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此皆魏徵之力也”
——贞观之治的形成

1.贞观初年的紧张形势

李世民做了皇帝后，等待他的并不是歌舞升平的享乐，而是内忧外患的考验。如何使国家安定、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成了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首要问题。

当时形势确实是非常紧张的，社会情况也很复杂。从外部来说，在隋末动乱中，北方各武装力量都向突厥称臣，李渊也不例外。到唐朝统一以后，恰逢玄武门之变，突厥的颉利可汗认为李世民兄弟相争必然引起唐朝的形势不稳定，于是亲率大军到长安附近，离长安不过40里，情况十分紧急。在唐高祖的时候，全国还没完全统一，突厥也经常南下，唐高祖甚至考虑要迁都以避突厥。面对这次突厥侵犯，唐太宗亲临前线进行观察，发现突厥的队伍不整，不是要马上进行决战的架势。他猜想突厥只是想趁乱打劫，所以一方面亲自到渭水上面和颉利见面进行谈判，同时又派李靖在突厥的退路上设伏。颉利可汗看到硬打的话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果谈判讲和的话还可以得到一大笔金银布帛，便与唐订盟约和而退。

突厥退回去并不意味着问题就解决了，危险还是存在的。而内部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在隋末农民战争爆发以前，隋炀帝到处巡游，兴建了很多大的工程，修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大量征发农民服役，造成很大伤亡。还发动了对辽东的战争，伤亡也很大。在隋末农民战争浪潮的冲击之下，隋朝土崩瓦解。经过隋末的动乱，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隋朝最盛的时候，全国有900多万户。到了唐朝初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以后，也还不到300万户。从洛阳到山东，几十里路碰不到一个人，那真是鸡犬之声不闻。要从洛阳去山东的话必须自己带上口粮，路上是找不到食物的。社会经济破坏达到了这样一个严重的程度。问题的严重还在于，在唐高祖武德年间，社会一直没有稳定下来。还有一些农民没有放下武器，没有回到家乡。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情况，应该说是摆在刚刚即位的唐太宗贞观君臣面前的一张很严峻的考卷，考试的题目就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有了正确的答案，国家就能安定，经济就能恢复，社会就能发展。如果答案错了，历史就会出现曲折。唐高祖时，唐朝经过了四五年的时间，统一了全国。但是山东地区的情况长期不能安定下来。主要的原因就是对山东这个隋末农民起义的中心地区，唐朝政府没有能够采取正确的政策。唐朝政府没有采取与民休息的方针，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而是采取一种高压的政策，要对参加起义的农民进行严惩。有些人还没有抓住就已经被判了死刑，使得老百姓没法回到家乡，不能放下武器。所以唐太宗即位以后，山东地区是不安定的。

这不仅仅是唐高祖李渊留给他的遗产，跟李世民本身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山东地区原来就是由李世民负责的。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打败了窦建德、王世充以后，身披黄金甲，骑着高头大马，凯旋长安，非常气派。可就在这个时候，山东地区就发生了刘黑闼的起义，人们重新拿起反抗隋朝的武器自卫。这也难怪，李世民十六岁就跟随父亲李渊到了太原，主要是受到军旅生活的熏陶。从太原起兵以后，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李世民主要是率兵打仗，西征东讨。在这样的战争的过程中，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但是也养成了他的单纯军事观点，觉得武力能够解决一切。而对于当时的社会情况，对于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他缺乏了解，也不能理解，政治方面的经验非常缺乏。在这些方面比起他的哥哥，就是当时的太子李建成，李世民还有不足。如果从功劳来说，李世民在当时当然是首屈一指，为唐朝的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在统治经验方面其实是很缺乏的，不如他的哥哥。因为李建成从小生长在民间，对社会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李建成在做太子的时候，他收罗的幕僚，都是一些治国的英才，比如魏徵、王珪。正是这些人，后来在贞观之治中起了主导的作用。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世民就设立了文学馆，有所谓秦府十八学士，他开始注意在文化知识方面加以充实。但是他的注意力主要还是在兄弟的权力之争方面，因此对怎样执政缺少准备，对能不能够迅速致治也没有信心。

