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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病何由来？
依“医家之宗”《黄帝内经》的典言，“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百病生于气也”，“风者百病之始也”，病由气生且由风始。然如此玄妙言辞，逮至近代已不复是“验之事不忒，诚可谓至道之宗”的不刊之论。别有“至道之宗”黑朴科迭司（Hippocrates）鸿制，开显泰西医学。宇宙之道，由“不二”变乎“二”：“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王国维语）
道出于二，如何能“吾道一以贯之” ？如何能切中病源？
梁启超一度幻想中华“泰东文明”迎娶欧美“泰西文明”，“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严复则正色警告中学与西学“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西学为当务之亟”。
西学东渐，“先变其名曰新学”，中学反之曰“旧学”，“吾国旧学实不敷用”，“学尚新学，遗弃孔孟”。Mordernism已成“从新主义”，世潮“尊西崇新”，“天演之（新）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
于是乎，中学乃病，“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中国乃病，“泰西人诟吾国者曰亚东病夫”；中国人乃病，“国病非他，其国之人之病而已”，“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甚而，中国固有治病之医，系五行医、玄学医、神学医、不科学之旧医，乃病。
“唯泰西者是效”，“一切制度，悉从泰西”，“将东方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此等“革故鼎新”，听来快刀斩麻，“毕其功于一役”，何其痛快淋漓也！
然则中国“人不为禽兽者”的固有“吾道”，皆当废弃？
梁漱溟在“五四”新潮中谛思：中国固有“吾道”是否须“连根拔掉”，“将中国化根本打倒”？又或在“西方化对于东方化的节节斩伐”后，固有“吾道”终可“翻身”？
这位“问题中人”，批评“天演新学”于“人类社会进化误于‘独系演进论（unilinear development）’”，只知其一，不知中国、印度、西方乃意欲持中、意欲向后、意欲向前的各自“天演”。是故，于西学之道当“根本改其过”——“理智的严酷”多“偏在唯知主义（intellectualism）”——而受用，于固有“吾道”当“批”陈出新——最大之偏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而振扬。
“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的近现代“转型时代”，如此醒言不啻于一剂清凉散，良可解酲。
人生之病，是必落脚于一时一地一人。拙编“人生之病”，实乃“中国人人生之病”， 实乃“转型时代中国人人生之病”，实乃“转型时代一中国人人生之病”。
落脚于一时一地一人之病，犹可以“病之气生风始”而贯通。
“身处惊涛骇浪之中，犹弄潮耳”的刘咸炘发现：宇宙如网，流变三叠，“一切皆有风气”，“未有物吾不得而知之也，既有物则皆有病矣，宇宙一病院也”。宇宙本体“本止一气”，一时一地有一时一地之风气，一时风气一地风气“一纵一横，各具面目”， “横说则谓之社会科学，纵说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则谓之人事学”，人之不恃一己而以一己孚召，“则虽非一己，而实一己也”，由自摄他而察势观风，“人、时、地三者备而后论可定”病由。
这位“推十合一之士”执两用中：“其实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固然“中西新旧，本不相同，不能尽说新的都是旧所有，西的都是中所有”，西洋心物辨盛而中国理气辨盛，但“仔细一看，胡适的实验哲学、周作人的文学，不但在时间上是中国旧东西的变相，而且在空间上还是中国土风的结晶体”，前者“恰是徽州朝奉的习气”，后者“实实是浙东人传奇”气质，“而今最新人的脑筋，十有九还不是陷于无政府状态中，他们自己都在波浪里打滚，怎能自命为船人呢”？
宇宙一病院也，“尘世一苦海也，人生一悲劫也”，而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办者丁福保的《病中养生法》，别有“启蒙”意味。正因悲苦如斯，恒遭失意，“以嘻笑代号啕”，“何功不笑为健体之良剂”？“人之悲哀忧闷不眠及种种疾病，犹机械失油而运转不灵也，一注以笑油，则全体活泼矣。”
更加深知尘世苦海的弘一法师，则不“注笑油”，而是“大病从死，小病从医”。《信中说病》透露，在“下臂已溃坏十之五六”“上臂渐次溃坏”“脚面上又生极大之冲天疔”的危急时刻，“放下一切，专意求生西方”。而在“竟能化险为夷”后，方拟“请外科医疗治臂患”。
弘一法师和丁福保待病之道各异，而同归于“执中”。但对于“执中”不能乃至不为者，则“执偏”而行，“非中庸”而“非孔子”。
