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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已经司空见惯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在近代中国曾经引起怎样的惊异！
西风东渐，不仅为清代宫廷增添了自鸣钟、八音盒一类的小玩意儿，为中国社会带来了鸦片烟的毒害，而且使中国人从实物上领略了西方科技的进步。“声光化电”不只是科学学说，它还以电话、电灯、火车、轮船等具体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新事物的奇妙、匪夷所思所带来的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新鲜感与兴奋感，也撩拨着中国文人的诗思。在传统诗歌的风花雪月、亭台楼阁之外，诗人们忽然又发现了一片可供歌吟的新天地。于是乎，以新事物为表现对象的新题诗应运而生。
整个过程与日本明治开化期的情况很相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度出现过崇拜欧美文明的狂潮，其起因也在新事物的输入：
洋房、西菜、洋服、西学、马车、火车，电线、电灯，欧美事物，陆续输来；弃故喜新、惊奇好异之人心，遂滔滔汩汩，若决江河，尽随欧化而去。（罗普译《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第十二编《风俗史》）
当时，这些西洋货是作为“文明开化”的物质表征而大受欢迎的。
物质文明兴盛，必然要求在精神文明的产物——诗歌中获得一席之地。传统和歌的四季、别离、恋情等题材，已不能满足诗人们的表现欲望。他们把目光转向尚未进入和歌领域的西洋事物，从中发掘诗情。开化新题歌便在这种背景下流行开来。
据彭恩华先生的《日本和歌史》，“新题歌集有佐佐木弘纲编的《开化类题歌集》，堪称代表作的有大久保忠保编的《开化新题歌集》，初编成于明治十年（1877），收录新题157个；二编刊行于明治十三年（1880），收录新题177个；三编出版于明治十七年（1884），歌题数增加到221个”。日本社会的进步迅速，于此可见一斑。在开化新题歌创作的热潮中，为了满足社会上普遍强烈的学习欲望，还出现了专门传授新题歌作法的书籍，如《开化新题和歌梯》《新题咏歌捷径》等。从歌咏电报、报纸、煤气灯、国际条约等新事物中，诗人们得到了无限的乐趣。
新事物传到中国，中国旧诗人也偶有以之入诗者。如曾纪泽有《火轮船》一诗：
湿雾浓烟障碧空，
奔鲸破浪不乘风。
万钧金铁双轮里，
千里江山一瞬中。
岛屿羁氓成仆隶，
梯航奇局辟鸿蒙。
中原指顾歼群盗，
借汝扬声东海东。
诗作纯然是旧格调，仅只换了个新诗题。所咏火轮船很可能即为其父曾国藩与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局1868年造出的第一条轮船“恬吉”号，因而此诗也大得曾国藩的赞赏，评为“有轩昂跌宕之致”。不管怎么说，新诗题还是带来了一些新气息。
而大批近代文明新事物涌入诗坛，则要归功于旅行异域的诗人们。他们得天独厚，见多识广，在写作新题诗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
以“吟到中华以外天”自负的黄遵宪，在1877—1882年担任驻日参赞期间，即写成《日本杂事诗》初稿，日人源桂阁还特意为之建诗冢留念。诗稿“上之译署，译署以同文馆聚珍板行之”（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跋》），借官方途径介绍了日本国情。黄遵宪后来又作了较大修改，从初版的一百五十四首诗增至二百首，表现了对此书的自珍自重。诗中所述明治维新后的新事物、新现象，如警察、医院、博物馆、报纸、学校、博览会等，给中国读者留下了尤为鲜明深刻的印象。录咏消防局救火一诗以为例：
照海红光烛四围，
弥天白雨挟龙飞。
才惊警枕钟声到，
已报驰车救火归。
注云：“常患火灾，近用西法，设消防局，专司救火。火作，即敲钟传警，以钟声点数，定街道方向。车如游龙，毂击驰集。有革条以引汲，有木梯以振难。此外则陈畚者、负罂者、毁墙者，皆一呼四集，顷刻毕事。”诗不见得好，却抓住了新事物的新异特点，突出刻画，尽力渲染，并以注文详加说明，使未出国门的中国人也如亲临其境，亲睹其物。
1890—1891年，黄遵宪又在伦敦作《今别离》四首。第一首咏火车、轮船，把古别离与今别离作了一番对比：古代的舟、车只载一二人，行止自由；现代的火车和轮船则必须准时开出，速度又快，不容许长久话别、依依瞻望。诗人虽然不能从中吟味“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孤帆远影碧空尽”（李白）的幽情，却可以想象去得快也回来得快，因而祝愿：“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
