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国学者的东亚儒学研究由来已久，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尤为突出。特别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东亚儒学中的韩国儒学研究在我国进展甚快，高水平成果亦复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与80年代以前只有东方哲学专业的研究学者注意韩国儒学不同，80年代以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成为韩国儒学研究的主力。如张立文教授和我都是在1985年的上半年分别在《哲学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关于韩国儒学的研究论文。也是在1985年秋天，中国大陆十几位中国哲学的学者受邀参加了在日本筑波大学举行的国际退溪学会议。1989年在北京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教研室为主举办了国际退溪学会议，此后参与韩国儒学研究的中国哲学学者更日渐增多。新世纪以来，又有中国青年学生留学韩国，以韩国儒学为主题作博士论文，归国后继续从事研究，成为韩国儒学研究的生力军。此外，韩国儒学界和中国学界的交流意愿比较积极，也是促成韩国儒学研究在中国较快发展的原因之一。反观国内，80年代以来，我们对日本儒学研究的力量增长较慢，与韩国儒学研究的大量增长成为对比。仅从这一点来看，吴震教授的这部以日本德川时代儒学研究为主体的东亚儒学研究的出版，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近四十年来，我国的宋明理学研究以及韩国性理学研究都有了长足进步，在一定意义上说，已居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学者对日本近世儒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我还记得，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先生的名作《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中译本在1986年出版时，该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关于朱熹和王阳明的简要论述，而是其中所表现的东亚朱子学的比较视野。如该书第一章一开始就谈及张横渠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说：“中国的宋学（其结晶即朱子学）同日本的朱子学不同，假如将张横渠的这四句取为标准，则某种程度上不是能更清楚地领悟它吗？就是说我国的朱子学，极其缺乏为天地、为人类、为学问之传统，而且为万世这样规模雄大的精神。”该书后记中说：“我国的朱子学好像是以名分特别是以君臣大义为中心，可是我怎么也不能想象在中国的朱子学里名分论可以居独占的大比重。”这种中日朱子学的比较研究在我国则一直是缺乏的。又如，岛田先生在该书后记说：“我以为，好像基督教史多是在泛欧洲视野下被写成一样，儒教史、朱子学史也应首先作为贯通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通史来写。朝鲜的朱子学，譬如那个理发气发说，不论对朱子学教理一般，还是特别对日本的朱子学，如何做出了重大的、本质的贡献，阿部吉雄博士的《日本朱子学同朝鲜》（1965）里都有指教。我认为写出将这些方面都正当地纳入视野之内的儒教史、朱子学史，是当前的急务。”这里所说的就是提倡撰写东亚朱子学史或东亚儒学史，也就是说，东亚的朱子学不能说只是中、韩、日三国各自朱子学的独立发展，而是还有其贯通的一面，使得东亚朱子学也构成为或可以看作为一个有关联、有发展的历史整体。岛田先生的这些主张我虽然颇为留意，此后也一直关心日本朱子学研究，但遗憾的是，自己始终没有对日本朱子学或日本儒学下过功夫。因此，看到吴震教授的这部即将出版的日本儒学的著作，我是非常高兴的。总之，加强对日本近世儒学的研究，是目前我国发展东亚儒学研究的一个重大任务。

本书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东亚”讨论的叙述。对“东亚”“东亚儒学”概念的历史发生和多种使用，乃至晚近东亚论述包含的复杂面向，本书都有全面的介绍和讨论，反映了最新、最前沿的发展，对有意了解和参与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十分有益。第二部分是对德川儒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对德川时代荻生徂徕、伊藤仁斋的思想研究，也包括对石田梅岩及其讲学运动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吸收了学界已有的成果，并具有中国学者的比较视野。其中对近世中国善书在东亚流传的研究，由于作者对中国明清善书做过深入研究，故其研究得心应手，并能辨析中国善书在朝鲜时代和江户日本的不同处境。第三是近代以来“日本化”与“日本性”的研究。所谓日本化主要是儒学的日本化，其中涉及的近代日本道德论等，对于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道德论的变化发展，亦有参考价值。日本性主要讨论丸山真男对“日本性”的思考。对于丸山真男，中国学界一般只了解其前期关于德川时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其后期关于早期日本文化的研究知之甚少，本书对此做了深度的反思，应该引起关注。

总之，本书史料运用非常广泛，涉及的问题多且深入，问题意识突出，其思考富有时代性，是目前中文世界东亚儒学研究的一部杰作，很值得向读者推荐。最后，我还想指出，本书作者吴震教授长期从事宋明儒学研究，在宋明儒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这是他对东亚近世儒学研究能做出积极贡献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在我国日本儒学研究和思考方面，发挥积极有力的推动作用。

陈来
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