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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另一个问题是语法化项如何获得语法意义或语法功能。虽然众说纷纭，但实际上其中的关键词不过就是“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会话隐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及“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等几个。学者们都意识到这几个概念对语法化过程以及语法化项获取语法意义的重要性，但在它们孰重孰轻和相互关系这些方面看法不尽相同。关于语法化项获取语法化意义的机制，学者们的意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隐喻为主，另一种是转喻优先。前者的代表论著是Heine,Claudi,and Hünnemeyer（1991），后者的代表性论著为Bybee,Perkins,and Pagliuca（1994）和Hopper andTraugott（2003）。以下我们对这几部论著主要观点的介绍，部分地参考了Bisang（2010）和Traugott（2010）等的评论。
Heine,Claudi,and Hünnemeyer（1991）认为语法化项（新）语义功能的获得发生在宏观结构（macrostructure）和微观结构（microstructure）两个层面上。其中宏观结构以隐喻过程为特征，而微观结构以转喻过程为特征。作者认为，宏观结构的隐喻过程是语法化的“中心策略”，其普遍性的映射（mapping）链是由具体到抽象，即：
微观结构的转喻过程就是基于环境的语用推理，是一个“环境引发重新诠释”（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s）的过程。经过重新诠释，会话隐含被习用化，成为语法化项语义的一部分。特别地，因为隐喻决定了不同辖域（domain）之间的转变，而转喻主要是作为个别语义域之间的桥梁，所以前者是最基本的。作者讨论了身体部位名词语法化为地点名词以及空间名词语法化为时间名词的变化。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 behind （后面；在……后面）。跨语言地，表空间的 behind 义来自表身体部位的 behind （OBJECT>SPACE）；而表时间的 behind 又往往来自表空间的 behind 。
和Heine,Claudi,and Hünnemeyer（1991）不同的是，Bybee,Perkins,and Pagliuca（1994:25）认为隐喻只是在语法化初期扮演一定角色。在语法化初期，当人们“对比源概念和相关语法性概念”的时候，可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隐喻关系。作者指出，没有证据表明隐喻是语法化过程中语义变化的主要机制；隐喻只在语法化路径（或说语法性特征连续统）上靠近词汇性的一端起作用。当语法化项越来越抽象时，隐喻就不起作用了。相反，语用推理的作用贯穿语法化的所有阶段。
同样，Traugott and König（1991）和Hopper and Traugott（2003）等也都认为Heine,Claudi,and Hünnemeyer（1991）高估了隐喻的作用。关于Traugott and König（1991）和Heine,Claudi,and Hünnemeyer（1991）观点上的差异，Traugott（2010:281）的说法是，后者强调“隐喻性（类推性、聚合性）思维”是语法化的动因，而前者引证Grice（1975）提出的“格莱斯会话原理”（Gricean conversational maxims），强调概念性转喻（组合）思维是语法化的动因。Hopper and Traugott（2003）主张语法化同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而且把两者都视为语用过程。作者认为，转喻过程以会话隐含为基础，不仅比隐喻过程重要，而且先于后者发生。以下这段话反映了作者的立场：
隐喻无疑在语法化中扮演某种角色。然而，因为长久以来人们认定重新分析而非类推是结构和形态句法层面语法化的主要过程，如果属于类推性质的隐喻过程在语用和语义上起主要作用，将是令人惊讶的。（Hopper and Traugott,2003:87）
两位作者进一步指出，重新分析和类推分别与转喻和隐喻这两个认知过程相关联；转喻性推理和隐喻性推理在语法化过程中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排斥（200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