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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海德格尔的“存在”一样，内在性世界观能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早期近代哲学的“新”视角。这个视角被早期近代哲学家们践行，却往往不被当作核心主题讨论，而后世的哲学史家们往往也只是就事论事地评论在他们明白提出的那些主题上与前人和后学们的思想关联，因而也有意无意地将这个视角略过不提。
在传统的研究中，我们对近代哲学通常有以下两方面的印象：一是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即从直接谈论事物，转向开始从人的认识出发谈论事物，以至于像笛卡尔那样，以人的内在意识为事物之确定性的基点；二是认识的层级发展，即认识由简单、分离、可感的层面一步步上升到理性对终极秩序的认识。但对于近代哲学的这种描述还相当外在化，并没有触及近代哲学“转向”的实质和基础。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的学说，不难发现他们的学说在表面的差异下掩盖着一个共同的预设，即世界有一种内在的真理。尽管世界可能有超越于世界之外的终极根据，但那超越性的一面并不是最根本的，至少对于人的生活与追求而言不是最根本的。因为世界内部就有一套可为人的理性所理解和把握的机理，这机理构成世界的充足根据。因此所谓“认识论的转向”虽然的确是近代哲学家那里可以普遍发现的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由于哲学家们兴之所致，突然想转换一下考察问题的方式便偶然采取的主观操作，而是由于世界在他们眼中成了一个“合理”的世界，理解这种“合理性”就等于理解了世界，而合理性恰恰是通过人在世界的各个领域中进行认识、摸索而得的。人所认识到的合理性结构（本质、规律等）就是世界本身的真理，这是人们在近代才普遍建立起来的一种信心（而在前现代，事物的真理并不完全取决于认识及其成果，而取决于永恒秩序与上帝自身）。简言之，“认识论的转向”的实质是世界的转向，准确来说是内在性世界的出现。
而近代所重视的认识层级的攀升也正是基于这个预设才得以可能。和新柏拉图主义那里四个层级之间的“产生返回”结构、经院哲学中通过存在的类比达到的层级跃升以及德国神秘主义中通过跳跃（埃克哈特大师）以及思辨的“内包外展”（库萨[Nicolaus Cusanus
，1401—1464]）而达到的逐级攀升不同，近代思想中的层级攀升更多地是以认识领域的提升与拓展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在近代思想中，向绝对者的攀升不但不像在前现代层级思想中那样是越来越向超越性打开自身，反而只是对世界自身的内在性的越来越强的确认。这甚至使得绝对者与感性事物之间的关系沦为单纯功能化的相互支撑关系（见本书第九章对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相关分析）。这一切都是以世界的通盘内在化、理性化为前提的。我们很难想象在前现代的开放性世界中出现这种单纯功能化的结构。
为了表明内在性世界观的辐射力，本书选择了早期近代哲学的三个典型思想家，就他们的哲学中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专章论述（详见本书第三部分），展示出这个视角如何使思想家及其关键问题呈现出新面貌，并推进我们对思想家和问题的理解。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笛卡尔和斯宾诺莎这三位风格迥异的思想家都有令现代读者十分犯难的一些学说：对于布鲁诺这位传统上被视作“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我们很难理解上帝和其他一些相关的形式在他那里为何能占据以及在什么意义上能占据一个关键地位；对于笛卡尔这个以“我思”名世的人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他为什么在“第三沉思”（《第一哲学沉思集》）中重新引入上帝；对于斯宾诺莎这个“泛神论者”，现代人认为捉摸不透的是实体、属性与样式之间层层表现又反过来层层欲求的机制，以及他那种若即若离式的身心关系论。然而如果追溯到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内在性世界观，这些问题都会被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甚至得到化解。下面我们预先作一简单勾画。
（1）在近代范围内看，关于彻底内在化而毫不含有超越性的世界的构想，其确立者并不是通常被我们视作近代哲学之奠基者的笛卡尔，而是布鲁诺。布鲁诺承接库萨而又将后者那里的超越性因素剥离，发展出一套更彻底的内在性思想：他将世界当作一种以自身为母体和目标的质料，这种质料自身运动，自身生出形式并实现作为至善的其自身。比起库萨，在布鲁诺那里，质料有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地位，布鲁诺认为质料本身就能够生出形式，质料不再需要另一个独立的根本性力量的引导，它本身就在运动着，实现着自身，本身就具有正当性和方向。在布鲁诺这里，质料已经取代了造物主的地位，成为世界的终极主体和万物的母亲，质料本身具有了神圣性。
