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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课是“哲学导论”，但是究竟“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法子回答。在我近五十年的研究中，既研究了中国哲学，也研究了西方哲学，同时也看了一些印度哲学的书。结果发现，如果把中国、印度及西方等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哲学”下的定义综合起来说，大概一百个也不止。“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哲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各种分歧的哲学概念里面找出一个统一的概念，“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永远也得不到标准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你搞了五十年的哲学，居然不知道哲学是什么？真是这样。这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每个人对于哲学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看法都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有的人摸着大象的尾巴，有的摸着大象的肚皮，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是一条鞭子、一堵墙、一把扇子，但是对于大象的整体却把握不了。所以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认真说起来是永远不能回答的，也是一个永恒的困惑。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这里学习哲学的时候，首先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想它一辈子。哲学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要形成自己的哲学观，不是鹦鹉学舌。互相抄一个定义很容易，但是你自己形成一个哲学观很难。讲哲学的学者，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包括国外的也好，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如果找一个人来问问，你讲哲学，你知道哲学是什么吗？如果他能很坦诚地来回答你，他应该会说我不知道。我有时也会感到这样一种尴尬。
关于哲学的定义很多，我的老师一辈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曾经说过，哲学是什么？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说出来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我有一套说法，有一套逻辑的论证，证明这个道理是正确的。“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就是哲学。用一套逻辑来证明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家，他的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还有他的“新理学”，都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来说，他是用“新实在论”，用一套逻辑证明客观的真理是抽象的、存有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讲。冯友兰先生的朋友金岳霖先生说，你（冯友兰）说得不对，哲学是什么？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一个成见，有一个偏见，他是用其他的道理来证明这个偏见是正确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都是成见、偏见，他是以偏概全，把一个片面的东西说成是全体。
就西方哲学来说，康德的哲学被他的学生费希特否定了。康德说“物自体”如何如何，费希特说不行，对不起，这个“物自体”不存在。费希特的学生谢林，说老师你的那套理论，“自我”分裂成“非我”，然后达到“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如何如何，不对，整个宇宙是绝对同一的。到了黑格尔，把他们三个人都否定了，提出了“绝对理念”。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他们有师承的关系，康德是祖师爷，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谢林又是费希特的学生，黑格尔更是晚辈，就这么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轨迹。那么我们说哪个对哪个错了？你应该有选择啊。可是到了黑格尔，完了，他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一个绝对真理，“绝对理念”发展到黑格尔已经到达了它最后的完成了。然而马克思把他给颠覆了，除了马克思之外，存在主义的先驱祁克果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把黑格尔给颠覆了。所以从黑格尔以后开启了20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五花八门。黑格尔自以为推翻了康德，成为了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到了20世纪，没有哪一个人赞成黑格尔。20世纪有一个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先有存在，本质是第二性的。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从柏拉图开始，都认为本质先于存在，而这样的存在主义一下子就把古典哲学给颠覆了。存在主义把孤立的个人的意识活动当作真实的存在，强调一切从个人的存在出发。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由的。主要代表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等。过了没有多久，又有了新思潮，认为人不是自由的，人是被结构所决定的，人处在某种结构中间，他是这个结构内在的工人，他是各种因素的总和，这股思潮叫作结构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维特根斯坦等人。结构主义的研究扩展影响到了各个方面，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结构主义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但是结构主义并没有兴盛多久， ；1968年以后，出现了解构主义：什么结构不结构？我们要解构，要颠覆，要把结构颠覆掉。
