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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是中国历史上拥有独特魅力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激情的时期。经历了隋末长期动乱，贞观君臣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理想追求和思想风貌。即使在开元、天宝盛世，贞观政化也被看成是超越尧、舜、禹、汤、文、武，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唐太宗贞观时期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魅力。这个时期尽管经济还不发达，但是，由于处在王朝初期，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奋发向上的，心情是乐观开朗的，如同少年儿童，具有一种美好的天真和单纯。
贞观之治作为一个治世，不是唐太宗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许多人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首先是隋炀帝，他不顾人民死活，滥用权力，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从反面给唐初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在浩繁的工役和连年战争中，广大的农民以生命的代价唤醒了贞观统治者的良知，使他们认识到“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必须以人为本，关心民生；从隋朝末年一路打来的各路英雄，他们为了百姓的生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使贞观时期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山东豪杰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不仅在推翻暴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累了宝贵的政治经验。正是他们，成为贞观时期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
因此，贞观之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广大百姓和贞观君臣共同努力的成果。而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创造这一段辉煌历史的领军人物，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因而成为后代人们称颂的对象，历代帝王学习的楷模。
1.山东豪杰的登场
隋末唐初，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英雄的时代，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山东豪杰应是这个英雄时代的代表。
我们这里所说的“山东豪杰”，大多来自山东，也就是太行山以东地区。这些人，可以说大家都很熟悉，凡是看过《说唐》《隋唐演义》和相关电视剧的，都会很熟悉他们的名字。但是也可以说大家对他们还是很陌生的，因为他们的事迹和这些文艺作品上的描述有很大出入。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是在农民战争过程中，轰轰烈烈地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山东豪杰”这个提法见于《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是唐朝初年指称隋末唐初各路英雄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隋末山东河北各地被迫起来反抗的各支农民武装集团及其首领。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此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他说：“此‘山东豪杰’者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
农民战争过程中，山东豪杰轰轰烈烈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历程。
大业七年（611）二月，隋炀帝下诏攻打高句丽，王薄在山东章丘长白山起义，作《无向辽东浪死歌》，反对辽东之役。
大业九年炀帝第二次进攻高句丽，命司徒杨素之子杨玄感于黎阳督运。河北、山东群雄纷起。四月，炀帝渡过辽水。六月，玄感反于黎阳，逼近东都，众至十余万，提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
炀帝被迫从辽东退兵。
大业十年，炀帝又第三次发动了对高句丽的战争。到大业十二、十三年之际，分散的农民起义军形成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义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义军等三大义军。隋王朝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
王薄提出的“毋向辽东浪死”，说明农民是被迫走上逃生的道路。这是纯粹的农民自发的运动。李密在刚进入的瓦岗军的时候，向翟让提出“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翟让回答说：“吾侪群盗，旦夕偷生草间，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
也表明他们是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能够活下去。窦建德控制了华北广大地区以后，虽然建立了夏政权，也并没有止于“劝课农桑”，而是朝着建立新王朝的目标前进。这说明农民运动不可能提出进一步发展的目标，这是农民运动的局限和弱点。因此，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迟早都是要被某种力量，主要是被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先进人物所利用，整个运动的走向也会被这种力量所左右，最终把群众引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或者是由义军原来的领导人按照先前王朝的模式建立新的王朝。
