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是明人张岱说的。夏君有癖有疵,大概可免此讥。自称平生三大嗜好:集邮、旅游、看电影。因嗜而成癖,因癖而成疵,人讥人笑,我行我素。弄邮票时之严肃认真,跑山川时之吃苦耐劳,观电影时之废寝忘食,如此神态如此风采,皆为平日做学问时所罕见。只是不想加入影评协会,也不读集邮手册,唯一未能免俗的是喜欢翻翻名胜辞典,走一处圈一处,好端端一部辞典涂得花花绿绿的。
夏君从来不是好学生,倒不是因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或者特别富于反叛精神,而是以其智商,应付功课绰绰有余,可也就到此为止,不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常令伯乐们大失所望。可谓深得北京文化精髓:闲适加懒散。能卧不坐,能坐不站。说不上憎恶功名利禄,也谈不上道家风骨,只是不愿意活得太累,开口“悠着点”。
看过电影喜欢讲故事,旅游(乃至上街)归来喜欢讲见闻,这或许是女性的“通病”。只是在夏君口中,电影里的故事成了片断,旅途中的见闻全是细节。对各种小情趣记得特别牢,观察也特别细致,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论。可就是不同故事经常串味,而且苏联电影主人公永远是瓦西里和卡佳,法国电影故事则老发生在里昂和巴黎。你要是再三追问,她干脆用字母来代替。在她看来,这一切全是虚幻的,值得记忆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奇特的神情和那么几句隽永的对话吗?说的也是,这世界本来就没那么多完整的故事。
并非倚马立就的才女,常有才思枯竭的时候,可夏君写文章还是从不拟提纲,连题目也不先定一个。有了大致的范围和朦胧的想法,提笔就写;实在写不下去,随手丢开,一搁一年数月,有兴致时捡起来接着写;当然也不乏“含冤埋恨”,再也不见天日者。写顺手了,则一气呵成,得意处半夜里会把你拉起来听她念文章。你还没听明白,她已经为自己文中的趣事妙论乐得合不拢嘴。
写专业著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时,夏君正襟危坐,一脸浩然正气。朋友家人轻易不敢惊动她,免得写不出来埋怨你打断她的思路。写这本学术小品集则潇洒得多了,不时还有打趣神聊的雅致,嘴角常挂着一丝狡黠的微笑,像是个随时准备弄点小恶作剧的调皮学生。文章孰高孰低,非我所敢斗胆评说;只是觉得她写学术小品时,心境出奇地平静,兴致格外高,文字似乎也显得流走秀逸些。
也许,就其立身处世、治学为文,夏君更近于疏淡闲散的小品,而远于庄重厚实的专著。
为自己妻子的书作序,无论如何是吃力不讨好的。说低了妻子自然不饶,说高了世人恐怕也不依。好在我不想品评文章高低,只是就我所知,为作者勾一幅漫画像。无意于提供“阅读指南”;再说“知人论文”据说也已经过时了。这里,只不过为一本闲书添一篇闲文,此外,别无深意。
1988年8月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