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周　春秋　战国

（前1046—前221）

周武王灭商，我国古代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基本结束，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即封建领主制（亦称农奴制）阶段开始。这一社会阶段经历了西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期，至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这一社会阶段才告结束，时长约八百年。此后，中国的历史进入封建地主制阶段。

第一节
西　周

（前1046—前771）

一、西周的建立

周族的兴起　周族原居于今陕西渭水中游以北，是戎族的一支。传说有邰（tái台）氏之女名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弃，弃是周族的始祖。学术界认为，此时周族可能以熊为图腾，并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弃善于经营农业，为尧的农师。舜封他于邰（今陕西武功），号后稷，以姬为姓。弃的四世孙公刘时，迁居于豳（bīn宾，今陕西旬邑），社会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公刘之后又九世，传到古公亶（dǎn胆）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又率领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周原一带的土地较肥沃，适宜耕种，周族在这里定居下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发生了，贫富分化日益显著，阶级也在形成之中。《史记·周本纪》曰：“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这说明了早期的国家组织已经产生。古公亶父被后世尊为太王。这时的周族尚臣服于商，接受商的封号。但由于势力日益强大，和商也有矛盾。古公亶父死，子季历立，季历后被商王文丁所杀 。季历之子昌立，商封之为西伯，后世上谥号为文王。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囚于羑（yǒu友）里（今河南汤阴县），后又被放回。

文王治岐　关于周文王这时所行制度，《孟子·梁惠王下》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 “耕者九一”就是说当时已行“井田”制度，封建贵族对广大农奴进行劳役地租剥削，地租率约为耕作面积的十分之一。“仕者世禄”就是以农奴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世卿世禄制度。这时的周人已进入封建社会的初期阶段——封建领主制社会，或谓之封建农奴制社会。

周自迁岐以后，与商的往来关系较多，从商文化中吸收了不少对周有用的东西。其中极重要的一项，就是文字。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周原的一组宫殿遗址中，发现占卜用的甲骨15000余片，其中有文字的为170片，计580字左右，字数最多的一片有30字。内容为卜祭、卜田猎、卜征伐等。其中有周王祭祀成唐（汤）的卜辞，提到“文武帝乙宗”。帝乙是殷纣王之父，周王应即周文王。也有“衣王田至于帛”的卜辞，“衣王”就是“殷王”，“帛”在今陕西境内，言殷王入周境田猎之事。卜辞字小如粟，刻工令人惊叹。若干词语不见于商代甲骨文而近似西周金文，可见此时周文化水平已相当高。此外在这里还发现了一批器物，内有铜镞、玉削、青釉硬陶豆及其他陶器。此时的周人已掌握了铸造青铜的技术。

周文王治岐时，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很迅速，武力也日益强大，先后灭掉邻近许多小国或戎狄部落，后又将国都迁至崇（今西安沣水西），改崇为丰。此时周虽在名义上仍臣服于商朝，其势力却已构成对商的严重威胁。

武王伐纣　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迁都于镐（hào号，今沣水东）。丰、镐隔水相临，同为都城。这时，商忙于对东夷用兵，损耗很大，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周武王乘机联合庸、蜀、羌、髳（máo矛）、微、卢、彭、濮等族或方国 ，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南）一战打败纣王。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正式建立。时在公元前1046年。

周公东征　周武王灭商以后，对商的残余势力实行羁縻政策。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 ，为诸侯，利用他统治商的遗民。又将商的王畿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自殷（今河南安阳）以东为卫，由管叔鲜驻守；殷都以西为鄘（yōng雍，亦作庸），由蔡叔度驻守；殷都以北为邶（bèi背），由霍叔处驻守。三叔都是武王之弟，其任务是监督武庚和商的遗民，史称“三监” 。

武庚表面上臣服于周，但时刻想复辟旧国。周武王灭商才两年，即因病死去。其子成王继位，年龄很小，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辅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篡权，便与武庚勾结，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周公率兵东征，用了三年时间才平定了这次叛乱，杀掉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贬黜霍叔。又在洛水北岸修建雒邑（今河南洛阳） ，作为周的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统治。从此以后，周对黄河下游的控制比较牢固。后来，其势力又向外扩展，其疆域西到今甘肃东部，东到海滨，南到淮水流域，北到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 ^[1]

