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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因为我的病，成了医学界小小的一个问题。北京社会最流行的读物——《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关于这件事，都有所论列。我想，我自己有说几句的必要！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狠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相当的辩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应该把我的感想和主张顺带说一说：
我的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又不痛又不痒身体没有一点感觉衰弱；精神没有一点感觉颓败；所以我简直不把他当做一回事。去年下半年，也算得我全生涯中工作最努力时间中之一。六个月内，著作约十余万言；每星期讲演时间平均八点钟内外；本来未免太过了。到阳历年底，拿小便给清华校医一验，说是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我才少为有一点着急，找德国、日本各医生看，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打了许多的针，一点不见效验。后来各医生说：“小便不含有毒菌，当然不是淋症之类。那么，只有三种病源：一是尿石，二是结核，三是肿疡物。肿疡又有两种：一是善性的——赘瘤之类；二是恶性的——癌病。但既不痛，必非尿石；既不发热，必非结核；剩下只有肿疡这一途。但非住医院用折光镜检察之后，不能断定。”因此入德国医院住了半个月。检察过三次，因为器械不甚精良，检察不出来，我便退院了。
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狠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因为前年我的夫人便死在这个癌上头。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他一来便是要命！我听到这些话，沉吟了许多天。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过后，趁他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同时我要打电报把我的爱女从美洲叫回来，和我多亲近些时候。——这是我进协和前一天的感想。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察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狠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医生诊断，大义如此。我和我的家族都坦然主张割治。虽然有许多亲友好意的拦阻，我也只好不理会。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但是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我们当然狠高兴。后来据医生说：“那一个礼拜内并未全清，不过肉眼看不出有血罢了。”一个礼拜后，自己也看见颜色并没有十分清楚。后来便转到内科。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这是在协和三十五天内所经过的情形。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虽偶发的时候，颜色也狠淡。我自己细细的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的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狠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子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狠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无理由的出血”这句话，本来有点非科学的。但是我病了一年多，精神如故，大概“与身体无妨害”这句话是靠得住了。理由呢，据近来我自己的实验，大概心身的劳动，总和这个病有些关系。或者这便是“无理由的理由”。
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狠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地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我住院一个多月，令我十分感动，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原刊《晨报副刊》，1926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