面、方针政策方面的变革阻力是很小的，而且自觉性是比较高的。像唐朝这样能够适应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制度、政策加以调整，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也是很少见的。到了宋朝就不行了，北宋有所谓“祖宗之法”。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的阻力大极了。反对者提出的主要的理论根据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祖宗制定的法令是尽善尽美的，怎么可以随便改变呢？唐朝就不一样，“千端万绪，须合变通”，这是唐太宗说的，而且深入人心。后来在进行一些变革的时候，碰到反对者，主持者进行反驳的时候，就会提出对方是“不合变通”。

第四，提出了“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的政务处理的程序。凡是碰到的问题，首先由各个部门进行商量、讨论，然后由宰相筹划，由宰相再来进行讨论，到最后觉得合适了，再报告给皇帝批准执行。这也是强调发挥中央各个官僚机构的作用，运用政治体制和法令来保证正确地制定政令，而不是单纯地强调广任贤良。“广任贤良”这一点唐太宗也是很注意的，但是他首先强调的是“皆委百司商量”，要发挥各个政府部门的作用，把法治和人治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五，唐太宗明令诏敕颁布以后，如果有不稳妥的，臣下“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唐太宗在这个地方反复强调，即使是经过皇帝批准的，或者是皇帝决定的诏敕，都可能有不稳便，或者是不正确的地方，要求群臣一定要提出意见。贞观三年，唐太宗说，如果你仅仅是在诏敕上签一个字，然后就把文书发出去的话，这样的事谁都可以做，我何必要委任你呢？这一点也是很了不起的，作为一个领导者，特别是作为一个皇帝，不是刻意维护自己个人的威信，强调自己做出的决定就是正确的，而是鼓励大家提出意见。着眼点是这个政策、决定本身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有利于当时政治的发展，而不是说决策者个人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3.“天下为公”和“相防过误”

唐太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当时担任中书令的房玄龄对唐太宗说，唐太宗为秦王时的很多属官都没有得到官职，很有意见。而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很多属官都得到了官职，甚至还得到了重用。唐太宗就说：“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意思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我的私人，我就重用他们。后来还说过一段话，“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 这里谈论的主要是用人问题。但在谈的过程中唐太宗提出的处理原则是“君人者以天下为公”。这是对皇帝，对最高领导者最本质的要求。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是对大道之行的大同世界的概括，包括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多方面的内容。贞观时期，不属于《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世界，而和《礼记·礼运》所说的小康时期是比较接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又重新提出了“天下为公”，它是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提出来的。就是要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处理政事的时候，要以天下为公作为准则。

唐太宗还提出，要“相防过误”和“灭私徇公”。贞观元年，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这就是说中书省起草的诏令，门下省要进行审核，如果中书省起草的诏令不合适的话，门下省要提出意见。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为了“相防过误”，防止发生错误。这一点是唐朝整个政治体制架构中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的出发点是为了防止决策、法令的错误。所以大家就要出于公心，看到不合适的地方就要提出来，不要碍于情面，尽管知道错了也不提出来。这里顺带要说，到了宋朝以后，在政治体制的架构上面，“相防过误”的成分当然是有的，但是防止各个部门的权力过大，相互牵制成了主导的思想。比如宋朝的政治制度，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个部门权力过大。所以唐宋在这一点上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宋朝是分权制衡，是权力之间相互制约。

唐太宗在这一段话的最后说，“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 ，就是要出于公心，去掉私心。看到问题，不论什么都要提出来，不要上下雷同。唐太宗经常对中央的高级官吏强调，要忠于职守，灭私徇公，坚守直道，不可阿旨顺情。并且把能不能做到这些提到关涉国家兴亡的高度。

4.君臣合契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于太平。”

贞观三年又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

唐太宗在这两次谈话中相继提到“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君臣合契，古来所重”，没有把忠君作为君臣关系的核心，而是把主纳忠谏、臣进直言作为这种君臣关系的主要内容。因此在贞观时期，皇帝能虚心听取臣下的意见，大臣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形成了君臣合契，上下一心这样一种中国古代少有的政治风气。

5.广任贤良

关于广任贤良的问题，贞观君臣有一个认识过程。贞观元年，黄门侍郎王珪对太宗说：“非贤不理，惟在得人。”太宗回答说：“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言下之意是找不到人才，正在为此而苦恼。杜正伦当即指出：“世必有才，随时所用。岂待梦傅悦、逢吕尚然后为治乎！” 太宗听后很受启发，深纳其言。

唐太宗命群臣举贤。身为政府首脑尚书右仆射的封德彝久久不举，受到太宗的质问。封德彝辩解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唐太宗从孔子关于君子使人如器的思想出发，指出对人才不能作不切实际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是要用其所长。因此，问题不在有没有人才，而在于对于人才怎样看待和使用。唐太宗还把杜正伦对他说的“世必有才”的思想在这里加以发挥，指出任何一个致治的时代都没有向其他时代借过人才，这就从历史上论证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它所需要的人才。