二、贵族政治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西周灭商之后，基本上废除了商朝的奴隶占有制度，将封建领主制（农奴制）推行于全国。国王（天子）是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又是最高政治统治者。因之，《诗·小雅·北山》曰：“溥（p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当时最高原则，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都是在这一最高原则的指导下制定或行事。学术界称这时的土地所有制为封建土地国有制。西周的封建领主制基本上是一种封建家长制统治。主要特点有三：（1）周王以家长制君临天下，是最高统治者，实行王位“世袭”制；（2）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相结合；（3）对土地的占有与对人民的统治相结合。

王位世袭制　西周实行王位世袭制，此制度是与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宗法制度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基本特点的权力分配制度。周王为天下的大宗，其嫡长子为宗子，是王位继承者，称世子；庶子为小宗，周王封其为诸侯，或留在中央为卿、大夫。诸侯、卿大夫或士，各为本支的大宗，其嫡长子为职禄继承者；庶子为小宗，再分封。此小宗又为本支的大宗。如此推演无穷。周王被视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以君临人间，所以称“天子”。这是“君权神授”观念 。

六官制　西周的中央官制，由于缺乏资料，还不很清楚。据《周礼》记载，周有六官，亦称六卿。为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冢宰就是宰相，统率百官，辅佐天子。司徒管土地和人民，宗伯管王族事务，司马管军事，司寇管刑法，司空管公共工程。其他文献和金文中还记有一些重要官名。有文官，也有武官。这些官员统称为卿大夫或士，都由大小贵族充当，父死子继。官员都以采邑为俸禄，采邑在王畿内，亦世袭。这就是“仕者世禄”，或谓之“世卿世禄”制。此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

周王室有三支军队：一为虎贲，是王室的禁卫军；二为周六师，是国家主力军，由周人组成，驻在京师丰镐一带，称西六师；三为殷八师，由商遗民组成，主要驻在东方，亦用于征伐。

分封制　西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土封侯”制，或谓之“封诸侯，建藩卫”，简称“分封制”。所封诸侯都在王畿以外，各建邦国。受封者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荀子·儒效篇》曰：“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诸侯对天子有隶属关系，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交纳贡税、朝觐述职的义务。诸侯在封国内是君主，初封时就是半独立状态，在封国内亦实行分封制。国内土地的一部分归诸侯直辖，一部分作为采邑分封给他的卿大夫，卿大夫又以同样方式分土地给士，士直接统治、剥削庶民。封国内的层层分封制也是与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实行嫡长子世袭制。这样的层层分封，形成为一座政治宝塔，压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自天子至士，为各级贵族，庶民主要是农业劳动者。这座政治宝塔示意如下：

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如齐，首封者是太公望，姜姓，因佐武王灭商有大功，封于齐，以营丘（亦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为都城。这里原是商的与国薄姑，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鲁，首封者为武王之弟周公旦，因在京师辅助成王，命其长子伯禽建国，以曲阜（今曲阜市）为都城。这里原是商的与国奄国，伯禽“变其俗，革其礼” ，国势有所发展。燕，首封者为召（shào哨）公奭（shì市），姬姓，初都今北京房山区董家林一带，后迁蓟（今北京城西南），这里临近戎狄，为周的东北边区。宋，首封者为商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以商丘（今属河南）为都城，统治商的部分遗民。

吕刑　西周初年即有刑法，分“轻典”、“中典”、“重典”，合称“三典” ，用以镇压劳动人民。西周中期，阶级矛盾尖锐，周穆王命吕侯（亦称甫侯）制定《吕刑》，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 ，共三千条。这些刑罚主要用于镇压劳动人民。《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见礼与刑都是有阶级性的。