总而言之，要给哲学下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总体性的哲学、一般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只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哲学。例如，中国先秦哲学中，孔孟的哲学与老庄的哲学是大不一样的。宋明理学中，程朱和陆王的哲学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互相之间也有争斗，会说：你那不是哲学，只有我的才是哲学，我说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哲学。可是他们的哲学是什么？还是金岳霖先生说的“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反观世界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要给哲学下一个普遍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所以，跟同学们讲哲学的时候，我是导游，我不能误导你们。哲学的景观是很复杂的，很不确定的，很模糊的。如果我从任意一本书中抄一个定义，说出一个成见，说这就是哲学，那我就是不负责任，对不起同学们。不是说我不懂哲学，你找一个认为自己最懂哲学的人，问他哲学是什么啊，我估计他也是没法回答你。所以，既然“哲学是什么”是没法回答的，那我们就应该自己探索，寻求自己的哲学观。你说出的哲学观也许是种偏见，但是你只要能说出一番道理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很难驳倒你，行，那你就是哲学家了。五十年前，我在这个地方听讲，之后在哲学领域里面又工作了这么多年，看了各种各样的哲学书籍，结果得出了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但是大家也不必难过。在西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像我们这样提，不断地提，但哲学家照样搞他们的哲学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是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更早以前的明朝末年，西方的传教士如利马窦等就来到了中国，到鸦片战争时候“西学东渐”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年间，两种文化也曾相互作用、相互交流。）在这随后的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文化是弱势文化，弱势文化一定要遵从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来阐释自己的东西，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一直到19世纪末期还令中国有识之士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哲学”这个词，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它是从古希腊“爱智慧”——philosophy——这个词来的，然后，日本人利用汉语的文字，将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有一位中国的学者，叫黄遵宪，把它从日本介绍了过来，从此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原来西方文化中，除了船坚炮利等科技的东西之外，还有哲学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哲学？当时张之洞主管教育，我们的学堂之中只有经学。所以有人说，无所谓哲学不哲学，“哲学”完全是个外来词。王国维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哲学辨惑》，强调“哲学乃中国固有之学”。哲学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东西，孔孟老庄，这都是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也都是哲学。这是19世纪的情况，到了20世纪初，1914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哲学门，这才开始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培养哲学的人才。哲学门就是哲学系，北京大学在中国哲学、现代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可谓是开山鼻祖。
但是开哲学门不能光研究西方哲学，那么中国自己的哲学究竟是什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胡适。胡适认为，哲学的根本就是逻辑。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留学的时候师从杜威，写的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名学”就是逻辑，中国古代有一个派别就叫作“名家”。胡适回国后在北大做教授，他就把《先秦名学史》扩充，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完全按照名学、逻辑论证、知识论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哲学，这就是用西方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但是写出来之后，金岳霖先生评价说好像是个美国商人写的，不是中国人写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实用主义的色彩太浓厚。所以冯友兰先生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马上就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又用的什么眼光？还是西方的眼光，“新实在论”的眼光，按照“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把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人拿出来，把其中的道理找出来，然后看他们是怎么论证的，从而找出其中的一套逻辑的程序。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写得比较客观，符合其本来的面目；但是他那还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哲学。这一来，哲学究竟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国人的脑子里盘旋，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这可以用王国维的两句话来概括。王国维跟胡适不一样，他不研究哲学，对西方哲学也不太了解，可是他国学的修养很深，他说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两句话的内涵非常深刻，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
我刚才说了，弱势文化在与强势文化接触的时候，要遵从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西方强势文化有一套逻辑的论证、科学的根据，这是支撑它们的基础，它可以头头是道地说出一个道理来，你还不能不信。可是它毕竟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王国维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热爱，那是自己本身的生命、民族的生命，是可爱的，但是可爱的是说不出一个道理来的，没法论证它的合理性。西方的东西是很可信的，有科学的道理，是没法驳倒的，但是西方的东西，与我们本土的东西之间有隔阂，是不可爱的，这叫“可信者不可爱”。对于我们本土的、自己的文化——可爱的东西来说，我又没法用道理来说服你，来证明它的合理性，所以是“可爱者不可信”。当时中国流行的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则是强调可信的。