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的几十年里，“语法化”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热词，语法化理论的不同流派有了很大发展，语法化研究也逐渐成为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汉语语法化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不论是事实的挖掘还是理论的运用，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近年来构式观念的兴起，为传统语法化理论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已经有不少汉语学者开始尝试构式观念和语法化方法的结合。扎实的语言事实调查，辅以新方法和新理念的运用，必将使汉语语法化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我对语法化理论方法的兴趣始于2000年至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期间。这之前我仅仅听闻过语法化这个概念，并且半懂不懂地接触过几篇英文研究文献。我2001年前后有机会修读了ElizabethTraugott教授的语法化理论课程，才开始对这一理论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我对这门课的很多细节已经印象不深了，但仍清楚记得，我分到的课堂报告任务是介绍和评论Lehmann（1985）这一文献。这份文献的内容深奥而充满思辨，甚至颠覆了我对历时形态句法研究的认知，我一时难以消化。好些年以后，我才逐渐领略到Lehmann的理论主张的魅力，同时也慢慢弄清楚了其局限性的一面。这门理论课对我来说极具挑战性，我却因此感受到了语法化理论的厚重和智慧。之后数年Traugott教授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诲，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这一领域的浓厚兴趣。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自己已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为硕博士生们开设了十年的语法化理论课程。当年自己因为理论基础薄弱而在准备Traugott教授课堂报告过程中遭遇的种种窘迫难堪，则成为了我拿来和年轻学子们分享的趣闻轶事。修过我的课的学生大概都会有这样的印象，我反复强调理论的重要价值。我不厌其烦地向我的学生们灌输的一个理念是，即使一个人的研究兴趣只是调查挖掘语言事实和描写分析语言材料，理论意识和理论视野都大有益处。

说到“理论”（为简单起见，姑且不做“理论框架”“方法”和“规律”等更精细的区隔），请容我不揣浅陋，借这个机会略陈自己的一点拙见。理论，笼统说，就是人们依照既有的知识、认知或经验对自然及社会现象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既有概括性，也有预测性，关键是可重复和可证伪。一个苹果落地只是单一的个案和一种可视的表象，而传说中牛顿受此启发总结出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关于理论和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是，理论基于事实，并且能够反过来指导事实分析。理论的作用实际上远比这一表述更为丰富。比如，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归纳演绎，没有理论归纳演绎的研究难成体系，也就难言科学；理论能够让研究者拓宽视野，超越具体树木而放眼整个森林；等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理论的作用是让人们对具体现象的认知系统化而且获得预测能力。包括语法化学说在内的语言学理论，不例外地也具有这样的价值。但理论不能被教条化，也不能被神化。众所周知，语言学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大都源自西方，而且主要是基于对汉语以外语言的语料和现象的分析和归纳。拿语法化来说，其目前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建立在对印欧语观察基础上的，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很多规律不同程度地对汉语事实具有解释力。比如说，依照环境理论，语法化过程有数个连续阶段，对应于不同环境。这一论断是根据对印欧语的观察而得出的，但应当也适用于汉语。当然，也有一些语言学理论，大概由于整个学科研究视野和层次的局限性，也可能因为研究者语料调查不够深入或者方法上的不得当，不一定十分周延，甚至有较大偏误。很多同行都有这样的经验，即某些流行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并不完全适合汉语研究，部分规律也不完全能够解释汉语现象，甚至与后者相抵牾。拿语法化标杆理论来说，其中的六个语法化参数基本上只适用于屈折语，对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来说就有些水土不服——因其明显的局限性，这一学说已经被新的理论方案代替。再比如，频率理论认为高文本频率会引起语法化项在语音上的紧缩，也不完全符合汉语事实，因为汉语中语法化项可能发生语音紧缩现象，也可能不受影响。这种情况并不能损及理论及理论研究的价值，而是说明理论不是呆板的条条框框：任何理论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可能为新方法和新思维所淘汰。