其实，轻气球这玩意儿黄遵宪1870年过香港即已见过，诗集中还留下了“御气毬千尺”（《香港感怀》其八）的诗句。至于他是否亲身一试，则不得而知。而两年前到达欧洲的王韬，在赞叹英人“制造精奇”时，已先讲到气球“上可凌空”，故有“察物”“救人”“观山”等种种功用（《漫游随录》）。数年后，轻气球也飘洋过海，运到国内。1887年傅云龙参观天津武备学堂，就见到了该学堂新购置的大气球，以机器充气，可坐十人（见《游历日本图经余纪》）。武备学堂配备轻气球，是因为它可用于军事行动。最有名的例子恐怕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临时国防政府的内政大臣甘必大乘气球离开被普鲁士军队包围的巴黎，越过战线，发动未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起来保卫祖国。王韬的《普法战纪》对此事有记述，甘必大的壮举在中国遂广为人知。这也使中国人对轻气球兴趣浓厚。
除上述多种用途外，轻气球也可用于娱乐、游览。1905年康有为去法国，在巴黎登过铁塔、参观过蜡像馆后，就又过了一下乘气球升空的瘾。其《法兰西游记》作了描述：“球大五六丈，内实空气，系绳无数，以悬藤筐。筐以架轧成，中空而周阑广六七尺，可座数人。”“是日登球至二千尺，飘然御风而行。天朗气清，可以四望。俯瞰巴黎，红楼绿野如画，山岭如陵，车马如蚁。下界腥膻，真不复思人世，盖羽化登仙矣。”并遐想：“他日制作日精，日往来天空，必用此物。今飞船已盛行于美，又觉汽船为钝物矣。”十五年前令黄遵宪惊叹的轮船，康有为已觉其过时，科技进步得真是快。
既有升空飞行的奇特经历，记之以文兴犹未尽，还须咏之以诗，方显出中国文人的雅兴。康有为于是又作了一首《巴黎登汽球歌》。诗太长，不能具录，录其结尾一段：
问我何能上虚空？
汽球之制天无功。
汽球圜圆十余丈，
中实轻气能御风。
藤筐八尺悬球下，
圆周有阑空其中。
长绳絙地贯筐内，
绳放球起渐渐上苍穹。
长绳一割随风荡，
飘飘碧落游无穷。
吾后登者球堕地，
诸客骨折心忡忡。
吾女同璧后来游，
球不复用天难通。
我幸得时一升天，
天上旧梦犹迷蒙。
羽化登仙的感觉虽然不错，却也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康有为乘气球后数日，其女康同璧也想一试，不料因气球失控，坠地伤人，此项游乐已取消。康同璧的“上天无路”，更使康有为庆幸自己未失良机。
游历域外的外交使节和流亡政治家等，固然容易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所谓“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其二）；而滞身国内的人士，也并非完全与新事物隔绝。随着近代企业在中国的兴起，与外界接触日多，国内人士也陆续见到和享用各种西方文明的物质结晶，并大量形诸诗歌。
《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孙宝瑄算得上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开明有识之士，日记中不但逐日记述了他学习西学的新得，而且颇多诗作。戊戌（1898年）正月初二、初三两日，他就作了四首新题诗，咏留声机、照相机、电灯和自来水。《照像器》一诗云：
微尘色相镜中虚，
烛见须眉画不如。
天为幻生留幻影，
不随面皱变纡徐。
1906年再作《映相术》，云：
清影可怜甚，依稀即是君。
此影无灭时，化作千百身。
前诗注意的是留影历时不变，后诗着眼的是照片可不断翻印，每次写来都有新意。
西洋新事物不仅为孙宝瑄辈提供了新诗材，而且为他们的吟咏活动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古代人有得意之作，住得相近，还可以走过去谈论一番，所谓“好句无人堪共咏，冲泥蹋水就君来”（白居易）；若分隔两地，便须随信寄去，这就是杜甫说的“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或者索性以诗代书，因为“两传千里意，书札不如诗”（刘禹锡）；倘使连信也寄不到，就只能期之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杜甫）了。而孙宝瑄与人谈诗，气象比古人大不相同。他家中安装了电话，不必辛苦出门，即可将得意之作念与知音听。日记中屡有“与邵二我电机中谭诗”之类的记载，其《映相术》诗便是如此传布出去的。谈到得意处，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他也从这种新的谈诗方式中得到了极大乐趣，因成《与二我电机谭诗》一首：
白云入我袖，山鸟集其掌。
妙语空中闻，精神自来往。
电话谈诗本身也作为新事物，成了文明进化的标志。
不过，照我想来，电话中交流诗作固然直接便当，诗作却只能是绝句一类。若是长篇，再加上语言典雅，用事过多，交谈双方都会失去兴趣。当然，古代打油诗、现代白话诗除外。旧诗格律与现代文明的矛盾，在此也显现出来。看来，要使电话谈诗任意、尽兴，也要求诗体、诗歌语言的解放。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只是，这话扯得有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