秦府旧僚对唐太宗选拔和重用其他人员，特别是起用太子建成的左右非常不满。唐太宗听说后说：“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并且指出房玄龄“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磋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唐太宗拒绝了由这些旧僚担任高官和由秦府旧兵担任宿卫的要求，根据他们的才行，分别授以不同官职。

对新选用的官员，唐太宗也不是立即委以重任，而是逐步加以提拔。包括魏徵在内也是这样。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后，太宗引为詹事主簿，旋为谏议大夫，不久又任命为给事中。有一次封德彝建议点十八岁以下中男壮大者为兵，魏徵坚持不肯署敕。太宗找他谈话，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指出这样做，有悖于太宗自己经常所说的“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太宗听后很高兴，看到魏徵“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而不是“不达政事”的书呆子，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治国人才，便破格把他从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提升为正四品下阶的尚书右丞，让他与戴胄共同主持尚书省的工作。（时尚书省未任命左、右仆射。）到贞观三年二月又提升他为秘书监（从三品）参与朝政，让他担任宰相职务。

马周，原为中郎将常何家客。有一次唐太宗要求大臣极言得失，马周代常何拟了一个有二十余条意见的条陈。唐太宗看后大为欣赏。当他从常何口中得知是马周所作，便立即召见这位二十九岁的青年。未至之间，遣使催促者数四，充分反映了太宗求贤若渴的心情。常何也因为“知人”而受到赐绢三百匹的奖励。但是太宗并没有让马周一步登天，而是先让他直门下省，寻又任监察御史，累官至中书舍人。十五年后，马周才被任为宰相，时年四十四岁。

正是由于唐太宗这样急于求贤，善于发现人才，经常地、细心地考察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因此，他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调整好了中央政权机构，建立了一个适应当时稳定统治秩序、恢复发展生产需要的中枢机构，并且为贞观中后期乃至高宗时期准备了一批人才。

关于怎样选择官吏，识别官吏，魏徵有一段精彩的言论。他指出当时群臣中缺少“贞白卓异者”，这是因为“求之不切，励之未精故也”。他认为应该“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掩其所短。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 他引用刘向《说苑》中提出的“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 。

刘向所说的六正是圣臣、良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六邪是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据此魏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何谓六正？一曰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二曰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如此者，贞臣也。六曰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谓六正。

何谓六邪？一曰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三曰内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如此者，谗臣也。五曰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如此者，贼臣也。六曰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是谓六邪。

在现实中，不是六正官员都讨人喜欢的。有些高官喜欢的就是那些六邪的官吏，因为他们表面上很听话，并且善于阿谀奉承，把上级官吏侍奉得很舒服。有些官员本人就属于六邪，他们喜欢六邪的下属，是物以类聚，这是不足为怪的。问题是有些高级官吏本人虽然谈不上六正，也谈不上六邪，他们往往也喜欢那些六邪下属。因此，魏徵在这个时候提出六正、六邪之说，对于识别官员，使用官员和考察官员，保持贞观之治局面的继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6.贞观君臣议论主题的变换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与周边民族的关系进一步改善，贞观之治的局面初步形成，创业的任务基本完成。创业体制开始转入守成体制。贞观君臣议论主题的也有所变换。

（1）居安思危

贞观十年，唐太宗向大臣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的回答是“草创为难”。魏徵的回答是“守成则难”。太宗最后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虽然最后还是落到守成上，但是对于草创和守成孰难的问题，唐太宗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在这以后，像贞观初年那样，唐太宗不断提出问题，和大臣们一起讨论情况明显减少。这说明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统治巩固的情况下，他不再那么关心存在什么问题，在政治上也不再作进一步的追求。

而魏徵、马周、刘洎、岑文本等仍保持与下层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在贞观十一年到十四年期间，他们不断上书，从多方面提出问题。特别是魏徵，他在贞观十一年数次上书，反复提出了居安思危的问题。在第二次上书中，魏徵对唐太宗没有提出正面的批评，而是通过历史的分析，要唐太宗接受历史的教训，居安思危，戒奢从俭，积其德义。指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久安。这是在新的情况下，对贞观初年君臣经常议论的为君之道、安人之道的进一步发挥。

至于应该怎么做，魏徵则概括为“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十个字。他指出，只要做到这点，便能调动百官中智者、勇者、仁者、信者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君主便可以垂拱而治，实现无为之大道。

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对唐初政治有着深刻的影响。贞观二年王珪谈及秦皇、汉武失所以安人之道，希望太宗慎终如始后，太宗道：“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而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捐欲，克己自励耳。” 魏徵提出的“无为之大道”不仅是思想上的清净，行动上的无为，而且包含了指导贞观政治的理论基础之一的道家思想和贞观君臣所追求的理想的政治境界。

