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环视近十年来的国际学术界，“东亚儒学”俨然已成一研究新领域，其发展势头十分可喜。只是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哲学界在此领域中的成果比中国台湾学界所取得的成就逊色不少，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看，都得坦承这是事实。就笔者管见所及，在大陆学界，以“东亚儒学”命名的学术专著，至今似乎唯有陈来教授的《东亚儒学九论》（2008）一部而已。当然，若以专题而论，则有关日本或韩国的儒学专题研究（包括通史性的以及个案性的）已有大量涌现，甚至出现了一些通史性的论著，这里不遑一一举例，仅举两例：李甦平《韩国儒学史》（2009）、邢丽菊《韩国儒学思想史》（2015）。不过，这些通史研究的作者大多有着专业的学术训练。

而在当今韩国及日本的学术界，有关东亚儒学的整体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成果的积累也相当丰厚。但是不容否认的一个现实状况是：在韩国，中国儒学与韩国儒学这两大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在日本，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这两大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都几乎处在“隔行如隔山”的境地之中，彼此之间囿于当今学科的设置愈加细化的缘故，因而疏于往来交流，相反，倒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学术研讨会上，这些不同领域的学者有时会同时出现，令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讶异。就研究现状来看，韩国的情况我并不熟悉，故不宜妄议，日本近年来正在加快东亚儒学研究的步伐，其特征与日本学者擅长于史料文献的考订和梳理一样，他们对东亚儒学的研究也非常注重“以小见大”的专题性或个案性的问题研究，而并不喜欢高谈阔论“东亚儒学”的方法论问题或诠释学问题。

有迹象表明，有不少此前从事中国儒学研究的日本学者，已经开始将目光拓展至韩国儒学或日本儒学的研究领域，这里仅举几例（为避繁琐，省略书目），例如三浦国雄教授的韩国儒学研究、吾妻重二教授的日本以及韩国的礼学研究、中纯夫教授的朝鲜阳明学研究、土田健次郎教授的日本江户儒学研究、吉田公平教授的中日两国心学思想研究、小岛毅教授的近代日本阳明学的研究，等等。至于开东亚儒学研究之风气之先的则非前辈学者子安宣邦教授莫属，他的《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2003中国台湾版）可能是日本学者的首部以“东亚儒学”命名的专著，而他对“东亚”问题以及“东亚儒学”问题的批判性考察十分尖锐而又有独到见识，值得关注。

台湾学界对于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开辟，无疑具有创举之功。历史的追溯暂且不论，20世纪末21世纪初，台湾大学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此后转身为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黄俊杰教授充满学术战略眼光的率领下，为台湾学界开启了东亚儒学的一代风气，在十多年的坚持努力下，有关东亚儒学研究的成果积累已将近200部，其中，黄教授一人的著作就近30部（包括专著和编著），这些丰硕累累且成就颇高的研究成果放在全球视野中看，无疑是首屈一指的。他们所获得的这些成就不仅对于东亚儒学研究而且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都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我对日本儒学的研究则是半路出家，套句俗语，大多属于为参加会议而做的“应景之作”。诚然，我自20世纪80年代留学日本之后，便开始对日本儒学逐渐引发兴趣，但由于长期以来埋头于中国哲学特别是明代阳明学的研究，所以在阳明后学的系列研究（我称之为“三大板块”——王门的“浙中”“江右”“泰州”研究计划，见拙著《泰州学派研究“后记”》，2009年）完成之前，并没有余力进入日本儒学的研究领域。第一篇涉足日本研究的论文其实是一篇研究综述，是2003年受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之邀，参加“东亚儒学”国际会议之际，匆忙赶写出来的《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此后也并没有集中心思对日本儒学做系统整体的研究，只是断断续续地为应付各种东亚儒学的学术会议而写下了几篇有关东亚儒学问题以及若干有关日本儒学问题的学术论文。说实话，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拙著，便是将这些会议论文加以汇集而成的结果。

不过，近十年来，自觉对于何谓“东亚儒学”，“东亚儒学”何以必要又何以可能等问题有过一些思考，也提出了若干拙见，同时，对于日本江户儒学的主要问题也做了一些专题性的考察，因此也就有了本书的十来篇学术论文的累积。需略加辩白的是，我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注重专题性的问题考察而非系统性的通史建构，这应当与我个人的一个固执己见的学术观点有关——即我以为在当今学术界的发展潮流来看，诸如《中国哲学史》这类通史性大部头专著的撰述工作即便有其自身的学术价值，但其价值也已经显得十分有限，我觉得在老一辈为构建中国哲学学科而不得不从事的通史性研究的基础上，再增加几部类似的通史著作已经没有什么必要性。当然，这并不等于说通贯性地展开东亚儒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学术意义，相反，从中国哲学或儒学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或建构日本或韩国的儒学史却是有待开发或继续努力的研究领域，只是这类通史性的宏观叙事式的研究非我性之所近、力之所及。

