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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两步走”战略设计，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长河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中创造和释放生产力。从历史经验、客观基础、信念及制度上来看，中国有必要、有底气，也有能力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按照关键投入品、主导技术及产业、对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等标准，在世界经济史上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工业革命，分别是18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20世纪40—50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但对其却有不同的表述和关注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Brynjolfsson）教授等提出了“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概念，强调超越“自然物质+生产大机器”发展方式的局限，以信息和智能的开发代替对大自然的攫取；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强调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将变革能源的生产、转换、存储和使用方式，使全球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强调新一轮工业革命不限于智能互联的机器和系统，而是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创新和互动，这是新一轮工业革命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的本质区别，其发展速度、广度、深度及系统性影响也超越了前几次工业革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下一轮生产革命：对政府和商业的影响》（ The Next Production Revolution: Implications for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 ），关注以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融合应用对生产方式带来的影响与变革；德国的“工业4.0”概念强调，全球工业化正在进入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的第四个阶段，核心理念是深度应用ICT（信息通信技术），推动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的融合，从总体上掌控从消费需求到生产制造的所有过程，实现互联的工业体系和高效的生产管理。如果再加上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概念等，类似的概念就更多了。
上述概念的共同点在于“三个认同”：一是认同“一主多翼”，即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簇群的突破发展和协同应用是新工业革命最核心的力量；二是认同“四化”，即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是新工业革命最鲜明的特征；三是认同“生产+生活”，即新技术、新业态将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一系列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新工业革命最现实的体现。
而上述概念的不同点在于：对工业革命阶段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有的认为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有的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同，有的认为是以新能源和智慧能源为核心，有的认为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以制造业数字化为主线。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提出的“新工业革命”概念，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提法。该“新工业革命”概念认为，前几次工业革命分别以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正在兴起的这场新工业革命，以人、机器和资源间实现智能互联为特征，由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并推动，正在日益模糊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产业和服务之间的界限，为利用现代科技实现更加高效和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提供无限机遇。
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谈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描述的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同时，工业革命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史，就是一部工业革命引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经济总量落后于法国，1700年，英国经济总量仅为法国经济总量的54.8%。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并壮大了纺织、冶金、交通运输（铁路）等行业，推动了英国从手工生产向机器大生产的过渡，改变了英国经济总量长期落后于法国的局面。到1820年，英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法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达到法国的1.5倍；这一领先随后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或壮大了钢铁、汽车、电气、石油化工等产业，使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美国经济总量在1872年超越英国，人均GDP在1901年首次超过英国。1870年，德国经济总量为英国的72.0%；1908年，德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或壮大了计算机、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产业，使美国成功应对了苏联、日本和欧洲等经济体的经济竞争，维持了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一大批后发国家也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由此可见，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深度参与甚至引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中国是一个人口数量超过13亿的大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
GDP（购买力平价，1990年GK国际元）
仅为美国的1/3左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缩小这一差距，就需要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市场空间。但是，随着相对差距的缩小和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后发优势的释放节奏已明显放缓，这正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此外，由于逆全球化、贸易及投资保护主义升温，大国经济摩擦增多，使得可利用的全球市场空间和技术转移空间受到限制。在这一背景下，更需要深度参与新一轮工业革命，释放出新工业革命蕴含的巨大生产力，创造新的巨大市场空间，并以此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工业革命已经初见端倪，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与过去二百多年来屡屡错过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当前已基本具备了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
1.中国已基本达到引领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门槛
根据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或引领国不一定是当时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也一定不是经济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引领新工业革命是需要达到一定产业技术门槛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英国是最领先的国家，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国不是英国，而是发展水平不如英国的德国和美国。不过，当时德国和美国的产业技术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追赶指数，即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与领先国家人均GDP之比，是衡量经济和产业发展水平的较好指标。根据麦迪森（Maddison）数据库的数据，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德国、美国人均GDP与英国人均GDP之比）分别达到57.6%和76.6%。若将1870年德国和美国的追赶指数作为工业革命引领国须达到的产业技术门槛的经验值，那么中国已基本具备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基础。2015年，中国前五大创新区域（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人口总和与德国总人口基本相当，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达到72.9%，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美国追赶指数接近。中国人均GDP前七大省份追赶指数（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之比）为54.5%（见表0.1），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德国追赶指数接近。2016年，中国在新工业革命可能孕育的部分领域，如数字经济领域，已经具备一定优势（见图0.1）。
表0.1 中国与美国、德国、日本人均GDP的比较（2015年）
注：第四行、第五行人均GDP数据根据其现价人均GDP水平占中国全国平均水平之比匡算。
数据来源：Maddison数据库，作者计算。
中国制造业规模持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4 050亿美元，与德国相当，是日本的40%，美国的25%；2006年，该值接近9 000亿美元，几乎追上日本；2010年，该值达到1.9万亿美元，赶上美国；2017年，该值达到3.6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63倍（见图0.2）。
图0.1 2016年各国数字经济规模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G20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7年）》。
图0.2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及其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比较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值得说明的是，工业革命可以由不同国家共同引领，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并不排除其他国家共同引领的可能。