每个领域的研究都应该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理论建设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语言研究自然不会例外。然而，理论和理论研究在汉语学界曾经的境遇却是一件颇值得玩味的事。对于理论和理论研究，汉语学界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有欢迎的姿态——过去一个世纪里，语言学理论能够不断地引介到汉语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能够熟练准确地把这些理论方法运用到汉语研究中来，便是明证。也有排斥的声音，体现在对理论的态度和对探讨、运用理论的看法两个方面。语言学理论在汉语学界素来贴有“西方”标签。之所以有这样的标签，是因为如前所述，有重大影响的理论方法大都来自西方。因为一些理论流派方法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再加上人们在这些理论方法的理解及运用上遭遇过各种困难，“西方理论”的标签又常常被若明若暗地赋予负面色彩。更合理的说法是，虽然西方语言学界在理论建构方面先行了一步，但语言学理论并非本来就是西方专属的；一种理论可能来自西方语言学者在印欧语基础上的推演，但研究者的目标是总结普遍规律。有一个观点，语言学研究的大势是逐渐摆脱人文、走向科学。既然是科学研究，其方法和观念可以有多元性，但研究者求索终极目标却应当是具有一元性特征的普遍规律。牛顿看到的是英国苹果落地，但推导出来的却是跨地域适用的万有引力定律——向科学靠拢的语言学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如果语言及语言演变存在跨语言共性，那么汉语学者在汉语基础上归纳演绎，也可以为这些普遍规律添砖添瓦，甚至做出创造性贡献。

理论探索和运用在汉语学界被一部分人低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诸如“空谈虚论”“故作高深”和“生搬硬套”之类批评，不时能听到。事实上，多数有影响的理论思潮都是以扎实的跨语言事实为根基、甚至以跨学科的成果为佐证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频率理论中的一些规律不仅得到过跨语言的印证，而且获得了心理实验研究成果的支持。因此，个别理论不成熟、不完善，并不能损及理论研究本身的价值。汉语研究中生搬硬套式的理论运用情形或许确实存在，但绝非主流，而是个别现象。我的理解是，这些个别现象应当属于具体操作层面的不得法和偏差，绝不是汉语研究结合理论之举的必然后果，理当被宽厚以待。既然谈到了理论运用问题，不妨再啰唆几句，说说大家感兴趣的“言称希腊”和“言称汉唐”之辩。不论因由、罔顾事理，在研究中动辄引用“西方”理论，即饱受诟病的“言必称希腊”，真正的学者是不屑的；而“言称希腊”本身则是中性的，无所谓对错。不管“称”什么，尊重学术规律、恪守学术规范是关键。我们在前面说过，西方语言学界在理论建构方面先行了一步，那么该怎么对待那些出自西方语言学者之手的学术成果呢？在具体研究中因不知而未引，要上纲上线到学术规范或许有些过头，但归属于功课未做足、视野欠开阔还是说得过去的；知而不引，恐怕就有学术失范问题了。量子力学研究无可避免地要引证爱因斯坦学说、经典力学研究奉牛顿理论为宗，都是对科学研究和学术规范的一种客观尊崇，是纯学术性的。回到语言学，“言称希腊”也好，“言称汉唐”也罢，当由研究课题本身以及相关成果的客观状况来决定。如果汉语语言学有长久理论研究传统而且成就为世所公认的话，别说汉语研究者自己，西方同行“言必称汉唐”也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现阶段“言称希腊”可能更多见，这是目前语言学研究状况（层次、深度、影响力等）的客观反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语言学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言称汉唐”或许会逐渐变成一个常态。期待这一天的早日来临。一句话，为引用而引用，自不可取，但合理、正确引用则是科学研究的性质和规律所决定的，也是学术规范所要求的。因某种非关学术的避讳而对既有学术成果视而不见，受伤的是学术研究本身。