由此，王国维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矛盾；所以他虽然年轻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也研究过一阵子哲学，但是他后来不再研究哲学，而是钻进了考古、国史研究当中，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个矛盾对于冯友兰、金岳霖和胡适等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冯友兰先生“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是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中国的哲学，他就是这样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新理学》。但是冯友兰先生是中国人，说他可爱的东西是“新实在论”，就是大错而特错。冯友兰先生后来写了《新原道》，讲“中国哲学的精神”。他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比西方哲学的精神要好，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出世的、超越的，又是入世的、关心社会的；西方哲学则把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冯友兰先生接着写了《新原人》，认为人学习哲学，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冯先生认为人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最高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所追求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些在西方哲学中都是没有的。冯友兰先生按照西方的逻辑结构、话语系统，来看中国哲学之中哪些是有道理的，从这些道理中说出一个道理来并加以证明，所以他写了《新原道》和《新原人》。金岳霖先生也是一样，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分析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写了一部《知识论》。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它的水平不仅不比西方的同类作品低，反而高出他们很多，但是学哲学，不仅要求得理智的了解，还要求得情感的满足，我要爱它，它跟我一生的生命和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知识论则不难做，它是把外界的东西当作一个客体来研究、观察。所以，金岳霖先生又写了《论道》，就完全回到了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上来了。
不管如何，在这一过程之中，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无非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偏见”。把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人的哲学观，结果造成了哲学的不同。所以哲学的定义之所以各自不同，完全在于每个人的哲学观不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观。有些人不太明确，有些人不太自觉；自觉的哲学观有一套逻辑的系统，能够证明它的正确性，这样就成为了一个哲学家。像我这样的哲学教授，既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关键又没有形成自己的“成见”，讲了一辈子哲学，结果还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这个困惑今天依然没有解决。归根结底，哲学的景观很复杂，哲学是不确定的。对于哲学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借用罗素的话。罗素说，哲学既不是神学宗教，也不是科学，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为什么说是介于二者之间？凡是宇宙人生等等不确定的问题，宗教、神学都能做出回答。比如，世界是怎么产生的？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人有没有意志自由？这些问题都很难探讨清楚，但是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学都能依靠信仰给出一个没有办法的解决办法。科学关注的问题不一样，科学是确定的知识，它关心的是具体的事实，是对是错还可以得到检验；科学的对象是确定的东西，跟宗教不一样。而哲学的对象是不确定的，论证的方法则是确定的，它借用已经确定的方法，证明一个道理。所以说哲学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
既然如此，那我们进入大学学习哲学，对于“哲学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些问题，要不断地做出自己的解释。在这个解答的过程中间，一步一步地提高我们的认识，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从1914年北京大学开设哲学门，到1949年为止，北大的哲学研究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复旦大学编了一套《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有中国哲学卷，选了20世纪中国的哲学家所写的经典著作，一共选了二十个人的著作。都是哪些人？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陈独秀、鲁迅、熊十力、张君劢、张东荪、李大钊、胡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唐君毅、牟宗三。20世纪这一百年来有多少亿中国人？我们挑来挑去，仅仅挑出了二十个可以被称为哲学家的学者；而且，他们还不全是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他们是我们的老师辈，虽然我们很尊重他们，但这样的情况还是让人感到很悲凉。
西方对于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比如黑格尔就公开地说，中国没有哲学，印度也没有哲学，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古希腊是哲学的正宗——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简单地说了几句孔子，说他说出了几句人生规则；说老子的“道可道”多少有点哲学的味道，但说它是哲学还是谈不上的。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完全是一种嘲讽和批判的态度。现在通行的文德尔班的《西方哲学史教程》，也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哲学。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同样是这种看法。这完全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看法，它完全以西方的眼光、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东西，不符合就说那不叫哲学。那我们学了半天哲学，原来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身后跑，这样再跑也跑不过他们。所以，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的景观，简直就是西方哲学的展览馆，西方哲学有个什么东西，马上就搬过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五四”以来就开始在搬了：柏格森主义、杜威主义、罗素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统统都搬了过来。现在搬得更多了，后现代的，如福柯的、德里达的，还有一些闻所未闻的哲学家，知道不知道的，全都给搬过来了。我刚才说了，这无非是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所有西方的哲学，也都是“说出一套道理来的成见”、偏见。这种成见、偏见在骨子里头就是西方中心论。一百多年来，我们这样跑，能跑得过西方么？