戴季陶的《神经病与贫血病》对孔子“有罪推定”——由《论语》“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推定孔子“一个人发穷急”，“已经是极强的神经衰弱和贫血的患者，所以他的思想颓丧，也是当然的了”，还扣上“科举毒害”的帽子：“我看他是从小中奴隶教育的毒太深，受科举制的影响太大，这些恶种子，到了身心衰弱的时候，通同发泄出来。”
鲁迅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则是更高明的“人身攻击”——“推定”孔子“周游列国，运动王公”而“哼着‘中庸，中庸’”，“不撤姜食”而“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
千文千面，一篇短制只是鲁迅和戴季陶的忧思别寄，并非切心道尽。但冷眼壁上观的姿态，自己超然于病域之外，悬设“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桃花扇》语）的同病相怜体认，“则隔矣”。
这般“病他不病己”的千姿百态，各执所见。
或说说“他”——如许钦文《病从口出》中“鼻子下面一张双唇厚厚的嘴巴，上面两粒圆圆的眼球”的疥疮青年，宋绍谟《目疾患者》中“已着疯病了”的“目疾患者D君”，茅盾《时髦病》中“打倒一切”并“骂倒一切”且不做一切“脚踏实地走一步”工作的“他”，胡适《差不多先生传》主角“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或说说“他们”——如高士其《癞病》中“他们惨黄色的皮肤上现出污秽的红瘢，鼻梁塌陷了”的“麻疯病者”，周作人《精神病问题》中“我看见过不少”的“精神病患者”，瞿绍衡《摩登性寒腿病》中“一般摩登迷的青年女子”，徐《谈美丽病》中称许“女明星的不喂奶主义”的“这群新才子们”。
或说说除去自己的“我们”，如林语堂《论政治病》中不时“闭结、脚气、肺痨、痔漏、神经衰弱、肚肠传染、膀胱发炎、肾部过劳、脾胃亏损、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脑汁糊涂”的“我们的要人”，沈从文《中国人的病》中“用旧观念不能应付新世界”的“毛病国民”，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心气薄弱，所以‘好行小慧’”的“中国人”，洪为法《病的妙义》中“因循，苟且，不奋发，不前进”的“好病和多病的我国人”。
“病他不病己”的病见所由，是“宇宙非一病院也”而“老夫不幸生在一个病夫国”的不平之气，燥热难消，良可悯也。可借河上公正言略解：“夫唯能病苦众人有强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
“宇宙一病院”，吾非局外人。“夫唯病病”的“病己”自觉，“病中谈病”，追问“我们病了怎么办”，则更多“切身感”。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切身之言，尤其化醒。如郭沫若在《痈》中交代，“自己也学过医”，但“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而溃痈时“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意外体悟“‘历史小’之道” ，“‘朝闻道，’孔子曰，‘夕死可矣。’……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于痈，我也是值得的！”又如王平陵在《痛哭流涕长叹息》中坦言自己“喝一次过量的酒，忽然呕吐齐作，发生了急性肠胃炎”，“在病中，我尝到许多痛苦，换来若干经验”：“最痛苦的现实，还是自己的病，社会国家的病，究竟不是切肤之痛”，“害病也是学问，能害病的人，虽为病魔所苦，不为病魔所困，总有方法克服病魔的纠缠，他们是把病院当作学校，……彻底明白自己的病因，病态，病变……”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病里尤知悟昨非”。徐志摩的《我们病了怎么办》反省，“我个人向来也是无条件信仰西洋医学，崇拜外国医院的，但新近接连听着许多话不由我不开始疑问了”，“在事实上可巧它们往往是在最主要的功用上使我们失望”，“‘尽信医则不如无医’，诚哉是言也！”纪果庵的《病中谈病》反照，“健康时候，老是动的……如一塘污水”风波不息，“既病卧在床……于暂时之安息里，收视返照，……可以洞见表里，细数游鱼，故在病榻乃大有悟道的机缘”，“此乃东方文化精髓，而在病中表现得最清楚者也”。罗运炎的《病中福》反察，病中“我和别人既同感受痛苦”，“此种从经验中发出的怜悯心最有价值”，“俗虑尽消，志朗神清……有因卧病变化气质的”，“有时且能在病中定大志，立大愿”，有道之士“正要善用其病”。
“有病方知身是苦，健时多向乱中忙”，“夫唯病病”，方能“撑起两根穷骨头”而“养活一团春意思”，方始“须知世上苦人多”而“但觉眼前生意满”，方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之病病，实非止于一时一地一人；“百病乘虚而入”，实非止于一时一地一人；“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实非止于一时一地一人；“至道不二”，不三亦不四，实非止于一时一地一人。
吴迎君
己亥年端阳日于长安无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