（2）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

魏徵提出，唐太宗对于担任中枢要职的大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 要让大臣和小臣都按照他们的官职所赋予的职守去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得其所，各尽其力。

魏徵的上述议论集中到一点，就是君主到底依靠谁来进行统治。虽然魏徵只是提出是依靠大臣，还是依靠小臣；是依靠一心致治、刚直忠贞的君子，还是依靠阿谀奉承，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危人自安的小人的问题，但其背后另有深意。

贞观初年，唐太宗尽管把关陇贵族作为自己统治的核心，但同时起用了一大批一般地主家庭出身、来自下层的官吏，并把他们放到关键部门担任负责的工作。在当时，太宗对他们是信用不疑的。但随着统治的稳定，以及这些人力量的发展，唐太宗对他们的疑忌也增加了。贞观十一年治书侍御史刘洎揭露当时尚书省诏敕稽停，文案塞滞，纲维不举，“并为勋亲在位，器非其任” ，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太宗上述思想的反映。重用小臣，求大臣细过，远君子、近小人等现象都是在唐太宗疑忌非勋贵大臣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现的。

（3）渐不克终

贞观十三年（639）魏徵上疏，把贞观初年的情况和当时唐太宗的言行进行对比，从十个方面指出唐太宗渐不克终的种种表现，要求唐太宗注意改正。详细内容见于《贞观政要》卷一〇《论慎终》。

贞观中期以后，唐太宗和大臣对话主题的变换，涉及的都是历史上长久以来话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

关于贞观君臣论治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这里我们只介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在法令严肃、诚信、公平等问题上，贞观君臣都有精彩的对话和独到的见解，这些在《贞观政要》《旧唐书》《资治通鉴》上有详细的记载。

第二，贞观君臣在议论的时候，往往引经据典，一开口就是《易经》怎么说，《尚书》怎么说，或者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历史典故更是经常挂在嘴边。贞观大臣中有很多人参加了唐朝初年的历史编撰工作。《二十四史》中《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等六部史书是在唐太宗时期编撰完成的，另外高宗时期又编了《南史》《北史》。所以唐朝初年对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书的编写是非常重视的，而且由宰相魏徵总知其务。唐太宗还亲自为《晋书》中的《武帝纪》和《王羲之传》写了赞。所以唐朝初年，皇帝也好，大臣也好，对于儒家的经典，对诸子百家，对历史，都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在阅读记载唐朝初年历史的文献时，如果不了解他们所引用的这些传统文献中的思想材料，就不可能更深入地去了解他们所提出的见解。应该说，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在学习传统文化方面，作为一个政治群体和统治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能够像贞观君臣做得那样好的。唐太宗让人编写了《群书治要》，把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历代史书中的一些精华加以编撰，作为学习的教科书。同时还命人编撰了《五经正义》，对儒家经典进行了总结和注解。唐太宗自己学习，还要求大臣学习，在讨论政务的时候，经常结合这些经典的内容进行讨论，或者作为自己观点的一种佐证。贞观时期对待传统文化是采取兼容并取的态度，不排除任何文化。贞观君臣认为任何文化都有它积极的、精华的东西，对于进行国家的治理、对于教化都有好处。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有关国家兴亡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国家能不能兴盛，能不能长治久安，跟它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点我们从历史上也可以看到。秦始皇辛辛苦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但是他崇尚法家，排斥其他的传统文化，这样就不能利用丰富的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材料来构建和完善当时国家从政治体制、典章制度一直到思想体系上的一整套东西，不能建立起一套适应大一统帝国的统治理论和统治方法，所以秦朝的速亡跟它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有相当的关系。所以汉高祖刘邦尽管没有什么文化，但是汉朝建立以后，他还是让叔孙通制定朝仪，让陆贾编了一本《新语》，把儒家学说和法家学说很好地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统治理论。这是一个很深刻的历史教训。贞观君臣在这些方面是做得很好的。他们不仅学习，而且和现实结合。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任何重大的决策，如果离开了理论，离开了传统的文化，离开了历史，离开了现实，都不可能是正确的，都只能是短命的。我们必须在理论、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基础上，制定方针政策，做出决定。理论没学好，历史不了解，对现实情况也没有深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定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

第三，贞观君臣的很多政治理论和政治理念，在我们今天听起来也还很有现代意味。这是因为唐朝正处在南北朝到隋唐这样一个社会转折时期，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在政治体制、政治理论上会有很多的创新，而且还有很多萌芽的东西。只有当客观的条件成熟了以后，这样一些萌芽的东西才可能成为新的制度和新的思想的起点。 t9Q3g8NZpoBSQy58VkUeUSbKK3Eo6vaqXZruSD+VOzV7bCUvTuUlot/XPuSOJY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