三、封建领主制经济

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一词是自战国以来，人们对西周时期所行土地制度的通用名称，历代各家学者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它的含义有二：一、“井”字像田地的形状。田地中有阡、陌、沟、渠，划分田地为若干方块，来源于夏商以前。如甲骨文之“ ”、“囲”等即象形文字。二、西周的封建领主制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的分配，是天子有所有权，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有占有权和使用权，庶人（农奴）无土地权利，只有耕作和提供剥削的义务。具体剥削方式，是贵族们将田地分为两类：一类为贵族自留田，名“公田”，由所属农奴们集体无偿代耕，就是劳役地租；另一类大致以百亩为单位分给农奴各家耕种，收获物归农奴所有。孟子对这一剥削形式设想为：“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当然各贵族对公田、私田的划分或分布，因地因人而异，不一定绝对如此整齐划一，孟子也说“此其大略”。古人把这种劳动产品再分配的方式“雅化”为“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 。公即诸侯。在井田制度下，土地不许买卖。

农业　西周的农业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主要农具是木制的耒耜。此外，还有骨铲、石铲、石犁、石刀、蚌镰等。耒耜是用青铜斧、锛制作的硬木工具，很便于掘土耕地之用。刀、镰用于收割庄稼。此外，在考古发掘中还有少量铜铲、铜镈、铜镐、铜锄出土，可能不是普遍使用之物。农奴们已积累了较丰富的农业知识，很注意选育良种、施肥、除草、防治病虫害及灌田或排水等。一般田地多修有排灌系统。农作物的种类不断增多，主要的有黍、稷，此外还有稻、粱、麦、菽（shū叔，豆）及蔬菜、瓜果等。用作手工业的桑、麻和染料作物，种植也较普遍。

手工业　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就是工匠和商贾都是官家（贵族）的奴仆，主要为封建领主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由于商品经济不发展，独立经营的手工业者和商人极少。

西周的官府有“百工”。百工就是具有各种技艺的工匠。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有青铜铸造、制陶、制骨、制玉器、制革，还有木工、竹工、漆工、丝织等等。

青铜铸造业是西周时期的主要手工业，其技术继承了商代而有所发展。器形和数量都比商代增多。主要青铜器有礼器、兵器、手工工具、生活用具和车马饰等。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有西周青铜器出土的省份很多，如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辽宁、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都有发现，不少铜器铸有铭文。西周前期的大盂鼎高约1公尺，重153.5公斤，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并赏赐给他奴隶和其他财物的情况。西周后期，铜器的数量大增，带铭文的铜器更多。周宣王时的毛公鼎有铭文497字，记载了宣王告诫和赏赐其臣毛公的情况。有些铜器的铭文，记载着封建贵族赏赐、赠送、交换、赔偿土地、奴隶或其他财物的情况，也有记载战争的。这些铭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一些重要情况。

制陶业也有发展，除制作一般陶器之外，原始瓷的制作也有进步。在考古工作中，先后在陕西西安、河南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都有发现。

纺织业有家庭副业，也有专为贵族们的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所用原料有丝、麻、葛和羊毛等。丝织业的发展较快，大约在西周后期，出现了锦，锦是一种用复杂技术织成的比较名贵的丝织物。用麻、葛织成的布，其种类也很多。有些织物染成各种颜色。

商业　为贵族服务的商业，是以交换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异物为主。奴隶的价格很低，五名奴隶才换得“匹马束丝”，就是换得一匹马十把丝。民间也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如《诗·卫风·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 就是描写一个农奴以货币买丝的情况。

西周的主要货币仍然是贝，以朋为单位。还有金（铜），以寽（lüè锊）为单位 。

四、西周的灭亡

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　西周后期，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山林川泽有所开发。至厉王时，他把王畿以内的山林川泽收归王室控制，不许中小贵族利用，亦不准劳动人民进入樵采捕捞。厉王的这一措施引起人们的不满。当时，召公劝他不要这样，这样做“民不堪命”。厉王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派人监视对他不满的人。一旦发现有“谤王”者，立即捉去杀死，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国人”是居住在国都内的人的统称，多是平民，身份较高。至公元前841年，国人发动暴动，反对周厉王。厉王逃到彘（今山西霍县），朝政由召公和周公等代管，史称“共和行政” 。