杨玄感提出“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这个口号本身就是高高在上的。杨玄感以救世主的姿态提出这个口号固然是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但其本意是要取隋炀帝而代之。杨玄感是司徒杨素的儿子，杨素在隋文帝杨坚时期为右仆射，作为宰相，权力是很大的。隋炀帝即位后虽然剥夺了他的实际权力，但地位还是很高的。李密的曾祖父李弼与李虎（李渊祖父）、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他的父亲李宽，号为名将，位至上柱国、蒲山郡公。他袭父爵蒲山公，也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的核心家族。杨玄感公然跳出来起兵反对隋炀帝，李密作为杨玄感的刎颈之交，也参加了这次起兵行动。这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开分裂。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经常存在的，有时甚至你死我活，不可调和，但是只存在于集团与集团，个人与个人之间，一般不会把矛头指向整个政权。而像这样的公开分裂，只有在被统治者已经无法生存下去，统治阶级统治不下去的时候才可能出现。
李密在完全掌握了瓦岗军的领导权，隋王朝开始土崩瓦解，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发布了《移郡县书》，列举了隋炀帝的十大罪状，指出“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号召各路英雄“宜各鸠率子弟，共建功名”。像“萧何之奉高帝”那样，跟随他建立新王朝。
推翻隋朝，建立新王朝，这固然反映广大群众的要求，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但是这已经脱离了农民运动的轨道，把运动引向了建立新王朝的方向。
在整个过程中，有几种力量。
首先是被迫走上逃亡道路的农民，他们是整个农民起义的主力，隋王朝陷于土崩瓦解，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力量。农民出身的一些基层的小吏是这支队伍的骨干力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窦建德。
窦建德是贝州漳南人。少时，尝有乡人丧亲，家贫无以葬，当时窦建德正耕于田中，知道以后，遽辍耕牛，往给丧事。窦建德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农民，在乡里有着很高的威望。父亲死的时候，送葬者千余人。他曾经担任过里长，大业七年，募人讨高句丽，窦建德以勇敢被本郡任命为二百人长。时山东大水，大饥，人多流散。同县有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饿死。县里以孙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白言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投建德，建德招诱逃兵及无产业者，得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高鸡泊中为“群盗”，安祖自称将军。鄃人张金称亦结聚得百人，在河阻中。蓨人高士达又起兵得千余人，在清河界中。张亮、程知节、秦叔保大体都可以归入这一类。
其次是在隋末的横征暴敛中受到损害的地主富户以及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个别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徐世（李）和李密。徐世，原为曹州离狐人。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家多僮仆，积粟数千钟，与其父盖皆好惠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是新起家的地主。东郡法曹翟让在瓦岗聚众起义。徐世前往参加，时年十七。李密前面已经谈到。
第三就是出自下层或有着丰富政治阅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在农民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各路义军。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魏徵。这些出自下层的知识分子由于接近百姓，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加上知识分子的敏感性和对社会人民的责任心，很自然地成为他们思想上、政治上的代表。
这几股力量就构成了山东豪杰的主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情况说明，处在南北朝到唐宋社会变迁的历史转折点的隋末唐初，包括摆脱了豪强士族地主控制的自耕农民在内的，以没有家世背景的一般地主为中心的新的社会阶层，在隋代已经成为下层社会的主体，已经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地方上正在扩大他们的影响。在隋炀帝暴虐的统治下，他们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被迫走上了政治舞台。他们的代表人物被称之为山东豪杰。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下层社会的主体和山东豪杰登上政治舞台，这是唐朝建立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了解唐朝初年历史的两个基本点。只有把握了这两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够深入地了解唐朝初年历史发展。
2.唐的建立
大业七年（611）王薄在山东章丘长白山率众起义，揭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原已归顺隋朝的东突厥，也不断南下骚扰。大业十一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负责防御突厥和镇压山西一带的农民起义军。