唐太宗继位后朝廷中存在三种人，即高祖旧臣、秦府旧僚和原太子李建成的旧僚。

第一种人是唐高祖的旧臣，代表人物有四人，有来自关陇贵族的裴寂、宇文士及，来自山东士族的封德彝，还有来自江南贵族的萧瑀。这些人在隋朝末年农民起义中利益受到了损害，对农民又怕又恨，心有余悸。其中裴寂是个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跟唐高祖李渊在太原一起起兵的。裴寂和宇文士及出身贵族，腐朽无能，只知贪赃枉法，奢侈享乐。封德彝和萧瑀倒是想做点事，但是思想保守，与唐朝建立后新的形势格格不入。

第二种人是唐太宗做秦王时候的僚属。李世民在做秦王的时候，他的幕僚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伴随李世民南征北战，为李世民夺取皇位立下汗马功劳的谋臣和武将。其中谋臣有长孙无忌，是他的小舅子；房玄龄、杜如晦，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还有侯君集。将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这些谋臣都富有政治谋略，在战争中，在协助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将领作战都很勇敢，对李世民本人也很忠心。但是他们对于当时全国的，特别是山东地区的形势、社会情况，对于当时农民的动态和地主、官僚中下层的要求都没有深刻的理解，对于怎么迅速致治，提不出一套完整的方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所谓的秦府十八学士。十八学士中一部分是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谋士。另外一部分就是儒生和文士，这部分人来自东南的多。他们帮助李世民学习儒家经典、学习文化、学习历史，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帮助李世民提出一套治国的方针政策。

还有一种人，是在农民战争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士人，如魏徵、戴胄、王珪、韦挺、杜正伦等。他们大多参加过当时的各个武装集团，对国家的命运都很关心，而且在文化上也都有相当的修养。他们大部分出身比较寒微，也比较年轻，贞观初年一般都不到五十岁。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并且熟悉农民情况和全国的政治形势。他们在隋末动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唐朝前期重要的政治力量。这些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魏徵和王珪。

其中如魏徵，也是来自山东，但是出身低层，他父亲在北齐做过县官，早亡。他年轻时家境就很贫寒，曾出家为道士，在农村教过书。但他少有大志，好读书，涉猎范围很广，后见天下渐乱，尤其注意纵横之学。什么叫“纵横之学”？大家都知道战国时候的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纵横之学”在古代就是政治学。在隋末唐初，他先是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李密归唐后，他随至长安，自请安辑山东，到黎阳说服瓦岗军老将领徐世降唐。窦建德攻下黎阳后，魏徵又在窦建德军中任起居舍人。窦建德失败后，又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属官。魏徵的这些经历，使他对当时山东、河北地区农民的动态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所以他能正确地估计形势，提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

太宗即位后，逐步调整了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他先后罢去了高祖时重用的宇文士及和裴寂的宰相职务，并注意从上述第三种人中发现和选拔能够解决当时问题的治国人才。

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大胆起用了魏徵和王珪。魏徵和王珪在他们兄弟之争的时候，曾经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应该说他们是李世民的主要政敌。李世民认为他们忠于所事，没什么不妥，大胆起用了他们。他首先让魏徵到山东去安定局势，后来又一步一步地把他提拔上来。这对于李世民来说是很关键的一步，如果离开了这些人，他是很难正确认识形势，正确做出决策的。

光有这些人也不够，还要看皇帝本人。皇帝本人不能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能够洞察一切。而是要集思广益，善于广泛地听取臣下的意见，善于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古代的帝王，特别是有作为的帝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本人的素养比较高，善于观察形势，富有政治经验，最后也能够正确做出决断，所以主要是自己判断形势，做出决断。这种皇帝，当他们做出的决断正确的时候，能够推动社会前进；决断错误了，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一般来说，这种皇帝最容易出的问题，不在于做出错误的判断，而在于在胜利面前被冲昏头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了解，什么都能做，结果往往出错或做过了头。另外一种，皇帝本身不一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够了解，什么都能做，而是能够广泛听取意见，集思广益。从唐朝来说，像武则天、唐玄宗，大概属于第一种，而唐太宗就是另外一种类型。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者来说，能够具备第一种素质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恐怕还是要像唐太宗这样，不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广泛地听取意见。

