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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官僚政治制度的建立
首先是改定官制。
北周仿照周官制度设立六官，六官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掌各项政务。隋废除北周六官制度，设立三省六部。三省是尚书、内史（即中书）和门下三省。六部则为尚书省下属的吏、民（后避李世民讳，改为户部）、礼、兵、刑、工等六部。此外还设有御史台和九寺。
隋朝改定官制的工作是在原北周六官的基础上，吸收南北各朝的积极成果而进行的，并非打破原有机构重起炉灶，一切重来。
隋的三省、六部、九寺机构是把北周六官加以分解、改造，把六官中掌管中枢机要的划归内史省和门下省，总管中央行政的划归尚书省。掌某一专门政务的划归六部成为一司，掌某一专门事务的则划归九寺成为一署。隋以前，尚书曹（相当于部）与郎曹（相当于司）的对应统属关系混乱。隋打破南北各朝的机构设置，按职能和类别对各司加以重组，把性质、职能相近的曹司置于同一部之下。部作为一级行政机关，下统四司，形成六部二十四司的格局。至于各部名称，除吏部为魏晋旧名，户（民）、礼、兵、刑、工等五部之名均源于北周六官制度。六部与九寺的职掌彻底分离，六部掌政令，九寺掌事务，成为政务和事务两个相互联系的不同系统。
其次是改革官吏的任用制度。开皇三年（583），隋文帝取消长官辟署僚佐的制度，规定郡县佐官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同时，取消九品中正制。以此为起点，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从而引起了中央政府工作内容的变化和技术性、事务性工作的增加。
相应出现了顾问性、技术性的直官。刘炫，参与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
第三是吏的系统的建立。由于中央各部门工作量大增，仅仅依靠官员已无法应付。隋以前负责文书案的令史，人数不多，属于官的范围。隋朝“令史百倍于前”，从官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中央胥吏体系。“诸司主事，并去令史之名。其令史随曹闲剧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满十者，亦置一人。其余四省三台，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
政务机关的吏称为令史，事务机关的吏则称为府史。
关于令史的大量增加，牛弘和刘炫有几段对话。
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第四是逐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一是派亲王出镇。开皇二年春正月辛酉，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俊为尚书令。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秀为尚书令。隋文帝惩周氏孤弱而亡，故使子分莅方面。因其年少，选贞良有才望者为僚佐。这个制度在隋文帝时期一直实行下去。
二是罢郡。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杨尚希见天下州郡过多，上表曰：“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
苏威亦请废郡。帝从之。开皇三年十一月甲午，罢天下诸郡，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
三是加强对地方官员和佐史的管理。为防止地方官与地方势力勾结，开皇四年四月，隋文帝下令，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将之官。六年二月规定，刺史上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十四年十月，进一步规定，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从之官。又以典吏久居其职，肆情为奸，十一月，制州县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四是建造新都。长安城制度狭小，已不能适应隋初中央政府职能、机构、人员扩大的需要。纳言苏威劝迁都，隋文帝以王朝刚刚建立，感到为难。通直散骑庾季才奏道：“臣仰观乾象，俯察图记，必有迁都之事。”他特别指出，“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建议迁徙。太师李穆亦上表请迁都。隋文帝乃于开皇二年六月，下诏高颎等创造新都于龙首山。诏中特别指出，“京师百宫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
以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
三年三月，丙辰，隋迁于新都。四年六月，开渠，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宇文恺总督其事。
2.各项制度的建立
除了政权的改造和建设，杨坚还着手建立各种制度和制礼作乐。
政治上主要是修定律令。
律是刑律，令则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
开皇元年十月，行新律。初，周法比于齐律，烦而不要，隋主命高颎、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修定。裴政练习典故，达于从政，乃采魏、晋旧律，下至齐、梁，沿革重轻，取其折衷。同修者十余人，凡有疑滞，皆取决于政。于是去前世枭首、身及鞭法，自非谋叛以上，无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又制议、请、减、赎、官当之科以优士大夫。除前世讯囚酷法，考掠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县不为理者，听以次经郡及州省；若仍不为理，听诣阙伸诉。自是法制遂定。
开皇三年，隋文帝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唯定留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员。
二年秋七月甲午，行新令。
经济上，隋朝初年最重要的经济措施是减轻赋税徭役和搜括户口。
尽管山东士族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开始衰落了，但是原来门第较低的三四等士族，在农民战争中所受打击较小，仍保存有相当的实力。这种情况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这些士族仍然控制住了许多地方的实权。二是他们和鲜卑贵族一起加紧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土地减少。三是随着自耕农民土地的减少，按床（一夫一妇）征收的租调已是无力承担的沉重赋敛。
北齐时的情况是：
“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