宣王中兴　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太子静原来藏于召公家中。此时召公与周公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国家的情况残破不堪，周边的民族一再侵袭，社会仍动荡不安。宣王在周公和召公的辅助下，首先整顿内政，安定社会秩序。进而对周边的民族展开斗争。关于此事，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在位46年，在政治和军事上确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在对严允、西戎、徐戎、荆楚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中，取得不少胜利；但也有失败之时。宣王一再征发兵徭，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农奴也大量的逃跑，有些农村成为鹿场，有些田园鞠为茂草。所谓“宣王中兴”，已掩盖不住西周的败落景象。

犬戎破周　宣王死后，子幽王立。这时关中地区发生大地震。《诗·小雅·十月之交》曰：“三川（泾、渭、洛）竭，岐山崩。”又说：“百川沸腾，山冢崒（zú族）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样的震情，所造成的灾难是严重的。

幽王的内政也很黑暗。他奢侈腐朽，贪婪无厌；不仅残酷地剥削广大劳动人民，还劫夺其他贵族领主的财物，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不仅这样，周王室内部还发生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幽王宠爱妃子褒姒，欲废申后和申后所生的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这是以天子之尊，带头破坏周朝的基本制度的精神支柱——宗法制度，这不仅使宫廷内部分裂，也引起了申后之父申侯的不满。

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举兵攻周，杀幽王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下，虏走褒姒，把都城丰、镐抢劫一空。

诸侯们和申侯拥立宜臼继位，是为平王。这时丰、镐已残破不堪，周围又有戎人的威胁，平王被迫于次年放弃丰、镐，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至此，西周结束，东周建立。

复习思考题：

1.请对照《西周形势图》了解西周的疆域范围，并了解其周围有哪些主要民族？

*2.西周的封建领主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孟子所说的“井田制”是个什么样子？重要名词：

*后稷*周文王　周公旦　井田制　国人暴动*共和行政参考书：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贰〕三。（选读）

2.《史记》卷四《周本纪》。

3.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二节
春秋

（前770—前403）

周平王元年（前770）迁都于东都雒邑，此后的周王朝史称东周。原都于丰、镐的王朝史称西周。东周王朝至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为秦所灭，其存在时间为521年。我国习惯上把这段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自平王东迁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春秋时期。自“三家分晋”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这五百余年间，就其社会或各种主要制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在政治方面，是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转型；在土地制度方面，是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型。

一、王室衰微　五霸迭兴

王室衰微　王室衰微的原因有二：其一，平王东迁，丢弃了周王原来的主要根据地关中，赖晋、郑等诸侯之力，逃到千里之外的雒邑，政治、经济都依靠一些比较强大的诸侯的支持。平王时，相继任用郑武公及其子郑庄公为卿士（相当于宰相）。平王死，桓王继位，想改变在政治上受制于郑国的状况，欲解除郑庄公的卿士之职，而改用虢（guó国）公。于是“周郑交恶” 。公元前707年，桓王以周、蔡、卫、陈四国之师伐郑，为郑师所败，桓王为郑方射伤，从此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仅存共主的虚名。

其二，东周自平王之后，其王室几乎代代都发生废嫡立庶、嫡庶互残之事。当时就有人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妾如后”，“匹嫡”就是“庶如嫡”，“两政”就是“臣擅命”，“耦国”就是“都如国” 。四事在王室和诸侯国中都层出不穷。王室每有此类事件发生，常有王、后、太子、王子及众多贵族、大臣罹（lí离）难，有时还会引发战争，动乱长达数年至数十年，严重削弱了王室的权威性。

春秋前期，尚有诸侯国一百余个，但多不再听命于天子。诸侯间互相兼并，于是出现了大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 。这样的大国称为“霸主”。各大国都想当“霸主”，于是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

春秋时期有哪些霸主，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认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为“五霸”。但宋襄公虽想称霸，却并未做到。而吴、越二国却曾相继到中原争霸，影响较大。今将情况简述如下。