2.“此皆魏徵之力也”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印象，魏徵这个人在唐朝的历史上，主要就是一个倔老头子的形象，爱提意见，有的时候甚至弄得唐太宗下不了台。有一次唐太宗下朝以后还愤愤地说：“会当杀此田舍翁！”

大家都很熟悉唐太宗说过的一段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太宗这段话是在贞观十七年（643）魏徵死后说的。也算是唐太宗对魏徵盖棺定论的评价。后世人也多依此来评价魏徵。

那么魏徵在唐朝初年，在贞观之治形成的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就是唐太宗所说的，是一面镜子？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让唐太宗自己来回答。

唐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顾谓徵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在这一段话中有两句话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对魏徵的评价。一句是，“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另一句是，“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他不仅把成就贞观之治首先归功于魏徵，而且把魏徵比作切磋美玉的良工，也就是说连唐太宗本人也是通过魏徵的切磋，约以仁义，弘以道德，造就出来的。作为一个帝王，能对魏徵作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

至于唐太宗所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就是指太宗继位后魏徵与封德彝的那场大辩论。这件事记载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中。原文是：“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封德彝贞观元年六月去世，贞观七年不可能从坟墓中爬出来和魏徵辩论。因此这件事只能发生在贞观元年六月封德彝去世前。

（贞观元年六月前）太宗与秘书监魏徵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理，思理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论语之辞）大乱之后，将求致理，宁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理而不能，岂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说。恐败乱国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理。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即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返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

大意是说，有一天唐太宗和魏徵讨论大乱之后能不能够迅速致治。唐太宗说，大乱以后恐怕“造次不可致理”。“理”就是“治”。因为唐高宗叫李治，所以其后唐朝史籍中凡是“治”字都改成了“理”。“造次”就是“很快”，“造次不可致理”就是不能很快地致治，社会不可能很快地安定下来。魏徵说不是这样，人在危困的时候就怕死亡，怕死亡的话就思理，也就是思治。思治，老百姓就容易进行教化。所以大乱之后就好像饥饿的人一样，饥饿的人给什么他都容易吃下去，大乱之后只要进行教化，社会很快就能安定下来。当时封德彝反对魏徵的说法。他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所以秦朝就“任法律”，汉朝“杂霸道”，进行高压统治。这都是统治者想要治而不能。如果皇帝听了魏徵的话，那就会给国家造成混乱。魏徵就进行了反驳，意思是说五帝也好，三王也好，都没有换什么人，都是这些老百姓，但都达到了治。只要行帝道、行王道，进行教化，社会是可以安定下来的。只要看一看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如果说三代以后人心越来越坏的话，那到了今天都应该变成鬼魅了，怎么能够进行教化呢？

这一次对话反映了唐太宗对迅速致治没有信心。唐太宗刚即位的时候，很多农民还没有回到土地，还有一些农民还没有放下武器。怎么样让老百姓都能够回到土地，使社会很快地安定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魏徵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大乱之后，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只要对老百姓实行帝道、王道，实行教化的方针，社会很快就可以安定下来。

帝道和王道，即尧舜和夏禹、商汤、文、武、周公治国之道。也就是《礼记·礼运》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最后的几个君王和小康之世几个王朝开国时的治国之道。有关这一时期的情况主要记载在《尚书》相关的篇章中。

至于唐朝人特别是唐朝初年的君臣怎样理解帝道和王道，除了可以从唐太宗君臣论治中找到最好的答案，还可以从魏徵等人辑录的《群书治要》中进行了解。《群书治要》这本书对魏徵来说，主要就是通过古代典籍，全面地阐述帝道和王道；从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吸取思想材料，来架构当时所需要的东西。

因此，唐太宗贞观君臣虽然大谈帝道、王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贞观时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实行三王、五帝之道，而是利用三王、五帝之道的思想材料，结合历史经验和唐朝初年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方针和政策，也就是吴兢所谓的“贞观政化”。