“暴君慢吏，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
“而帝（齐文宣）刑罚酷滥，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户口租调，十亡六七。”
到了隋初，“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
这都说明北齐末年以后，农民由于土地减少，赋重役勤，官府残暴，或依附豪强，或隐匿户口，或流亡他乡。隋朝建立以后山东地区普遍存在着户口簿籍不实的情况。从后来隋王朝检括出来的户口数字看，当时山东地区隐漏而不为国家所控制的农民当在150万上下，约占当时山东地区实有户450万的三分之一，隋统治区实有户600万的四分之一。因此，解决山东地区农民逃亡隐漏问题，成为稳定内部、增强国力的一个关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隋王朝首先采取了几个步骤。第一步，把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从地方豪强手中转到中央委派的官吏手中。这样相关的各项措施才可能实行。第二步，修定刑律，减轻刑罚。第三步，减轻赋税徭役。
先说减轻赋税徭役。开皇二年颁布新的田令和赋役令。新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照半床交纳。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三年春，始令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限不过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废远近酒坊，罢盐井禁。
开皇三年（583）正月，隋王朝下令：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为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限由一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改为二丈，并且规定不役者收庸。
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成丁年龄提高了，但是原先十八岁受田的规定并没有改变。这样，农民在达到受田年龄以后，就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纳庸代役的规定和租调徭役的减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有利的。
在完成了这三步工作以后，隋王朝开始在山东地区大规模检括户口，以直接控制更多的农民。
开皇三年，令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大索貌阅：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本人的体貌核对，检验是否谎报年龄，诈老诈小。查出户口不实，保长、里正、党正等（五家为保，五保为闾，四闾为族。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正，比族正）都要发配远方。规定亲属关系在堂兄弟以下的，一律分居，各自立户，以防止以后再发生户口不实的情况。通过这次检括，户籍簿上有四十万人查实为壮丁，有一百六十多万人新编入户籍。
紧接着，隋王朝又根据宰相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高颎认为，政府虽然每年按定额征收租调，但军事的调发，徭役、差役的征用，附加税的收取和授田的先后，都和户等有关，因此，长吏肆情，户等划分不实，还是搜括户口的一大障碍。为了使农民感到“为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
，从而愿意离开豪强，做国家的编民，高颎建议由中央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作“输籍定样”，颁布到各州县。每年一月五日，由县令派人到乡村去，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为一团，依定样确定户等，写成定簿。这就叫“输籍之法”。输籍之法实行后，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编户。隋王朝的国力大大加强。
文化上的措施，请看以下记载：
开皇元年，废除北周武帝关于佛教的禁令，“诏境内之民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于是时俗从风而靡，民间佛书，多于‘六经’数十百倍”
。
三年三月，秘书监牛弘以典籍屡经丧乱，率多散逸，北周藏书，只有万余卷，平齐所得，也才增加五千卷，“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于是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及平陈已后，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太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于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三万余卷。”
唐初考隋代见存，分为四部，共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三年四月“丙戌，诏天下劝学行礼”。
七年春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
。
制礼作乐主要包括以下四项：
（1）定旗帜、服色
开皇元年“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
。“常服通用杂色。秋，七月，乙卯，隋主始服黄，百僚毕贺。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着黄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环带为异。”
（2）定祀典
“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为圆丘于国之南……再岁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夏至之日，祭皇地祇于其上。南郊为坛，孟春上辛，祠所感帝赤熛怒于其上。北郊孟冬祭神州之神。
（3）修撰五礼
三年春正月，“隋主命礼部尚书牛弘修‘五礼’，勒成百卷；戊辰，诏行新礼”
。
（4）作乐
六年，除太常卿。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圜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
九年，十二月甲子，诏太常牛弘、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秘书丞姚察、通直郎虞世基等议定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