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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主要以美国为发信源的“儒教文化圈”这一概念的提出，一度风靡学界，不少学者纷纷以此为审视角度，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原因往“儒教”身上追根寻源，尽管这一概念的提出对于人们思考东亚社会发展的制度性原因提出了省思的空间，然而近来人们意识到这样一种“目的论”式的探讨方法显然问题重重，因为问题的答案显然已经包含在问题的设定当中，何谓“东亚”及其“儒教”竟成了不言自明的概念构架，而对于“儒教”以及“东亚共荣圈”等概念极为敏感的当代日本知识界来说，他们对于“儒教文化圈”概念之使用往往有一种抗拒心理。自20世纪末9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东亚经济的再一次腾飞，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近十年来，在汉语学界悄然兴起了一股“东亚儒学”的研究热潮。这股研究热潮主要发源于90年代末的中国台湾及韩国学界，至今绵延不断，并开始波及中国大陆学界。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我们将在后面有详细讨论，至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学界，就管见所及，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东亚儒学的论著，可以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为代表，这里的“东亚意识”，主要是指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意识”，而有关东亚儒学的专题性论著则唯有陈来《东亚儒学九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日本的亚洲论述由来甚久，自19世纪末以来就有“支那学”“东洋学”“东亚”等学术研究的丰厚积累，然而有关东亚儒学的研究却意外地少见，仅见子安宣邦《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而该书的撰述显然是与台湾东亚儒学研究互动的结果
。
关于东亚儒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所存在的问题，2005年黄俊杰编纂的《东亚儒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一书对此做了总结及展望，其中黄俊杰《东亚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研究的现况及其展望》
一文对于2005年之前的将近十年来在东亚研究领域的成果有很详细的回顾，其中以台湾学界为主兼及大陆学界，以东亚儒学为主兼及经典诠释等问题。文章揭示出这一时期的东亚儒学研究有一个基本特色：亦即以经典诠释为探索方法，以多元开放为合作模式，整合东亚地区人文学界的一批学者，共同推动东亚儒学的国际性研究，并获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
2009年10月，叶国良《“国立”台湾大学对日本汉学研究的努力》
一文在回顾台湾大学对日本汉学研究的长久历史之同时，着重介绍了近年来在台湾大学主持的“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的情况，指出自2000年至2009年8月止，在已出版的“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92种当中，有45种与日本汉学研究有关
。作者在此用“汉学”而不用“儒学”一词，显然是由于作者考虑到“儒学”一词比“汉学”一词所指范围要小得多，有许多涉及历史的、文学的研究，并不能以“儒学”概念来涵盖。
本文以上述黄俊杰、叶国良的两篇回顾性文章为基础，主旨在于回顾近十年来东亚儒学的研究史，并探讨其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而将焦点聚集于儒学与东亚之间所呈现的普遍与特殊的张力问题，并就近来日本学界对东亚问题的看法提出一些感想。至于“东亚儒学”如何可能而又何以必要等问题的答案则唯有随着“东亚儒学”的深入开展才会逐渐明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