从北大哲学系风雨苍黄的百年历史，就可以看到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你们现在进了北大，就应该有新的角度，换一个视角，颠覆西方中心论。现在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当中，有我的老师，也有我的朋友。他们有不少成果你们可以参考，比如陈来先生写的《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是什么意思？它说明现代的中国哲学正处于一个寻找的过程当中，还没找着；从冯友兰、梁漱溟等人一直到现在，都是不断地寻找如何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另外，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先生写了一部《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他换了一种眼光，用中国的眼光来解读西方的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的后现代主义，立足于中国自己的眼光。这跟过去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做法是完全相反的。还有张世英先生，我的老师，写了一部《哲学导论》。他讲的又不一样。张先生也是经过了一番艰难的探索，他原本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专家，最后也转了过来，回到了中国哲学。所有这些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他们的头脑里都在追问中国哲学是什么，通过考虑这些问题，形成一个自己的哲学观，这样才能用中国的眼光来看问题。
上面我们说了20世纪二十个中国哲学家，他们大多都跟北大有关。从北大成立哲学门开始，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等等，都在北大任过教，他们都可以说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是北大哲学系历史的第一期发展。从1949年到1978年，算是北大哲学系历史的第二期。在这整整30年里，几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我在上世纪50年代当学生的时候，请了苏联专家来，那苏联专家什么水平？他的讲义简直是莫名其妙，可是我们的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要像小学生一样在下面认真地听着。艾思奇也讲哲学，他又讲了些什么呢？他的《大众哲学》也跟苏联专家没什么区别。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就留下了一个哲学系：北大哲学系，全中国所有的哲学家，都集中到了北京大学。全国统一哲学系的目的何在？要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哲学，这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要承担的任务。但是原来的哲学家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搞唯心主义的，现在要搞一个统一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那就要改造思想，一边学习，一边改造。当时学生们什么都不懂，就敢于批判冯友兰，批判金岳霖。怎么批判？从马克思主义当中找几个教条，然后说你的观点这个不合那个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怎么定义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定义，是斯大林的定义——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讲道，所谓哲学，就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而用艾思奇的话来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而哲学史上却存在许多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因此，一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因此，全世界只有一种哲学，全世界只有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就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也因此统统被推倒。
我们中国唯一一个亲耳听到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讲课、成为海德格尔学生的，是熊伟教授；维也纳学派的石里克唯一的中国学生，是洪谦先生；还有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先生、康德研究专家郑昕先生、美学大家宗白华先生和朱光潜先生，中国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所有这些大家，在斯大林的哲学观念横行的时候，都不敢发言。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里，中国的哲学领域是一片荒芜。
“全世界只有唯一的哲学”的观念来自于哪里？黑格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就把黑格尔哲学说成是一个封闭式的体系。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全世界唯一的哲学。哲学是什么？就是绝对理念。绝对理念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自己；全世界从古至今的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绝对理念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而已；绝对理念发展到了黑格尔本人，就到顶峰了。这叫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后来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头脚颠倒，他把它再颠倒过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从来没有说，他的哲学是全世界唯一的哲学；但是斯大林凭借着他手中的权力，垄断了哲学的话语系统，称哲学就是我的哲学，斯大林的哲学。这连黑格尔也不敢说的话，让他说出来了。为什么黑格尔不敢说，他手中没有权力。哲学一旦跟政治权力相结合，就是所向无敌。50年代的哲学家们，在听到这些讲法的时候是心惊胆战。熊伟先生敢再讲他的海德格尔？洪谦先生还敢讲石里克？贺麟先生还敢讲新黑格尔主义？郑昕先生还敢讲康德？所以他们都去翻译、编译材料去了，一边整理材料一边改造思想。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就注定只能成为哲学工作者。