魏徵劝唐太宗实行帝道、王道，实行教化的方针，唐太宗觉得魏徵的话很有道理，接受了他的意见。十一月丙午，唐太宗和群臣讨论“止盗”的问题。有人主张用重法来禁止。唐太宗微笑着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这就奠定了贞观时期总的方针。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就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方针去做。也就是前面所引的《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所说的“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厥破灭”。

这样就有了唐太宗所说的，“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贞观十年还有一段话。贞观十年，唐太宗说：“朕是达官子弟，少不学问，唯好弓马，至于起义，即有大功。既封为王，偏蒙宠爱，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我勉强从之，大觉其利益，力行不息，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所以特加礼重，每事听从，非私之也。” 这段话在现在国内通行的《贞观政要》的本子里没有，但是在传到日本的本子上有。《贞观政要》在唐代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而且有好几个版本。后来日本有位叫原田种成的学者，把这些版本加以对照，最后整理出一个本子，叫《贞观政要定本》。这段话的意思是，唐太宗说自己从小就不读书，“唯好弓马”。做了秦王以后，“理道政术，都不留心，亦非所解。及为太子，初入东宫，思安天下，欲克己为理。唯魏徵与王珪，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以致今日安宁，并是魏徵等之力”。这段话可以细细琢磨。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来，贞观初年唐太宗是在怎样一个情况之下，接受了魏徵、王珪这些人的意见，确定了总的方针政策。

这里有一个问题。李世民从做秦王的时候开始，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就注意吸纳人才，有秦府十八学士，还有武德时留下的一些老臣。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劝唐太宗行帝道、王道，都不能对唐太宗“导我以礼义，弘我以政道”？而魏徵、王珪，原来都是太子李建成的幕僚。在他们兄弟相争的时候，还曾经劝李建成下手搞掉李世民。为什么恰恰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

关键是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和对农民的态度。当时不仅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而且有些农民由于税役繁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还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怎样估计当时的形势，特别是农民的动态，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正确认识现实，估计形势，估计发展趋向，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历史，就会发现这往往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再回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所说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这段话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一直到贞观中后期的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还是注意听取臣下的意见。但是这里说的是“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得失”就是有没有什么错误，做得对还是错。而主要的还是在错上面，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合适，希望别人提提意见，给自己提个醒。听取意见的重点和贞观初年不一样了，贞观初年他所听取的是对于整个社会形势的分析，对方针政策的建议。而魏徵在贞观初年的主要作用不是一般性地提意见，而是在关键的问题上提了关键的意见，帮助唐太宗确定了贞观时期总的方针政策，所以唐太宗才给魏徵那么高的评价，认为自己能有当时的功绩完全是因为魏徵。这就不是得失的问题了。这也反映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唐太宗对于贞观初年稳定局势的艰辛，确定行帝道、王道方针的过程已经淡忘了。

下面我们再来谈一谈，房玄龄、杜如晦的问题。

房谋杜断，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主要是指在唐太宗做皇帝以前，作为秦王领兵作战过程中，在军事行动方面，房玄龄可以提出很好的建议，但却老定不下来；而杜如晦却很善长做决断。另外，在玄武门之变前唐太宗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房玄龄和杜如晦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问题是，历来都把房玄龄和杜如晦称为贞观贤相，也就是说他们在形成贞观之治的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从历史文献来看，在玄武门之变以前，他们的活动不绝于书，在李世民西征东讨、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房玄龄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到唐太宗李世民做了皇帝以后，有关他们言论和行动的记载就少了。因为到了贞观时期，最大的“谋”，出自魏徵；“断”，出自唐太宗。《贞观政要》卷二《任贤》：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那么房玄龄、杜如晦在贞观时期是不是没有作用呢？当然有作用。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记载杜如晦：

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记载房玄龄：

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

这些记载说明，他们和魏徵起了不同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在制度、法律的制定，以及人才的任用方面，这是房玄龄的主要工作，这些工作大部分都是在幕后进行的，不像魏徵，在决策方面经常发表很多言论。而房玄龄所做的这些事情很难写得很具体。至于杜如晦的作用跟房玄龄差不多，不过他在贞观时期只活了四年。 hkXyvWJTlUQ+upzt4uyDH2QM8Go/XPKuCvUdnSAojw4uG3coM/88BGocAsfQ0UK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