李渊和隋朝皇室都出自关陇贵族集团。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父亲李昞是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母亲独孤氏，是西魏八柱国之一、鲜卑贵族独孤信的女儿，与北周明帝的皇后和隋文帝的皇后是亲姐妹。李渊幼年丧父，七岁袭封唐国公。他的妻子窦氏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唐高祖李渊和隋文帝杨坚一样，都出自关陇军事贵族的核心家族。李渊在姨母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关照下，十五岁时被仼命为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官千牛备身，很快出任刺史，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李渊到山西，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今山西永济）照顾家小，十六岁的次子李世民则跟随到了太原。这一年恰好隋炀帝在雁门被突厥包围，李世民应募从军，参加了救援隋炀帝的战役。第二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为防御突厥，李渊从所部五千人中，选善能骑射者二千人组成骑兵，饮食居止，驰骋射猎，都与突厥人一样。
瓦岗起义军逼近东都洛阳，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隋的军队被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河南的瓦岗军和江淮的杜伏威起义军分割包围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除了原有农民军在各地建立的政权，隋一些地方长官，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方长官纷纷起来建立政权。久蓄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见时机成熟，积极准备起兵。
李渊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准备：一是派晋阳令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称臣。当时北方各个武装集团，包括窦建德都向突厥称臣。李渊向突厥称臣，就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从而解除了后顾之忧。突厥要求李渊自为天子，改变旗帜。李渊考虑到当时还不便公开打出反隋的旗号，便采取把隋的红旗改易为红白旗的做法，表明自己是要取代隋朝的。
二是李渊以突厥支持的刘武周南下进据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为借口，征发府兵，招募军队。这样李渊便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当时隋军与瓦岗军相持于东都城下，无暇西顾。李渊致书李密，对李密卑辞推奖，表示自己无意取代隋朝，希望李密尽快建立新的王朝，以安百姓。李密得书甚喜，自是信使往来不绝。这样就解除了来自东方的危险威胁。
当时隋在关中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而李渊出自关陇贵族中很重要的家族，在关中势力很大。他起兵后，“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
李渊的亲属也收编了长安周围的许多武装力量。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五月，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由他的两个儿子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率领左、右军，进军关中，很快占领了长安，取得了号令全国的地位。他遥尊远在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立在长安的炀帝孙代王杨侑为帝。次年五月，李渊取代隋，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
李渊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先是在隋炀帝因突厥攻占马邑（今山西朔县）囚禁他的时候，否定了李世民仓促起事的建议。
后来在太原起兵过程中，他认识到北边突厥强大，西边李密势头正盛，而隋王朝还有一定力量，还没到土崩瓦解的境地，采取了对突厥称臣，对李密卑辞尊奖，不打反隋旗号的策略，顺利进入了长安。进入长安以后，他没有马上做皇帝，而是推出了隋炀帝的孙子做皇帝。他的这种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形势，正确决策，特别是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对于唐朝的顺利建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李渊是当之无愧的唐朝的创立者。
可是在很多的历史书上都把李世民塑造成唐朝的开国皇帝，说他是晋阳起兵的主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这和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很多人为了不损害李世民高大的形象，往往把他说成是被迫的、自卫的。这是违背了历史事实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蓄谋已久的。
3.秦王李世民
李世民参加了太原起兵，但不是像《旧唐书》和《资治通鉴》所写的那样，是太原起兵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大业十三年（617）太原起兵的时候，他才十八岁。《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所写“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少年来说，还是有可能的；而统观全局，掌握时机，处理好和各方面的关系，就不是他能够做到的。大业十二年（616）突厥乘李渊还太原之机，攻占了山西北部城市马邑，隋炀帝派人囚捕李渊及马邑太守王仁恭，命令送往当时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即扬州）治罪。李世民提出，以他所潜结之“死士”，克日举兵。凭这些“死士”，武装劫狱，把李渊救出来，然后逃亡山泽，上山打游击，再以观时变。但李世民不了解，当时隋王朝还没有土崩瓦解，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按照李世民所说的去做，无异于以卵击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在政治上还是很嫩的，远远赶不上他父亲李渊的老谋深算。
在太原的时候李世民参加过两次军事行动，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太原起兵后他和哥哥李建成各领一支军队进军长安。
