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亚”一词的由来

“东亚”一词原是对east Asia的日语翻译，它的日语书写有两种方式：“東亜”和“東アジア（Asia）”。前者是日语汉字，后者则是用日语“片假名”来音译“亚细亚”（Asia），即“亚洲”。在20世纪30年代的近代日本，日语汉字书写的“東亜”一词具有浓厚的帝国日本意识形态的烙印，往往伴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记忆，故自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東亜”一词成为禁语，从社会语言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東アジア”。尽管“東亜”一词几近消失，但是有关“東アジア”问题的情结在日本学界却丝毫未见衰退。

关于“东亚”一词的词源学问题，特别是日本近代史上，该词是如何出现及其演变等问题，陈玮芬在子安宣邦的论述基础上，指出这个词汇未见诸中国的《词源》《辞海》等主要辞书，而是出现在1920年代的日本，最早是以“东亚美术史”“东亚佛教史”“东亚文明史”“东亚考古学”等学术性的专用名词出现，具有文化含义的地域概念，到了30年代以后，逐步演变成地政学概念，并且被进一步扩大为帝国日本建构“东亚共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的理念 。当然，1943年11月6日日本军国政府发表的《大東亜共同宣言》（东京：新纪元社，1944年）不仅意味着“东亚”一词已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而且将此提升为战争理念，公开宣称当时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也是为了“建立世界之和平”的所谓“正义”战争。因此“东亚”一词所伴随的战争记忆是十分沉痛的。但是“东亚”作为学术用语之出现并非始于20年代的日本，而要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以上。

关于“东亚”问题，子安宣邦在2000年11月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主办的“东亚学术国际会议”发表的一篇论文《昭和日本と“東亜”概念》中已有明确阐述 。归纳而言，子安的核心观点有二：1.东亚概念的出现是为了摆脱中华文化中心论，他指出作为文明史、文化史的“东亚”概念之提出，是“热切地想要‘脱亚’的近代日本内部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者所建构的概念”，因此，“所谓‘东亚’正是为了改变指向中华主义文明中心的一元论要素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地域概念”，他指出“我们可以预知，这个新的文化地域概念‘东亚’将会产生地域内的多元性的文化发展” ，这就告诉我们，“东亚”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地域概念，它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概念，是具有历史内涵的；2.东亚一词与近代日本的“东方主义”有密切关联，所谓“东方主义”，是萨义德（1935-2003）提出的一个批判性概念，盖指西方学者在审视东方时，常以自身为普遍性准则，而将东方视作停滞、落后的特殊性空间，因此东方应该按照西方的普遍主义原则来摆脱停滞落后的状态，以便融入西方的普遍世界 。在子安看来，近代日本在审视东亚之际，就是运用了这种“东方主义”的眼光。

然而问题是日本战后将“东亚”书写转换成“东亚细亚”，就能消除战争记忆吗？子安质疑道：“‘东亚’之死而能产生‘东亚细亚’吗”？ 他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于“作为文化概念的‘东亚’”是否可能？子安虽表基本认同，但也提醒我们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中国文化一元论，他指出：“所谓文化概念的‘东亚’，是对中华主义的文明一元论指向，以相对化的形式而重构起来的地域概念。”这是说，作为文化概念的“东亚”的形成建立在对战前“东亚”的地政学概念的一种反省和批判上，它涵指以中国为起源的文明这一广泛地域的“共通性”的地域内部所存在的多元文化形态。而且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概念，更是一般意义上的“广域”性概念。他指出，根据这一概念的“广域性”，而将国家民族中心主义相对化，所以这一概念可以包含从文化到经济乃至政治等各种社会领域，在空间上也可包含多样多层的相互交流。因此重要的是，“东亚细亚”并不是国家间关系的“实体化”，而是使生活者的相互交流成为可能的一种表示“关系域”的文化地域概念，换言之，也就是一种“方法的”概念 。这才是用我们的手来解构帝国日本的“东亚”概念，以便重新建构“东亚细亚”的一个可能途径。很显然，子安提出以“东亚”为“方法”的观点，是将中华文明相对化的文化概念，是承认这一广泛地域中文化多元性的概念。

对于子安的上述见解，我们可以表示基本的赞同，但是这里须指出两点：第一，“东亚”一词的产生与19世纪末的中日战争背景以及随之兴起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潮有密切关联，例如左翼思想家、中国问题专家暨亚洲主义者尾崎秀实（1901-194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文章指出：“在当下的情势下，作为实现‘新秩序’之手段的‘东亚协同体’，确实是日支事变（引者按，系指1937年‘七七事变’）进程中所孕育的历史产物。” 也正由此，1941年12月当日本帝国政府向英美宣战之际，正式将此次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因为自1931年以来的与中国之间持续的战争状态才是向英美决战的真正原因 。至此可见，“东亚”一词原本并不是单纯的学术史概念或方法论概念，而是具有浓厚政治意涵的概念，且有复杂的战争记忆，这是不容忽视的。第二，在战后史学界，东洋史学家西嶋定生（1919-1998）在1970年代提出了“東アジア世界”这一著名观点 ，他着眼于8世纪前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文化历史，指出构成东亚世界有四大要素：汉字、儒教、律令、佛教。由这四大要素构成了东亚一体性的历史文化圈。西嶋此论有一个目的，他要批评“一国史”日本论——即日本历史是与中国大陆毫无关联而独自发展形成的独特世界这种偏见。西嶋以“东亚世界”来批评“一国史”的日本论述到底具有何种理论效力，这是另一个问题，此且不论，但他反对“日本史特殊化”的努力却是值得关注的。

总之，作为文化史概念的“东亚”，是建立在文化多元这一思想立场之上的，而作为地理概念的“东亚”则未免缺乏“政治敏感度”和“时代敏感度”；同样，如果仅仅作为战争产物来看待，也不免缺乏文化历史的视野。固然，若从本来意义上说，“东亚”原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只是在帝国日本时期，逐渐演变成地政学概念（又称地缘政治学），这是不容否认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只是在当下，我们究竟以何种立场和姿态来审视“东亚”问题。 BdGkAAIL31q9Q/EGuISXIkei6cDYYGYpOTYWNQqF6qxRhGtbF9c6IP6bJsoeK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