布鲁诺之所以能形成这一理论，关键在于他将“质料”（Materie，又译“物质”）的根本特质确定为“能力”，而不是僵死的材料，从而为终极秩序在世界中的内在性提供了存在论根据，并由此提供了“理性认知可在世界内部的层级攀升中理解世界终极秘密”的可能性。布鲁诺以此奠定了近代思想的根本特色，也就回答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近代人有了内在地认识世界的勇气？为什么世界的真理开始作为内在的（即可为人所理解的）真理而向人显现？没有布鲁诺的质料学说，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
如果没有布鲁诺这关键一环，而仅仅停留于“认识论转向”一类泛泛的说法，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近代哲学的独特性。
（2）通常学者们认为，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的第二与第三沉思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第二沉思确立了我思为不可怀疑的确定性基点，依照此思路，似乎笛卡尔应该直接从我思出发，按照由近至远的顺序逐步检验事物，最后建立起一个由确定的事物构成的意义世界，就像胡塞尔矢志终生要做的那样。然而笛卡尔并没有这样做，他在第三沉思中又将他本已于第一沉思中悬搁的上帝力量从后门引进来，由上帝来确立外物的实在性。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在学界被称作“笛卡尔循环”。关于是否可以化解以及应该如何化解这种循环，这个问题在国际笛卡尔研究界已经被争论多年，我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依据笔者目前的了解，学者们大都是在承认这一矛盾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的，换句话说，他们大都认为笛卡尔的理论有漏洞，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尽量缩小这一漏洞或尽量减少这一漏洞造成的不良影响。
其实通过文本的详细考察可以发现，以胡塞尔的模式去设想笛卡尔的论证是有局限性的。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固然有将我思作为确定性基点的倾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第三沉思误入歧途了，因为第三沉思同样是他寻求确定性时所作的一种尝试。笛卡尔并没有只从封闭的意识出发去构造世界，事实恰恰相反，一个内在性世界的存在在他那里才是第一位的，无论我思还是上帝都是这个内在性世界中的某一方面因素，而非根本。我思并未在笛卡尔那里占据独一奠基者的地位，它与上帝是互为前提的，即我思在思维的意义上优先于上帝，而上帝在存在的意义上优先于我思。虽然这种看似循环的相互支撑结构在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库萨那里已屡见不鲜，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回到了经院哲学。笛卡尔哲学以及近现代哲学之不同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特殊之处是，自我与上帝都以一个在原则上可以被理性彻底理解的整体世界结构为前提，因此我们不应仅仅纠缠于自我与上帝何者优先的问题，而要回到更重要的世界结构问题上去。
（3）斯宾诺莎是一位极具古风的思想家，我们在他身上可以发现自普罗丁（亦译“普罗提诺”）以来在欧洲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的层级宇宙观的影子（实体属性样式），也可以找到以对实体（上帝）的认识为最高幸福的论说，更可以见到类似于古代人那样对永恒而必然的秩序的偏爱。但斯宾诺莎毕竟是一个现代人，他的现代性并不体现在别处，而恰恰表现在他的实体学说上。与布鲁诺的质料、笛卡尔的上帝类似，他的实体是内在性世界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超越性、人格性的存在。——这一点也最终导致实体与感性事物之间的上述功能化关系格局。
要把握斯宾诺莎实体的层级结构与传统层级宇宙观的异同，以及它与后来的近代德国思想和现代的一些思想后裔（如尼采、德勒兹）之间的深层关联，就不能仅从前现代或当代的立场出发看待它，而要考虑到斯宾诺莎的原初思想情境，即为奠定内在性世界观而构造实体与样式相互支撑的功能结构体。本书在第九章会首先探讨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关键，再通过实体与样式之间的关系澄清斯宾诺莎实体学说的内在性预设，最后以身心关系为例具体展示这种内在性预设的深刻影响。
当然，近代早期思想家众多，要对“早期近代思想”的性质进行普遍的判定，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培根、维科这些思想家都是不可绕过的。但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对早期近代思想进行全盘的研究，而是通过最具代表性的几位思想家，澄清内在性世界观对于了解这个时期的思想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