武德元年（618）李渊做了皇帝，正式建立了唐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唐朝建立以后，面对着全国各个地方的武装集团。其中存在着两种力量，一种是原来的农民军，有河北的窦建德、江淮的杜伏威。另外还有很多武装割据集团，有山西的刘武周、甘肃的薛举、洛阳的王世充等。唐朝在初步稳定以后就开始了削平群雄的战争，直到武德七年（624）基本上告一段落。
在削平群雄的战争中李世民作为秦王、作为统帅进行的第一场战争是对甘肃的薛举、薛仁杲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
武德二年，割据山西北部的刘武周、宋金刚南下，占领了晋州（今山西临汾）以北大部分城镇。十一月，李世民率众趣龙门关，履冰渡河，进屯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相持。寻而永安王孝基败于夏县，于筠、独孤怀恩、唐俭并为敌将寻相、尉迟敬德所执。寻相将还浍州（今山西翼城）。李世民遣殷开山、秦叔宝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相等仅以身免，悉虏其众，复归柏壁。于是诸将咸请战，李世民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士卒虽众，内实空虚，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粮尽计穷，自当遁走。”
继续坚守柏壁，同时派小规模部队出击以保护运输通道的畅通。武德三年（620）春秋之交，唐军切断了刘武周军队的运粮线，刘武周部将宋金刚被迫从浍州北撤。李世民率轻骑追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转战数十合，士卒疲弊，军粮也没有运上来。有人建议扎营休息，待军粮和后继部队齐集后再行决战，李世民说：“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其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贼必生计。此失机之道。”
指挥军队继续前进。终于击溃了宋金刚的军队，取得了对刘武周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
在这一次战争中，李世民善于分析敌我双方形势，抓住战机，集中主力，进行攻击。在作战过程中，能身先士卒，不怕疲劳，率领部队追击溃逃的敌人。这说明李世民已经具有战略的眼光，能够从战略的高度来指挥战争。打败敌人以后乘胜追击也已不是单纯的战术问题。
武德四年春，李世民率兵围攻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割据政权。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看到西北各武装集团都已被唐消灭，唐打败王世充后，下一个目标将会是自己，便亲自率兵西救洛阳，并致书李世民，请退军潼关，还所占王世充之地，复修前好。李世民没有独断专行，而是集将佐讨论如何应对，最后接受了郭孝恪、薛收提出的意见，制定了分兵围洛阳，亲率大军扼成皋，待机与窦建德决战的方案。
武德四年的这一次战争表现出了李世民的两个特点：
一是注意对敌我形势做出透彻的分析，从形势的分析中做出战略性的决策。而这种对于形势的分析，不是依靠他一个人完成的，而是依靠手下的将领，广泛地听取下属意见。他善于集思广益，然后分析和综合大家的意见，从战争的全局和三方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考虑问题，做出正确决策。这是李世民能够制敌决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表现出了李世民虚怀若谷的政治风度和成熟的战略思想。
二是对现场形势认真地观察。他亲临前线甚至深入敌后，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决策的根据。
李世民率领军队西征东讨，在战争中很快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进入东都后，部分诸军，分守市肆，禁止侵掠，无敢犯者。世民入宫城，命记室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命萧瑀、窦轨等封府库，收其金帛，班赐将士。收世充之党罪尤大者段达、单雄信等十余人斩于洛水之上。他采取的这些重大措施没有全按李渊的意旨，使李渊有了这不是我过去的儿子了这样的感叹。尤其是他把王世充和窦建德的部属和一批山东豪杰的头面人物如徐世（李）、张亮、秦叔宝、程知节等人纳入自己的麾下，使自己的实力威望大大提高，更是引起李渊的不快和疑虑。
武德四年，刘黑闼起义尚未发展成燎原之势，唐统治者还不十分在意。李世民也认为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以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于志宁、薛收、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诸学士给五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于阁下。此后，在公事之余他就引见诸学士讨论典籍，商略前载。预入馆者，时所倾慕，谓之“登瀛洲”。
4.玄武门之变与山东豪杰
唐朝建立以后，李建成以长子被立为太子，经常留在长安，协助唐高祖李渊处理政务。李世民领兵作战，西征东讨，先后平定了西方和东方的各个武装集团，为唐朝统一全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成长为一位卓越的军事家，在政治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他的力量和威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个基础上，他不再满足一个统帅、一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地位，想要谋取最高统治权。这一点房玄龄说得很清楚。《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太宗平京城，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一个“必欲”把李世民的心思和“经营四方”的含义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李世民作为秦王，应该完成作为皇帝的唐高祖李渊交给的任何任务。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他应该积极主动。但是他完成什么任务是被动的，而“必欲经营四方”，则完全是主动的。这说明唐太宗李世民已不安于他的藩王地位，而要成就一番事业。