当然，若就学术研究的自身特性而言，任何专题性或个案性的学术研究，如果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关照，那么，必使研究视野自受局限而将导致研究结果偏于一隅之见。举例来说，关于徂徕学的研究，既需要将徂徕学置于日本江户儒学的思想背景中来加以整体性把握，同时也需要将徂徕学置于中国儒学的背景中来加以跨文化考察，因为徂徕学固然具有重建日本儒学的特征，然而在重建过程中，徂徕学的思想对话却指向中国儒学特别是孔孟儒学和朱子学。所以，在研究徂徕学的过程中，就需要我们尽量做到这样一点：从中国儒学的视角出发，对徂徕学建构日本化儒学的问题意识展开批判性反思。至于有关徂徕学（包括江户儒学）的文献性批判研究或整理研究，则尽量汲取日本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即可，而不必与日本学者已经做出的徂徕学基础性研究争短长。这样的研究取向应当是东亚儒学研究的特长所在也是优势所在，也就是说，正因为我们是从“他者”的视角出发，所以或可使我们的日本儒学研究给日本学界带来一点点意外的效果。也许，自日本学者的眼光看，我们的日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知识性的错误，但是，任何跨文化的比较性研究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类似失误，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地推进这项研究，通过学术交流或互相学习，必能进一步改善东亚儒学研究的生态，不至于回到全球化时代之前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旧生态当中。

根据我的初步研究经验，令人颇感棘手的是，“东亚”问题，而在本书的题名中，“东亚”两字也赫然在目，故有必要略赘几句。“东亚”一词，当然原是地理概念，是欧洲人用以区别于西方而书写的地理名称——east Asia。然而曾几何时，东亚一词开始伴随战争的记忆，在20世纪初开始发生了语义上的一些微妙变化，东亚已不再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带有了地政学的含义，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宣扬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构建“大东亚共荣圈”以来，于是，“东亚”一词便有了浓厚的帝国色彩和政治意味。按子安宣邦的分析，这是日本帝国欲将“东亚”实体化的一种政治图谋，所谓“实体化”，就是指东亚在日本帝国的统领下，该地域的不同文化可以同质化为“一个世界”，不同语言可以同质化为“日语世界”，不同种族可以同质化“日本人”，这无疑是一种帝国殖民主义的妄想，其注定灭亡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日本战败之后，“东亚”一词被视作战争时代的帝国语言而得以禁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日语“東アジア”（可译作“东亚细亚”）。然后由于日本政府在战后对于战争责任等问题迟迟未能获得最终的解决，所以，“东亚”所伴随的战争记忆也就无法从深受战争伤害的东亚内部及其周边国家的人们心中彻底抹去。

必须说明的是，我所采用的“东亚”一词，既不能将其归入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能将其理解为政治学概念，而是将东亚视作一个“文化东亚”的概念，换言之，也正是在“文化东亚”的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正视历史上东亚地域所发生的文化交流、思想传播等等现象。当然，在将东亚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须拥有一种自觉意识：即我们所着眼的是东亚地域的文化现象，至于近代以来在东亚发生的战争历史，则属于另一个历史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而与我们的东亚儒学研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在我们看来，东亚儒学这项学术性研究并无必要以清算东亚实体化的那段历史作为研究的前提，彻底的历史清算属于政府行为，其或有待来日，而东亚三国的学者也有必要共同反省这段历史。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这段并不光彩的东亚历史不能成为我们展开正当学术研究的沉重包袱，而东亚儒学的学术研究或可反过来成为反省东亚历史、重建东亚秩序的一个助益。

毋庸讳言，儒学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秩序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纽带，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儒学是否还具有前近代的东亚秩序的建构功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我们看来，随着全球化的全面发展，地域文化也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是被全球化所吞没，因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不同地方文化的同质化，相反，正是在各种不同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的前提下，全球化才能得以保持其健康的发展。也正由此，我们也就不可想象采用中国的传统儒学去重建整个东亚的政经秩序。但是，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其中所蕴含的在当今世界仍具有普遍性的例如仁爱、正义、良知等价值观念以及被20世纪90年代“世界伦理宣言”所采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金律，仍可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提供人们思考如何重建人与人的信赖合作关系？如何建构人类的“共生”世界？因为文化交流、文明对话带来的相互了解已然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事关人文世界发展前途的大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儒学研究一方面可以改变20世纪“闭关自守”的研究旧习，更重要的是，通过虚心学习儒学传统在异域的发展历史，从中获得有益于儒学未来发展的某些启迪，并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使东亚儒家的核心价值理念成为共建东亚的“共生”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

最后，我要向陈来教授拨冗赐序，致以衷心的感谢！他在《序》中对拙著颇多溢美之辞，令我愧不敢当。我还要向黄俊杰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长年以来，如果没有他的持续不断的关心和支持，没有他的几次再番地邀请我参加台湾大学的东亚儒学会议，或许我就会失去续写书中各篇论文的动力。从这个角度说，本书是与台湾东亚儒学研究交流的产物。

其他还应感谢的人员更多，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副教授通览全稿，提出了不少文字修订意见，还有一些学生帮我复印资料，只是这里无法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当然心中的感激之情永在！需说明的是，由于文章写作时期不一，文字表述以及原文引用多有重复，对此虽做了一些删改，但已经无法一一纠正过来，还望读者见谅并提意见！

2017年4月10日
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