齐桓公始霸　春秋时期首先称霸的诸侯是齐桓公。齐在春秋前期，已是东方大国，占据了今山东的北半部。可是公元前7世纪初期，齐国的政治黑暗，剥削残酷，阶级矛盾一度很尖锐。后来齐桓公继位，任用管仲为相，进行改革。管仲曾经商，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家。改革内容主要有三项：

1.“案田而税” ——这一改革是适应齐国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进行的。当时齐国的井田制在破坏，公田荒芜，私人开垦的田地增多，但不登记，不纳税。“案田而税”就是不分公田（井田）还是私田（开荒田）一律按田地的好坏或产量高低征税。这样不仅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承认了开荒私田的合法性，稳定了社会秩序。当然也实际削弱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放弃了井田制，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2.“寓兵于农”——就是把农业人口的编制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齐划都城及其附近为二十一乡：商工六乡，士农十五乡。此十五乡每乡二千户，每户出卒一人，共二千人。五乡出士卒一万人，为一军。士农十五乡组成三军，每年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这个办法加强了齐国的军事力量。

3.士农工商按专业分居——专业即“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 。而且按职业分别居住。这样既保证了社会生产需要，也避免了人们因谋职业生活而使社会动荡不安。

齐国改革之后，国势日强。前680年，宋国内乱，陈、曹等国欲以齐国为首，联合伐宋。齐桓公先向周天子“请师”，表示“尊王”。前679年，周天子派使与“宋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会于鄄（今山东鄄城北）”。“桓公于是始霸。” 可是，春秋数百年间中原地区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中原大国与中原小国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华夏族各国与内迁的蛮夷戎狄各族的矛盾。当时的形势，有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管仲曾对齐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华夷之辨盛于一时，华夏各国正在兴起民族自救运动。当时，周王室已自顾不暇，齐桓公适时地举起了“尊王攘夷”的大旗，起到了巨大的进步作用。

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燕，燕向齐告急，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保卫了燕国。稍后，狄人又连侵邢（今河北邢台）、卫（今河南滑县东），齐桓公又救邢、卫。齐桓公救患扶危的行为，得到一些诸侯的拥护，威信大增。就在此时，南方的楚国不断北侵，威胁中原。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伐楚，与楚军对峙于陉（今河南郾城县东南），双方互不退让。后齐、楚在召陵（郾城县东）订立盟约，双方撤兵，史称“召陵之盟”。齐桓公这次出兵，虽未与楚作战，但却打击了楚北进的锋芒，暂时消除了楚对中原诸国构成的威胁，因之进一步得到中原诸侯们的拥护。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民权县东北）大会诸侯，参加会盟的有齐、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的国君，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申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还规定同盟诸国不要乱筑河堤，“以邻为豁”；不要囤积粮食，使受灾之国买不到粮；不要擅以田邑封给别人而不报告天子 。这次会盟史称“葵丘之会”。齐桓公为盟主，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韩非子曰：“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 境内的戎、狄、东夷之人很多，成为最早的地区性多民族大国。

齐桓公死后，国力大衰，南方的楚国又一再北伐。当时宋国较强，宋襄公想联合一些诸侯以抗楚，决定举行会盟，欲自为盟主。楚王亦与会，并在会上活捉了宋襄公。宋襄公虽被释放，但后在与楚作战中受伤而死。他欲抗击楚国北侵还是正义的，事虽失败，后人仍承认他为五霸之一。

