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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自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间，大量中国青年东渡日本，一方面借助日本以学习西学，另一方面通过对日本近代社会的实地观察，感受到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就在于缺乏观念上的革命。于是，人们开始借用日译西学的名词概念来推动各种观念上的革新，“东亚”一词传入中国便是一例。事实上，早于《国粹学报》一年的1904年发刊的《东方杂志》在《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第1条便开宗明义地宣称：
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
这里出现的“东亚”一词便值得引起关注。这一宗旨的发表当然有两个时代背景值得注意：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国学运动的兴起。这里提到的“东亚”没有明确指明来源，但显然是来自日本，值得注意的是“联络东亚”一说，应与19世纪末在日本出现并盛行一时的“兴亚论”“大亚细亚主义”之思潮有关，例如甲午战争前一年即1893年樽井藤吉（1850-1922）在其《大東合邦論》（提倡与朝鲜“合邦”而与中国“合纵”的观点）一文中就已明确使用“东亚”一词，指出当时的“东亚诸国”犹如中国春秋战国七雄相争，虽然各国不愿被“秦”所吞并，但最终仍然不得不被“秦”所统一，意谓东亚各国最终走向“一体”，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至于其所谓的“秦”具体何指，则是不言自明的，应当是指在“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则下，当时的帝国列强很有可能扮演“秦”的角色，而新兴后起的日本帝国（以1890年发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为标志）更是统合东亚各国的唯一力量。
樽井藤吉虽是明治早期的自由民权论者，但他同时又是九州福冈的右翼组织“玄洋社”成员
，是明治十七年（1884）在上海建立的“东洋学馆”的发起人之一（创办者为中江兆民）。该学馆的使命在于为重振东亚而培育人才，主要以培养通晓中文的人才为目标——即以“通晓清国之政治人情风俗语言”（参见《東洋学館趣旨書》）为宗旨，该学馆尽管短命，至次年9月便告解散，但却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在海外设立的语言学校，也是1901年在上海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
在此之前，日本近代史上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于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在东京成立，在此组织之下，又有“兴亚学校”于同年二月成立。出任会长的是旧熊本藩主细川齐护第六子长冈护美，会员包括清朝人和朝鲜人，在当时这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团体组织，后来成为东洋学馆馆长的末广重恭便是兴亚会的骨干成员之一。该会于次年得到了明治天皇的赏赐金1千元，但不久其活动便趋于沉静，明治十五年五月，由于兴亚学校迟迟得不到文部省的官方承认而不得不关闭，并被并入文部省直辖的外国语学校，“兴亚会”的会名也于明治十六年（1883）一月被改名为“亚细亚协会”
，其后又与近卫笃麿（1863-1904）于1898年创立的“东亚同文会”合并。
由上可见，在19世纪末的近代日本，“兴亚论”已然成为一种思潮，而东洋学馆便是在其背景中成立的，而其另一社会背景则是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玄洋社与其他团体组建九州改进党，以发展成为“公议政党”为目标，在全九州地区向民权派发起广泛呼吁，而在各地纷纷成立的政社作为其支部，以图建立全国性的联合协议体的政党。该政党的早期活动之一便是计划建立东洋学馆。在成立之初发表的《東洋学館趣旨書》中，有这样一段话：
盖东洋之神髓在清国之头上而存者，若论与我国之关系，即辅车相依、唇齿相保之大要也。
可见，其所谓“东洋”主要指清朝和日本，而对两者之关系则以“辅车相依、唇齿相保”来表述，而建立学馆之旨趣则在于“扳回东洋之衰运”
。于是，东洋一词作为与西洋对立的概念，具有了对抗性论述的意味。就其实质内涵来看，其所谓“东洋”，即相当于稍后出现的“东亚”。
总之，在日本，“东亚”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始于19世纪80年代，以“兴亚会”的成立为标志，形成了“大亚细亚主义”或“亚洲主义”等社会思潮。而“东亚”一词是针对西洋而言的地理性概念，本来并没有明显的地政学这一特殊意味。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概念，于是“东亚”一词发生了质变，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更主要的是地政学概念，含有了政治军事外交的排他性意味，还有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意味，这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