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年来“东亚儒学”研究的简单回顾

在日本，战前战后的学术用语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后，“东亚”一词几成死语，但是人们在思想上对东亚问题的批判反省却远远不够，相反，在近二十年来，东亚问题的讨论不仅充塞人文社会学界的各个领域，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政治领域，以至于人们一谈到“东亚”就变得很敏感。然而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学界，当人们一旦涉及儒学问题时，却以一种对象化、客观化的审视态度来对待，对江户儒学往往能够坦然处之，而对近代日本儒教则抱有一种弃若敝屣的态度，至于儒学的当下性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则在人们的视域之外，仿佛儒学在现实社会当中已经完全是“幽灵”一般的存在。

那么在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和地区，近年来儒学研究的状况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对韩国学界有关东亚儒学研究的状况并不清楚，而对台湾地区的儒学研究一直以来就有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台湾学者将儒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东亚，只是这种所谓的拓展，尚缺乏一种明确的自觉意识——也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将儒学置于东亚领域来思考的自觉意识。因此，这种儒学研究大多是出于个人的语言优势或学养背景，或是因为学者个人对日韩两国的文化历史感兴趣，但这种研究依然处在东亚各国彼此隔绝的状态。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受到源自欧美学界的“亚洲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的影响，尤其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不少学者开始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探索亚洲经济何以得到迅猛发展的根源。

然而事实上，对东亚问题乃至亚洲问题的关注，这是自近代日本甚至可以说自近世日本（1603-1868）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文化情结或思想纠结，例如已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岛田虔次（1917-2000）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这部名著中，就曾呼吁人们应当关注如何建构东亚儒学史或东亚思想史的学术问题，只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呼应。若从政治、经济等领域来看，日本一直以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东亚问题的关注，甚至有一段时期又开始议论如何重建“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一些好事者还撰写了东亚共同体宪章，尽管日本官方乃至学界的部分人士对战争问题始终缺乏深刻的反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东亚儒学的问题在日本学界也显得冷冷清清，这或许与近代以来儒学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自杀”（渡边浩语）进程有点关联。至于战后日本的儒学是否已经完成了这个“自杀”进程，不宜遽下断言，但至少可以说，儒学被视作“死”的传统或是“客观”的研究对象，这是当今大多数日本学者的一般认识。

然而令人颇感兴味的是，近十余年来在台湾出现了东亚儒学研究的热潮，仅在台湾大学一地，有关东亚儒学研究的论著就已出版了一百多种。我处在隔岸观火的境地——并非“身在此山中”，但是却可从大陆的背景出发，来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有台湾学者看到我的一篇拙文后，觉得在大陆出现了一种质疑台湾学界东亚儒学研究的“声浪”，这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 。在我看来，大陆学界特别是中哲界的一些朋友对东亚儒学的态度毋宁是冷淡的，在其背后或有这样一种意识存在：儒学正宗依然在中华大地。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自己周边地域的文化传统（含其儒学文化），仍然想当然地以为儒学唯有中国大陆的儒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儒学中心也当然在大陆而不会发生任何转移或变化；以为日本或韩国的所谓儒学，无非是中国儒学的分店或支流，在哲学上几乎没有讨论的价值，即便从文化形态上看，也至多是一种边缘角色。

近年来，随着儒学与国学的研究在全国各地不断兴起，大陆学者开始热衷于谈论文化“自信”，这与之前出现的所谓“中国模式”论有几分相似，至于“东亚儒学”却少有人问津，至于其原因到底何在，目前断言尚为时过早，或仍然需要静待一些时日，才能看得更为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与近百年来，一方面中日韩之间的知识交往不成比例有着莫大的关联——即中国对自己邻居的了解之少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之多往往不成比例；另一方面又总是以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欧美化），而东亚文化无非是中华文化的一种化身而已。对于上述两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学术界至今仍然缺乏认真的反省。

至于台湾学界何以兴起东亚儒学研究，与1999年民进党执政以后喧嚣一时的“去中国化”策略是否有关，这是我们应当冷静思考并做出回应的问题。但是说实话，这个问题已经游离于学术领域之外，因此任何对此问题所下的判断都免不了涉入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当中，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 f2m8KhycCGTxabXyQM+g99wcyl9emM0s2odJLhauxvvXk7FWY6iAbu2ClWJnwk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