晋文公称霸　晋是周成王之弟虞的封国。初封于唐（今山西翼城西），后以境内有晋水，改称晋。春秋前期，国势发展。晋献公时，迁都于绛（今翼城东南）。兼并了数十个小国和戎、狄部落，疆域扩大到整个汾水流域。韩非子曰：“（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境内的戎、狄之人也很多，晋国至此时也是较早的地区性多民族大国。但此后一度内乱，至文公重耳继位，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势更强大。这时齐桓公已死，齐国转弱，楚国又不断北侵。公元前632年，楚北上围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率军救宋。晋军为避开楚军的北进锋芒，在未战之前，主动退军“三舍” 。至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晋文公会晋、宋、齐、秦等军，大破楚军。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战后，晋文公又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参加会盟的有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周天子也派代表参加。盟约规定：“皆奖王室，无相害也。” 史称“践土之盟”。晋文公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楚庄王问鼎中原　楚是江、汉流域的一个蛮族国家，西周时，活动在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公元前689年，始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逐渐强大，兼并了附近许多小国。楚国的统治者自认为其祖先曾为周“文王之师”。周成王分封时，只给了楚之先公以“子男”之爵，他们嫌所封太低，心中不平衡，所以自己称“王”，但向化之情是明显的。前671年，楚成王即位，积极学习华夏文化，并表示认同。又“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进一步改善了周、楚的关系。前606年，楚庄王北上灭庸（今湖北竹山西南）、伐宋，再伐陆浑之戎 ，至洛邑之郊，以示军威。此时，中原诸侯无力抗衡，周定王忙命王孙满出城，慰劳楚庄王。庄王故意问周王室镇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只能用“在德不在鼎”的天命论搪塞一番。楚庄王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 楚庄王作为一个民族大国的国君，既有向化之心，也对身处“子男”的地位不满，对周王室相当蔑视。但他也知道，楚要灭周，或久驻中原，尚无此力，因而退兵。

前597年，楚围郑，晋救郑，两军战于邲（今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大败，史称“邲之战”。前594年，楚又围宋，宋向晋告急，晋畏楚，不敢出兵。从此，中原黄河以南的各国皆背晋向楚，楚庄王争得霸主。韩非子曰：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楚国至此时也成为长江中流和淮水上流地区的多民族大国。其华夏化进程在日益加深。

弭（mǐ米）兵之盟　春秋中期，以中原地区的中等诸侯国为主，发起了“弭兵”运动。“弭兵”运动就是以反战为主的和平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晋、楚两大国“争霸”的战争愈演愈烈，江、河流域的多数大小诸侯国都卷入了战争，兵连祸结，没有宁日，中原各国所受战争的灾害最为严重。郑国在七八十年中，遭受战祸七十多次，宋国遭受战祸四十多次。楚每次围宋或围郑，晋必救宋或救郑，许多中小诸侯国或从楚，或从晋，或是“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或是直接被卷入战争，遭灭顶之灾。因此，中小国家普遍厌战。晋、楚两个大国基本上势均力敌，疲于攻战，力不从心。又两大国都有内争，亦无暇他顾。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此时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民族文化认同及融合的情况较好，华夏文化有广泛的传播，这是促进“弭兵”运动发展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弭兵”运动是由经常处于四战状态的宋国发起的，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79年，由宋大夫华元向晋、楚两大国提出倡议，双方勉强响应，各派代表会于宋，订立盟约。可是才过三年，楚国首先撕毁盟约，北侵郑、卫。公元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大败。

第二次“弭兵”运动是由宋大夫向戌倡议的。当时晋国的六卿（赵、韩、魏、知、中行 、范）之间，争权激烈，无暇外顾。楚又东面受制于吴，不敢北进。其他小国多有内争，自顾不暇。所以这次“弭兵之议”提出，很快得到各大小诸侯的响应。公元前546年，晋、楚、齐、秦、鲁、宋、郑、卫、曹、许、陈、蔡、邾、滕共十四诸侯会于宋，共尊晋、楚两大诸侯国为盟主；又齐、秦两国较大，商定不作为从属国看待；其他原从属于晋、楚的较小诸侯国今后要互朝晋、楚两大国，并承担晋、楚两国给予的义务。

向戌“弭兵”之会是在晋、楚两大国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次会盟之后，晋、楚之间四十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这种形势对恢复、发展各国的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的生活，推动国家间的和平往来、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吴王夫差争霸黄池　向戌弭兵之后四十年，长江下游以南，有吴、越两国兴起。吴在楚国之东，据文献记载，为周的祖先太王（古公亶父）之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的后裔所建，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居民则以荆蛮或越人为主。春秋中期，助晋制楚，在晋的帮助下，国力日强。前506年，吴王阖庐在兵家孙武及楚亡臣伍员的协助下，率军伐楚，大破楚军，直入楚都郢。楚向秦告急。秦兵败吴，吴的南邻越国又乘虚攻入吴都，吴被迫从楚撤兵。

