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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产能过剩成因研究、产业政策量化研究和估算产能利用率研究。通过对三类文献的简要介绍，能够更好了解本研究的脉络和贡献。
第一类文献主要研究产能过剩的成因，对此问题文献中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一支文献主要从需求端考虑，认为产能过剩是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经济繁荣时市场需求较大，企业会加大投资进行生产，一旦经济转入萧条期，企业由于进行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不愿意退出市场，之前累积的和继续生产的产能会大于市场需求，便形成了过剩的产能（Arestis and Sawyer，2005）。在经济上行期，为了应对可能的需求扩张，或是采用策略性的手段阻挠新进入者，企业可能自愿地维持适度过剩的产能（Driver，2000；Spence，1977）。
另一支文献从供给端考虑，认为过度投资是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国家政策的发布作为一种市场信号，使得投资者在预期到产业的兴旺前景，并对行业投资总量和其他企业的行为具有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做出过度投资的决策，产生“潮涌现象”，这会导致产能过剩（林毅夫，2007；林毅夫等，2010）。韩国高等（2011）通过可变成本函数法估计制造业各行业产能利用率，并验证了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这一观点。针对中国产能过剩的研究发现，在中国现有的官员晋升制度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GDP锦标赛（周黎安，2007），这种竞争环境迫使各地政府进行重复投资以降低对手的相对绩效。寇宗来和周敏（2011）在二次交通成本的Hotelling模型基础上，引入了相对绩效考核机制，认为主体在这种竞争加强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同质产品以削弱对手的优势，而这也是理解中国重复投资问题的关键。周敏和石磊（2012）认为产能过剩是一种概率性事件，企业事前决策制定的产能，相比生产完成之后的市场需求，既可能会不足，也可能会过剩，而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会激励企业事前制定更高的产能。皮建才等（2015）发现地方政府间的政策性补贴竞争会导致全国范围内的产能过剩。在体制扭曲背景下，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导致的大量重复投资是形成过剩产能的重要原因（韩秀云，2012；江飞涛等，2012）。
还有一支文献强调，产业政策也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Steel（1972）分析了加纳的数据，发现在该国的进口替代行业中，生产商贷款和资本品的低进口税政策使得制造业产能急速扩张，最终形成过剩产能。另一部分研究也从进口关税和出口补贴的角度讨论了产能过剩问题（Blonigen，2015；Blonigen and Wilson，2010；Sahay，1990）。但国外的研究文献大多以对外贸易为切入口分析产业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而探究中国产业政策与产能过剩这一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大多只是定性地阐述了产业政策会导致产能过剩这一观点。江飞涛等（2012）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地区补贴性竞争是中国形成过剩产能的主要原因；张杰（2015）通过具体案例验证了不当的产业政策会引发产能过剩的观点；桑瑜（2015）基于数据分析，提出除地方政府相对绩效考核外，以增值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和产业支持政策都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Aghion等（2015）的观点与以上文献相反，他们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等“普惠性”产业政策会加剧行业内竞争，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然而，无论是国内的文献还是国外的文献，大多使用进口关税、出口补贴、税收优惠来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考察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他们讨论的是广义的“普惠性”产业政策，这类政策更像是公共经济政策，大多是优惠性（或鼓励性）的政策。而本研究将聚焦于狭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仅仅包括鼓励类产业政策，还包括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
第二类文献主要涉及政策量化方面的讨论。政策量化是将分析从模糊定性过渡到精确定量的一个重要步骤。最早的开创性工作由Libecap（1977）完成，他第一次将矿产权的活动量化为了法律变革指数。潜伟和吕科伟（2007）分析了《宋史》所载科技内容，以其词频度量宋代当权者对科技的关注程度，作为当时科技政策的指标。在针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的量化方面，殷华方等（2006）将四次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目录中的条目归类到不同产业代码中，对鼓励类和淘汰类项目赋予不同权重并构建出外资产业政策指数。本研究也使用政策量化的方法，将国家发改委四次出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每条政策匹配到相应行业，构造产业政策强度指标，来考察产业政策的作用。
第三类文献是关于估算产能利用率的经验研究。国外学者很早就深入研究了如何估算产能利用率这个问题，Cassels（1937）与Morrison（1985）提出，最优产能产量对应着短期成本曲线的最低点。进一步，Berndt和Morrison（1981）、Morrison和Berndt（1981）提出可变成本函数法估算产能利用率。Garofalo和Malhotra（1997）使用此方法估算了美国各州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非常有创意地，Foss（1963）利用最优用电量和实际用电量的差值来估算设备利用率。而国内对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于21世纪初才开始起步，沈利生（1999）利用峰值法和用电量数据测算了国内设备利用率，韩国高等（2011）和孙巍等（2009）则使用成本函数法估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董敏杰等（2015）将产能利用率分解为技术效率与设备利用率，使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进行测算。
相比以上三类既有文献，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选择国家层面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实证检验其对产能过剩的作用效果；第二，考虑产业政策的非对称性，不仅研究鼓励类产业政策，还研究限制类和淘汰类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第三，分析产业政策的异质性，研究所有制成份占比与产业政策对产能过剩作用的交互效应；第四，由于国家发改委颁布的四次产业政策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本研究通过产品和技术关键词匹配方法，首次量化国家层面的“选择性”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