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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尝试回答本文所设定的东亚儒学何以必要的问题。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东亚儒学”的研究性质和对象及其研究途径等问题提出几点初步看法。质言之，大致有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东亚儒学乃是东亚文化或东亚思想的一个分支，因此东亚儒学研究在性质上属于跨文化比较研究，由于东亚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性之根本特征，所以东亚儒学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构上的“整体性”或历史上的“同一性”，这是跨文化比较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其二，发源于中国的儒学在东亚地域的展开必然呈现出历史时间上及地域空间上的殊异性，而这一展开过程也必然表现为“本土化”的过程，因此中国的儒学以及日本或韩国的儒学在构造形态及义理阐发上就表现为多元多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儒学是一多元性的学术研究领域
；其三，因其多元，故而彼此互为他者而又互为主体，例如对日本而言，中国是一种他者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是绝对性、普遍性在东亚的代表，同时通过对中国的他者化亦可确认日本自身的主体性，这一点对于中国或其他东亚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可以称之为互为他者性或互为主体性，如果仅仅单方面地强调“他者”或“主体”，那么这种所谓的“他者”或“主体”就具有排他性，容易陷入“他者/非他者”二元对立的窠臼之中；其四，重要的是，如同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文化上的不同、差异、他者不是被泯灭或消除，相反在多元文化的认同意识日趋明显的当今社会，各种文化之间的不同、差异、他者是可以彼此沟通、互相认同的，而古老中国的一个智慧“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正可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认同提供一种观念基础；其五，东亚儒学的研究既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因此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而这种对话又是构成当今世界“文明对话”的要素之一，从本质上说，对话不是要求征服对方，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对方，而是为了增进互相了解，其前提当然是对“他者”的尊重。
关于东亚儒学何以必要的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四个方面。须说明，笔者所能提出的还只是一种展望性的看法，需要今后有更多的学者来参与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论证。这四个方面是：
1.就学术研究而言，东亚儒学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对于中国自身的儒学传统的再认识、再评价具有积极的意义。举例来说，比如我们通过对日本儒学及朝鲜儒学的研究，就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儒学所包含的逻辑发展的可能性以及中国儒学多元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仅就中国儒学来审视中国儒学而缺乏一种“他者”的眼光，就有可能助长一种“自我中心论”的情绪，而不能了解中国儒学在东亚的区域文化中被挑战的可能性
。若从跨文化比较的视域出发，将儒学看作是具有“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
之特性的“东亚儒学”而非作为“一国史”的儒学，那么可以说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儒学，同样也不能真正了解日韩儒学之不同于中国儒学的独特性及其作为东亚儒学的发展可能性。所以说，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的儒学传统，故东亚儒学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
2.通过东亚儒学的研究，对于我们从历史上客观地了解“文化东亚”的特质、把握“文化东亚”的多元形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积极地看，这种作用还将产生增进东亚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的效应，以避免“中华文化一元论”意义上的所谓“儒学价值观”对东亚地域文化的宰制性，从而进一步认识到儒学的价值观、普遍性必然落实在东亚文化中则展现为多元性、具体性、地域性，与此同时，也可促使我们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帝国日本的东亚论述而出现的以日本为盟主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等言论做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也就是说，在对帝国主义论述的东亚观（包括中华帝国、日本帝国时期）进行历史清算的意义上，东亚儒学研究也是完全有必要的。
3.必须指出近现代东亚中日韩三国的历史进程崎岖曲折，至今仍然有诸多令人不快的因素未能消除，有时甚至有一些情绪化的因素渗入或干扰学术研究，故而近来有一种呼声，要求三国学者从学术良知出发，联起手来对近现代三国的历史进行反省和总结，以推进彼此的互相了解，如所周知，目前已经成立了“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和“日韩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正在着手开展三国的近现代史的共同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目前还处在对重大历史事件逐步寻找共识的阶段，奇怪的是，一旦涉入思想文化领域则人人不免噤若寒蝉或者欲言又止
。我以为，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之研究的东亚儒学研究领域的深入拓展反过来对于深入了解东亚的近现代史也有重要的意义，至少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东亚的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文化历史可以提供重要的补充。
4.不用说，当今的时代已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时代，经济、信息以及人员的往来交流等等方面已日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之趋向，然而“全球化”也必然带来“本土化”的问题，亦即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如何面对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特性的问题，是否可以说全球化必将取消本土化？答案是否定的。有学者从当今全球“文明对话”的角度指出，全球化不同于以往呈现为向西方看齐的所谓“西化”或“现代化”，它所追求的是一种持久发展的多元文化模式，那种以为现代化会导致消除各种文化差异，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现代社会的所谓现代化观点已不再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全球化在产生同质化的同时，也产生地方化（localization）和本土化（indigenization），结果必然是各种文化传统仍然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从事东亚儒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换言之，正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研究本土文化、传统价值显得更为重要，所以对我们来说，有必要将传统儒学置于“文明对话”的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有必要对构成文化东亚传统之重要内核的儒学思想展开深入具体的研究，进而为儒学走向世界奠定基础，同时也能使儒学为如何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某些有益的思想资源。总之，东亚儒学研究对于在多元文化论的前提下重建“文化东亚”无疑是一项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