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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隐喻在过去三十年间被认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最重要的创新之一（Martin, 1992），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了它的问题。
中国学者尝试探讨导致语法隐喻理论缺陷的根源：有人指出Hal-liday有关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意义差异的观点有些模糊（如侯建波， 2008）。笔者认为，情态隐喻一致式和隐喻式之间的具体语义差异也有阐释不清的问题。主要是因为Halliday没有对主观取向和客观取向做出清楚的界定。如何清晰划分隐喻式和一致式还存有争议。
继Fawcett（2006，2008）对语法隐喻理论概念的挑战之后，最近，一位中国学者提出语法隐喻理论可能会消解。王馥芳（2013）指出语法隐喻理论无法解决语义和语法形式无法割裂以及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合理融合问题，这是使语法隐喻理论未来的“消解”成为可能的一个根源。她认为语法隐喻理论的可能消解会发生在术语层面和理论层面：①语法隐喻和一致式等核心术语的定义模糊与泛化问题或许会被其他更准确的术语所取代；②对意义层面的详细研究会导致语法隐喻理论框架解体。这篇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取代“语法隐喻”和“一致式”的具体理论概念以及意义层面如何详细描述。
在系统功能语法中，一致的情态形式是命题（proposition）的附加语。“命题”术语在SFL中用以指交流信息的陈述或提问。在显性的情态主观形式和情态客观形式中，“说话者将命题识解为投射内容并将主观性（ I think ）或客观性（ it is likely ）编码为投射小句”（Halliday& Matthiessen, 2004∶615）。显性主观和客观情态形式（如 I think, it is likely ）之所以被认定为是隐喻性的，是因为它们都是“把情态当作独立存在的命题来体现”（represent the modality as being the substantive proposition）（同上∶624）。情态体现的是对于断言有效性，或者提议的正误的讲话人视角，一致的形式应是命题的附加语，而不是命题本身（胡壮麟等，2008∶152）。一方面，这种情态隐喻式和一致式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语言学概念，如包括主句之类的成分关系，才能做出解释。另一方面，无论是显性或隐性取向，还是主观或客观取向，在系统功能语法中也并没有清楚的界定或解释。
Halliday已证明“一致式”这个概念取决于人类语义产生过程中固有方向性的三个时间框架，即言语的系统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上的先后次序，但所有的例证和论据都是关于概念隐喻的。这一理据是否适用于人际隐喻仍是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单就个体发生而言，Limber（1973）和Bloom et al.（1989）经分析儿童英语即兴讲话发现，补语结构通常出现在两岁6个月到三岁之间。他们还发现，这类结构中使用最早的动词是个很受限制的集合，主要是“ think ”“ know ”“ look ”和“ see ”。还没有证据表明儿童习得类似“ I think ”或“ it is likely ”的模式要晚于情态动词的习得。
因此，个体发生方向性似乎并不总能证明“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区别，特别是对于情态隐喻。就连Halliday（1994∶355）本人也认为“不是总能准确地说出什么是或什么不是情态的隐喻体现”。这也说明，准确区分情态隐喻式和一致式是一个难题。
此外，Halliday & Matthiessen（2004/2014）将情态界定为归一性肯定和否定两极之间的语义域。然而，由于归一性概念是在小句范畴形成的，它并不完全适用于通过两个小句联接实现的情态。
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对情态隐喻的研究局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范式。为了语法隐喻研究的推陈出新，功能语言学者如张德禄、董娟（2014）提出跨学科视角：例如，运用认知科学理论解释语法隐喻。笔者也认为，认知语言学语义阐释工具丰富，能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互补，以更充分地阐述情态隐喻现象，丰富和发展我们对情态和语法隐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