语言学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标志，是理念和方法的多元并存、良性互动。汉语语言学研究尽管因借鉴西方理论方法而获得提升，汉语学界却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全面运用和参与构建理论的传统，主流观念向来是以语言现象调查及语言事实描写为尊。深入的现象调查和扎实的事实描写肯定是语言学大厦的根基，但绝对不是语言学研究的全部。事实描写和理论建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无论是倾力于事实描写还是专注于理论归纳演绎，潜心传统路子也好，着眼新方法新思潮也罢，都有其独特价值。任何以单一理念（“语料调查为尊”或者”理论建构优先”）来统摄学术研究的做法都是先天不足的。有两种情形十分常见。一种情形是把汉语特色和普遍规律对立起来。汉语特色并不见得就完全和其他语言迥异，汉语研究也并非不能与“西方理论”接轨。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字学科是小学，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汉语研究，正是因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而发展起来的。愚以为过分强调汉语特色，会使汉语研究失去开阔的视野和应有的高度。另一种情形是把理论的探讨、引介和运用跟汉语的传统研究路子（甚至传统文化）对立起来，不时拿后者来制约前者。科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固守某种观念和研究手段的做法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可能背道而驰。目前汉语学界非常振奋人心的一种呼声，是让语言学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级学科——一级学科倘若理论研究薄弱、缺失甚至遭到排挤，那是说不过去的；没有理论体系支撑的语言学研究，也不太可能走得很远。

“语法化”是不是可以追溯到汉语传统上的“虚化”理念，可能见仁见智，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法化研究始于西方，应该没有什么可争论的空间。汉语事实和汉语语言学研究成果缺席了迄今为止大多数影响深远的语言学理论的构建，这一说法也应当没有太大争议。这种缺席是语言学研究的重大损失——构建语言学理论的基石中如果没有汉语等典型孤立语的踪影，那些理论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必定会大打折扣。单是从这一角度讲，汉语语言学就不该置身于理论研究之外；致力于理论建构、为普通语言学作贡献，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种义务和担当。最紧迫的事情是开始思考汉语研究如何参与理论构建。理论构建不外两种方式，要么“另起炉灶”，要么“主动融入”。以语法化研究为例，另起炉灶可能又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建构一种属于汉语的语法化理论体系，取之于汉语而且用之于汉语，既不关注跨语言现象，也不牵涉跨语言规律。这样的理论体系对汉语语法化研究可能有一定价值。如有汉语同行有志于这种理论的建构，不仅值得尊敬，而且应当得到大家的鼓励。但如果承认语言学研究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一元性，那么这样的理论体系有多大意义、能走多远，就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第二种情形是建构以汉语为主要基础的语法化理论，基于汉语事实但具备跨语言解释和预测能力，而又独立于既有的“西方”理论体系。据我所知，单就语法化而言，汉语研究迄今尚无此种类型实践的成功例子。毕竟，一个成熟理论体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太可能因事实描写的大量累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目前的语法化理论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建构目标是揭示普遍规律，不少成果都被证实是普遍适用的。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现阶段汉语语法化研究除了继续发掘事实以外，不妨以助推普遍规律的归纳、完善既有理论同时在汉语事实基础上进行创新为目标。就是说，一个更可行的选择是让汉语语法化研究“融入”普遍理论。融入不等于消极迁就和迎合，而是积极包容和贡献，可分三个层次，即“接触”“吸收”和“参与”。“接触”是引进和学习既有理论，“吸收”就是用既有理论解释汉语事实。过去一个世纪，汉语语法化研究涉及理论的部分基本上以这两个层次为主。“参与”可以概括为从汉语事实出发，结合跨语言现象，增补甚至修正既有理论，或者归纳普遍适用的新规律和发展新方法。这一层次是目前汉语研究最为薄弱的。对历时形态句法研究来说，汉语是一座十分珍贵的宝藏，汉语研究参与语法化理论建构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汉语历史悠久，历时语料丰富；各种形态句法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语料保存相对完整，这对语法化理论的价值不言而喻，也是很多其他语言所无法比拟的。举个例子，BerndHeine教授的“语法化链”和“语法化连续环境”研究都不是在汉语基础上进行的，严格说，依据的主要是共时语料。可以肯定，Heine如能以汉语丰富的历时语料为观察对象，其理论归纳的可靠性及解释和预测能力必将大幅提高。所以说，汉语研究完全应该有主动参与并推动理论建构的雄心和自信。我们的做法应当是一方面从普遍规律看汉语，另一方面又从汉语反观普遍规律——再次强调，“反观”是一种贡献，是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顺从。