2.中国具有有利于新工业革命潜力释放的广阔市场空间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模，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需求引领。《共产党宣言》在描述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生产的革命”时，谈到“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再也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与此类似，中国庞大的国内需求也将为新工业革命提供需求条件，诱导新技术的扩散和新产业的发展。二是供给驱动。企业家及创新型企业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驱动力。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理查德·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约书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亨利·福特（Henry Ford）、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een），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小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都曾在创新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在新工业革命中，企业家及创新型企业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谁能更有效地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谁就可能在新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先地位。有效发挥企业家和创新型企业的作用，有赖于维持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需要跃迁式创新，需要更多地发挥新创企业的创造性破坏作用。只有维持足够的企业纵向流动性，使新创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从而取代或对既有大企业构成竞争，才能有效地促进创新，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庞大的市场空间就是维持较高企业纵向流动性的重要保障，给予了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空间。
3.中国具有深度参与新工业革命的足够信念
在过往的三次工业革命中，可以发现追求国家富强的信念在工业革命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深度参与甚至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推进新工业革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正成为重要的共识。
1.新工业革命在不少领域削弱了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
一是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降低。后发经济体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核心在于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劳动力数量红利是追赶型国家能否实现赶超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现有的发展趋势看，将来的企业不得不管理好两类员工：人类员工和机器人员工。技术进步使得机器人员工成本不断下降，导致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大规模使用，而人类员工的成本下降是有限的，劳动者收入有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增长的内在要求。2012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成本快速上升，中国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不断下降。但是，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传统制造业部门成本优势的下降速度，强化了发达国家原本在研发和设计等方面的相对竞争力，并由此对中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的升级带来直接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每一个后发经济体都不可能例外。对于印度等拥有巨大人口资源的国家，其劳动力数量的潜在价值正在逐步变小，甚至实现其“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也正变得越来越小。
二是智能制造和个性化定制将使得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变得不明显。中国的产业竞争力除了要素成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由于更大的生产规模而带来的低平均成本，这在传统的大规模流水线作业中尤为明显。但是，由于企业信息技术的快速进步及其广泛应用，特别是制造业互联网化带来的小批量个性化定制，使得传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重要性正在变小。至于大批量定制生产（mass customization production），更是改变了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理解，正如B·约瑟夫·派恩（B.Joseph Pine）在《大规模定制：企业竞争的新前沿》（ Mass Customi-zation:The New Frontier in Business Competition ）一书中所认为的，产品品种的多样化和定制化急剧增加，而不相应增加成本。
三是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迅速发展，中国的世界制造业中心地位可能受到威胁。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使得工业产品的生产可以更加接近最终消费者，产品的制造和生产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上升而流通成本下降，传统的生产制造中心正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工业民主化”正在从企业内部的决策管理转变成为更大范围的产品生产布局调整。这对中国等制造业中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中国产业发展基础不牢，特别是原始创新不够
一是关键核心技术、零部件和设备仍严重依赖进口。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零部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二是绝大多数产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不高。2014年，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韩国等国家的1/8—1/10，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见图0.3）。
图0.3 2014年各国高技术制造业劳均产值比较
中美经贸争端造成中国经济运行环境存在极大不确定性。2018年3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经贸摩擦已经给双方和全球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经贸争端，表面上是贸易逆差问题，实际上是产业竞争力问题。美国面对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特别是“301调查报告”直指“中国制造2025”，其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战略性产业部门向价值链中高端升级。由于在总体经济实力等重要指标上中美之间仍然有明显差距，双边贸易规模和结构极不平衡，在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领域中国对美国依存度高，无论是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还是限制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都会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
每次工业革命之初，都有一些国家具备了产业技术基础、市场规模等潜在条件，但为什么最终只有个别国家脱颖而出成为工业革命引领国？为什么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成功后，没有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而美国却持续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究其原因，秘密就在于只有少数国家才能长期保持适宜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中国要努力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引领国，就需要保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较强体制可改革性，突破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的藩篱，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创造并始终维持有益于新工业革命发生和扩散的适宜性制度环境。
一是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8世纪中叶，当时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Pitt）曾讲过一句话，“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
，后来成为“财产权保护”的至理名言。英国能够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直接关系的。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2016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201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各类企业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切实维护企业家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创新收益权，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响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坚定信心。着眼未来，只有继续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产权及合法权益，保证其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障各类创新创业者的知识产权，建成高水平的营商环境，中国才能为引领新工业革命创造坚实的制度基础。
二是着力营造审慎包容的监管环境。在工业革命中，快速的生产力变革会对已有的产业或利益格局、政府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冲击。当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与原有产业利益格局交织时，政府就很难确保政策和管理方式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从而导致生产关系调整（特别是政府理念和监管政策的调整）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从而对工业革命构成严重制约。同样以英国为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存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红旗法案》就是代表落后生产力的马车集团与不合时宜的管理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严重制约了英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成为英国错失第二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一个缩影。为此，政府需要坚持审慎包容、严管厚爱的原则，制定技术友好型的监管政策，在守住底线的同时，避免抑制创新。过去几年中国在新业态、新模式上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审慎包容的合理性。在微信、网约车、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领域，中国能够领先世界许多国家，虽有后发优势和市场规模的原因，但始终保持审慎包容的监管态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是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新工业革命中，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的关键在于规制平台垄断。目前，平台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组织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存在降低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抑制企业创新的隐患。为此，需要从促进公平竞争、防范“大而不能倒”“大树底下不长草”等视角出发，不断完善对平台垄断的规制。
除此之外，还需要营造包容性的社会政策环境。新工业革命不仅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而且会对原有社会结构和就业格局带来巨大影响。当前，新工业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其对社会结构和就业的影响尚不能预知。营造包容性社会政策环境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增强整个社会对于技术冲击的适应能力。为此，要建立面向新工业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力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增强人们在新工业革命环境下的就业能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在新工业革命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执笔人：赵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