越亦称于越，其国君相传是夏王少康的后裔，居民为越人，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乘吴入楚而伐吴，在槜李大败吴军，阖庐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前494年，吴伐越，败越军于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越王勾践求和，请为属国，夫差同意。

此时，齐国内争，齐、鲁之间大乱。吴王夫差欲争霸中原，就不断北伐，先后控制了鲁、邾、郯、莒等国，在江北筑邗城（今江苏扬州），开邗沟，联结江、淮，以通粮运兵。前484年，联合鲁军，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齐国降服。前482年，夫差又“起师北征，阙为流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 。他声言“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与会者有晋、鲁、齐、薛、滕、卫等的国君及周天子的使臣、卿士单平公。会上“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 吴王已争得盟主地位，但晋并不服输；吴王又得知越军已攻入吴都，心存疑惧，于是将霸主让与晋定公，急忙回师救吴，越军退出。前473年，越再伐吴，吴大败，夫差自杀，吴亡。

越王勾践称霸徐州　当初越败于吴后，勾践回国，即曾卧薪尝胆，誓报国仇。他“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十年后，国力恢复，一再伐吴，终于报了亡国之仇。灭吴后，他也以“尊王室”为名，北上争霸。《史记》曰：“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州东南），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吴、越两国能称霸中原的条件是以武力为主，但其有较高的华夏化条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秦霸西戎　秦国原是活动在陕西西部的一个小国。西周灭亡，秦襄公护送平王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以岐为中心，势力逐渐发展。至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 。大约这时，秦的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秦穆公（前659—前621）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整顿内政，奖励生产，国家逐渐富强，疆土向东扩展，与晋国相接。公元前645年，秦伐晋，大破晋军于韩原（今山西芮城），生俘晋惠公。前627年，秦又袭郑，在回军至殽（xiáo淆，今河南洛宁西北）时，遭晋军截击，秦军的三个将军被俘，全军覆没。史称“殽之战”。

此后，秦、晋屡有战争，互有胜负。但秦国为晋所阻，不得向东发展，就向西戎地区发展。《史记·秦本纪》曰：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前624年，周天子命人赐穆公军用金鼓，表示祝贺。秦穆公亦有霸主之名，行方伯之职。大量的戎、狄族人接受了华夏文化，秦国亦成为关中地区的多民族大国，但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甚大。

二、领主经济解体　地主经济萌芽

封建领主经济的特点已如上述。封建地主经济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以地主与农民结合成租佃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剥削制度。在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下还存在大量的自耕农。领主经济解体，地主经济萌芽，其主要内容就是以井田制形式经营的土地国有制瓦解，土地私有制萌芽、产生。

铁器和牛耕出现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铁器和牛耕的出现。

我国铸造铁器大约开始于西周末年或春秋初年。至春秋中期以后，使用铁器的情况已很多。《国语·齐语》曰：“美金（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鉏（锄）夷斤斸（zhǔ竹），试诸壤土。” 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江西九江、江苏六合、河南洛阳等地，都发现了春秋中晚期的铁农具。不过这些铁农具只有锸、铲、刀等，还有一些手工工具，尚无铁犁发现。这时已有牛耕是肯定的。如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都是有牛耕的证明。当时所用的犁当是木犁。这种木犁是用青铜或铁工具制作的，坚固适用，再配以耕牛为动力，可产生巨大的生产效果。

