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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炀帝纪下》“史臣曰”对隋炀帝的业绩作了这样的评述：炀帝即位后“地广三代，威震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虽然没有加以颂扬，但还是比较客观地罗列事实，没有一笔抹杀。特别是指出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可谓是点睛之笔。建功立业，赶上或超过历史上的盛世，是各个王朝每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的追求。正是这种“尚秦汉之规摹”的追求，激励隋炀帝完成了许多超越前人的业绩。史臣说他“负其富强之资”，也是很有见地的。这里正确指出了隋炀帝完成其业绩的物质条件。正是因为当时国家掌握了大量自耕农，才能积累大量财富，调动大量物资、劳动力，隋炀帝才可能完成其他时代不可能完成的事业。隋炀帝即位后，修东都，开运河，筑长城，到处巡游，无论是节奏、速度还是效率，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没有雄厚的物力和人力资源，是不可能完成那么多的业绩的。可惜唐初史臣一味着眼于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因而把隋炀帝的主观动机归之为“思逞无厌之欲”，并着意对隋炀帝的思想、作风和行事进行了揭露，最后归结到“人不堪命”，“海内骚然，无聊生矣”。这些揭露无疑也是合于事实的，但是这样把隋炀帝的主观动机、具体做法和严重后果混同起来，除了给人们隋炀帝是一个暴君的印象外，也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隋炀帝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那么多工程，发动了那么多战争，终于导致了隋朝的灭亡，这个教训对唐朝和后代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他的许多创造虽然在唐初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而当时处处以亡隋为鉴的气氛，更影响了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这也是贞观史臣对隋炀帝的历史作用和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上的地位未能做出全面评价的重要原因。
到唐朝后期，至少是运河的作用已为人们所公认。9世纪前期李敬方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
汴水通淮利最多，
生人为害亦相和。
东南四十三州地，
取尽脂膏是此河。
他在抽象地指出运河之利后，着重揭露了当时唐朝政府通过运河吸取东南财富，榨取人民脂膏的事实。9世纪末皮日休在《汴河铭》则作了更为全面的评价：“隋之疏淇汴（指运河）、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他还着重指出：“夫垂后以德者，当时逸而后时美。垂后以功者，当时劳而后时利！”
至于对这种功劳应该怎样评价，他在《汴河怀古》诗中也作了回答：“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他一方面以惋惜的心情对隋炀帝进行了批判，同时把隋炀帝开运河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对隋炀帝开运河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尽管皮日休对隋炀帝做出了比较客观全面的评价，但是小人物皮日休的一诗一文终究敌不过官修正史《隋书》的影响。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基本上还是承袭了《隋书》的观点。通过这些正统史书的影响，隋炀帝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就成为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
隋炀帝不能算是一个可爱的历史人物，也不是一个明君。他滥用民力而不肯止息，主观武断而一意孤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灾难。千百万农民在工役和战争中丧生，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民不聊生。说他是一个暴君，是恰如其分的。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隋炀帝不仅给后代留下了大运河，还给唐代留下了帝国的规模和巩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路。他继隋文帝之后对政治制度所做的改革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为唐朝所继承，对后代也有深远影响。在这些方面隋炀帝都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他从反面给后代留下的巨大历史教训，经过唐太宗及其大臣的总结，形成了一整套统治理论，用以指导贞观政治。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隋炀帝，就不会有贞观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