这本小书是我过去十年来尝试把汉语语法化研究融入语法化普遍理论的一个总结，涉及的内容既包含基础的课题，也有前沿、热点的东西。语法化理论研究方法迥异、思潮繁多。这本书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力图既触及语法化理论的主要脉络，又不拘立场和门派。书中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那些具有广泛影响的宏观课题，包括语法化项的范围和类型、语法化的窄化观和扩展观、语法化连续环境、语法化链等。这些课题在学界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认知，也就有很大的思考和开拓空间。本书所做的首先是简短地梳理各家的观点，厘清那些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点评其优劣得失，并尽量通过汉语语料来加以诠释；更关键的，是尽量提出我自己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方面是我对新理论课题的一些独立探讨，例如临界环境和语法化项的关系模式、临界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以及复合型图式性构式的扩展和受限规律等。再具体一点，临界环境和语法化项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学界之前未曾有人着力论述过的。关于文本频率在语法化中的作用，学者们并没有取得一致看法，关键原因是大家对文本频率和不同语法化环境的互动关系没有形成清楚的认识。我提出的“临界频率”概念可能不是文本频率如何推动语法化这一问题的终极答案，但至少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历时构式语法理论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能够利用印欧语历时语料归纳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复合型图式性构式扩展模型，也没有对这种扩展的受限规律进行深入探讨。汉语丰富的历时语料，为图式性构式扩展及受限规律的初步讨论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我通过对汉语事实的观察和推演提出了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以上两方面思考都具有理论创新性质，而且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汉语语料分析基础上的。囿于这本书的篇幅，也限于本人的能力和精力，一些重要理论课题，比如学界长期争论的语法化单向性、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关系以及语法化和构式化的异同等，都只能暂时搁置起来。毕竟这本书并不以系统的理论介绍为主要目标，而是旨在让汉语事实参与语法化普遍理论建构的实践上迈一小步。除理论问题以外，本书也以较长篇幅讨论语法化研究方法问题，包括普遍理论在汉语语法化研究中的准确运用和汉语语法化的特色等，具体说，就是不同语言和不同范畴语法化的个性特征与普遍规律发生关联的可能性以及方式。之所以长篇幅地谈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学界相关讨论薄弱，而且偏颇明显，个别盛行的观念做法恐有谬传误引之虞。

既然以“参与理论建构”为主旨，这本书的视角就是双重性的，即一方面以语法化理论方法来观照汉语历时形态句法变化，另一方面又以汉语历时形态句法变化的事实来证实或证伪既有理论，从而达到修正、补缺和创新的目的。从理论学习的角度来看，这种双向检视的方法比单向的理论引介更为有效。书的框架，就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为硕博士生开设的语法化理论课课程大纲。近年来我曾应邀到国内几所知名高校举办语法化理论系列讲座，和师生们分享过本书的部分章节，颇受欢迎。讲座期间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内同行及青年学子们对语法化理论学习的热情。特别是青年学子们，他们非常渴望系统深入地了解语法化理论框架以及前沿理论动态，也十分期待能够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运用甚至探索语法化理论。因此，这本书读者群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既可以作为高校历史语言学及功能认知语言学专业教研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当成本科生和硕博士生的语法化理论阅读辅助读物。

这本小书定名为《语法化理论的汉语视角》，我是诚惶诚恐的。一方面，汉语语法化研究参与普遍理论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目标也绝非凭个人的力量能够达成，我目前所做的最多就是蹒跚地迈出了一小步。另一方面，我自知才疏学浅，对理论发展脉络的追踪概括未必全面，在相关理论引介的取舍上想必会有欠妥当的地方，对既有语法化理论的解读和修正以及从汉语角度对规律的总结也都难免有偏误之处。好在我很清楚，这本书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部抛砖引玉之作，因此心中也就少了很多顾虑。

对于这本小书的不足，我要恳请读者们予以批评指正，同时衷心感谢他们的体谅和包容。我也十分期待获学术理念相左、研究方法不同的同行们的指教。从差异中学习、在批评中获益，这应是学术人生的一种常态。求同如未果，存异亦珍贵。存异是一种高度，是一种胸襟；不认同未必要待以贬抑。求真、唯实，深化汉语语言学研究，这是大家共同目标，也是汉语学界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