李世民的行为使李建成感到是对自己太子地位的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也设法扩大自己的力量。作为李建成僚属的王珪、魏徵也想办法来壮大李建成的力量。“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说太子曰：‘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纳山东豪杰，庶可自安。’太子乃请行于上，上许之。”
他们建议利用刘黑闼河北再起的机会，要李建成请求前往平定，借此结纳河北将领和山东豪杰。此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很快平定了刘黑闼，稳定了河北形势，而且与山东豪杰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这一点从玄武门之变以后“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
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最后唐太宗还是派魏徵“安喻河北”，当场释放了传送京师的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才把河北的形势安定下来。这是后话。与此同时，李世民也“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张）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
这说明山东豪杰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已经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因而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
不论是太子李建成，还是秦王李世民都和山东豪杰有密切的联系。这也表明他们与父亲李渊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那就是李渊主要是依靠关陇、江南的贵族和山东士族来建立对河北、山东地区的统治，完全脱离了当时山东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他们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都与关东即现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一般地主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就他们二人而言，旧史说李建成为人宽简，性颇仁厚，本人很有政治才干。手下属官魏徵、王珪、韦挺更是当时卓越的治国之才。但由于其太子地位，更多地受到贵族们的包围，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丰富，办事也缺乏李世民那样的魄力。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些都是严重的弱点。李世民一直跟随在李渊身边，熟悉官场斗争，太原起兵后，长期率军作战，培养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并逐步克服了单纯军事观点，在政治上成熟起来。而从双方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是在长安还是在外地，李建成都稍占上风，特别是李建成具有太子身份，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随着刘黑闼和辅公祏被镇压下去，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激烈起来。形势已发展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太子李建成的亲信魏徵等人劝建成早早下手，除掉李世成。李建成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利用太子地位，积极扩大实力，培养亲信；二是挖秦王的墙角，对秦王的幕僚能拉则拉，不能拉就铲除，想把秦王府的一班人予以瓦解，然后再除去秦王。由于他们着眼的多是一些地位高的重要人物，这个工作很不成功，李世民的亲信一个没有拉拢过来。相反，李世民倒是把李建成阵营中的一个地位不算很高，但是工作却很重要的常何拉拢过去。常何驻守玄武门，在兄弟争权的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妻弟长孙无忌、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和骁将尉迟敬德等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他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乘李建成入朝无备，亲自射杀李建成。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杀死。
玄武门之变三天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初九，唐高祖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登上了大唐天子的宝座。李世民死后谥为太宗，所以历史上都叫他“唐太宗”。
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总是说“为兄弟不容”，意思就是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是被迫的，完全是一种自卫行动。同时对史臣说，六月四日之事按照实际情况去写，不要有任何隐瞒。仅仅是被迫自卫就杀掉兄弟，逼迫父亲让位，似乎还不够有力，也不足以垂训子孙，因此文章还要往前面做，这就是要把李世民说成是唐朝实际的开国皇帝。因此，在当时编修的实录、国史和根据这些编撰的《旧唐书》等史书上关于太原起兵的记载就与参加了太原起兵，担任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在唐高祖和唐太宗两朝担任工部、礼部尚书，并与李世民关系密切的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有很大的出入。这些史书一是把李世民说成是太原起兵的主谋，也就是把他塑造成唐王朝的开国皇帝；二是记载充满了矛盾。如果没有成见，大家翻一翻，是很容易发现这些矛盾的。作为史书，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说明当时没有秉笔直书，歪曲了历史。弄清这一情况，不仅有助于我们学习和提高考证、辨别历史事实的能力，而且给我们留下了研究和思考的空间，有助于我们了解文字记载背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