既然全世界只有唯一的哲学，那谁是它的代表呢？一开始是斯大林，后来是毛主席，认为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两个凡是”知道吧？“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恢复职务以后，首先就选择了哲学作为突破口，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对是错用实践来检验，不是哪个人说了算。就这样，从1978年以后，哲学领域才慢慢回到了正轨。可以说，我们走过的这段弯路，完全是在哲学定义方面出了差错。有两本书你们可以看看，一本是《交锋》，一本是《变化》。《交锋》描写了1978年到1998年这二十年来的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变化》则实录了1990年到2002年这十三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说的都不是哲学，但确实又是哲学，都跟“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相关。要弄清楚什么是哲学，可不能光看“道可道，非常道”。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逐渐颠覆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个极端，现在我们把它颠覆了，但是有些人觉得光颠覆了还不行，甚至提出“中国可以说不”。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作者，都很年轻，也曾留学美国，对西方文化有着相当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层面的了解。他们在美国看到了很多情况，回到中国之后，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于是就提出“中国可以说不”。你美国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不可以说“不”？但这样一来，就成了对抗。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哲学问题。也就是说，世界上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文化形态？哲学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究竟应该选择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其实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倾向于单边主义。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世界由一个永恒的、不变的“逻各斯”支配，纷纷纭纭的现象可以变，逻各斯不会变。逻各斯后来与基督教结合，就形成了“道成肉身”说。这种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支配了西方世界两千多年，发展到黑格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就呈现出了多元的态势，像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祁克果的存在主义。尤其是尼采，他提出“上帝死了”，上帝已经不能再给人提供永恒的、道德的评判标准。但是人们得摆脱“上帝死了”的困境，于是出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接着是后现代、解构，要把所有的本质、中心等等都颠覆掉。
一百多年来，我们曾经按照西方的思路来解释中国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哲学。从1978年以后，北大哲学系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发展时期，这是最好的一个时期。你们在这个时候来到北大，是幸运的。那么，你们有没有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呢？你们都成为哲学家似乎不太可能，但是你们中间可不可以出十个八个的呢？当然，哲学家跟哲学教授是不一样的，就像我，讲了一辈子哲学，都不知道哲学是什么。从“五四”到1949年，出了二十来个，虽然没达到世界水平，但好歹也是哲学家；而从1949年到现在，五十多年来，没有人给出自己对哲学所下的定义，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也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现在你们进了北大哲学系，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那么我在这可以说，一个不想当哲学家的哲学系学生，绝不是一个好的哲学系学生。如果不想成为哲学家，我劝你别学哲学。
这次的“哲学导论”课，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各种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印度哲学——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加以比较。所有哲学都有特定文化的特性，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有所谓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时间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全世界只有三个地方有哲学，或者说只有在这三个地方产生了哲学突破：西方、中国、印度。在西方，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在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在印度则有佛教、耆那教等。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三个地方形成的哲学，在轴心期都是在本地的地区性文化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这样发展起来的哲学，因此也都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独立的思路、独立的哲学问题，从而形成了三大哲学系统：希腊系统、中国系统以及印度系统。在古代，这三大系统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流，而是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16世纪以后，希腊系统扩充到了整个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势力愈发强大，而中国系统和印度系统相比之下则处于弱势地位，由此而出现了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
我们要追本溯源，就是把哲学放到它的起源时期来加以考察，分析各种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发展理路有哪些不同。就如我们现在要考察黄河的起源一定要追溯到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要考察长江的起源，一定要追溯到青藏高原的格拉丹东雪峰，没有源头的涓涓溪流，就无法形成黄河和长江浩浩江水。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通过三大哲学系统的起源及其各自的演变，把握它们各自的特质，最后落实到我们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探询它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暂时无法解决，但是我们起码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