铁器牛耕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深耕除草，并为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提供了有力条件。如郑国人说他们开发今河南新郑一带时，“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姜戎人开发今山西东南部时，“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楚国的芍陂（quèbēi却碑，在今安徽寿县南），“陂径百里，灌田万顷” 。还有吴国的邗（hán含）沟，南起邗城（今江苏扬州），北至末口（今淮安北），全长150公里，沟通了长江和淮水，是我国最早的一条人工运河。对于沿岸农田的灌溉与排水，对于江、淮两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　春秋时期，周天子对全国土地的控制力已几乎完全丧失。诸侯们对他们封国内的土地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对于封国内人民的占有权也是这样。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原则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新的原则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 。这一原则的改变，是土地国有制破坏的标志。从此，天子不能控制“天下”的土地，诸侯也不能控制国内的土地，贵族们也无力经营管理他们所分到的井田。有权有势的人，强占田地为己有，不少农奴逃跑，到边远地区开荒耕种。《诗·齐风·甫田》曰：“无田”（同“佃”）甫田，维莠骄骄。”“无田甫田，维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公田，“骄骄”、“桀桀”是野草茂盛之象。《汉书·食货志上》曰：“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经界，徭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诈，公田不治。”至此，井田制在迅速破坏。

土地私有制的萌芽和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井田制尚未瓦解的情况下，私有土地的来源有如下四条主要途径：

1.赐田转向私有——周天子或诸侯赐田，不一定赐给封君，也就是不一定是“授民授疆土”。由于土地所有权可以和政治统治权分开，就出现了纯经济利益性的赏赐。如赵简子赐给名医扁鹊“田四万亩” ，赵烈侯赐给两位歌唱家田“人万亩” ，这些赐田都转向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

2.贵族之间通过转让关系，将部分土地转向私有——这种情况在西周中后期已经出现，春秋时期更有发展。

3.贵族之间互相劫夺土地，据为己有——春秋时期，贵族之间劫夺土地的情况是严重的。诸侯、卿大夫、嬖（bì敝）臣、小吏都参加了这种劫夺斗争。甚至还发生了晋大夫郤（xì戏）至与周简王争田之事，双方相持不下，请晋侯评理。有些人将他人杀掉，以霸占其土地。这类田地中的主要部分为井田。

4.开荒地据为己有——当时由于已有了铁器，青铜工具也很锐利，所以开垦荒地者很多，其中有中小贵族领主，也有逃亡的农奴和平民。开荒地一般不向国家登记，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

通过各种途径转化而来的私有土地急剧增加。至春秋后期，终于出现了土地的买卖关系。土地买卖是土地的抵押、典当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土地私有权确立的标志。当时，私有土地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农民自种，这样的农民就是自耕农；二是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耕种，以收取实物地租 ，这是一种新的租佃关系，是封建地主经济的萌芽。

初税亩　私田一开始，不向国家纳税。私田越多，不纳税的田地越多，拥有大量私田的人越富。可是公家（诸侯），却由于公田的歉收或荒芜，经济日益困难，于是，出现了“私肥于公”的现象，这对于诸侯是很不利的。各诸侯为了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先后进行了赋税制度的改革。最早进行改革的是齐国和晋国。齐国的赋税改革叫做“案田而税”，也叫做“相地而衰征”。晋国的赋税改革叫做“作爰田” 。稍后，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 ，是最著名的一次赋税改革。初税亩就是开始实行以亩积为单位征收耕地税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行，实际也就开始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不分公田、私田，一律按亩纳税，税率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相继进行赋税改革的，还有楚国于前548年“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于前538年“作丘赋” ，秦国于前408年“初租禾” ，意义基本相同。赋税制度的改革在一定时期中扩大了诸侯们的税源，充实了府库；可是，各国实际已放弃了实行已久的井田制度，也放弃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承认了土地私人占有制，这就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过程。

手工业　春秋时期，“工商食官”制度开始破坏。但在手工业方面的表现不很严重，官府手工业仍处于主要地位，民间独立的手工业者很少。官府手工业在各诸侯国中有极大的发展，规模也比较大。工匠仍称百工，身份不自由。作坊称肆。《论语·子张》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管理工肆和百工的官吏有司空、工师、工正等。手工业的发展主要还表现在手工业门类的增多和技艺的进步两个方面。主要手工业有铸铜业、木器业、漆器业、制陶业、纺织业、制盐业和冶铁业等。而以青铜器的铸造的进步最为突出。青铜器主要有礼器、乐器、食器、炊器、盥漱器、兵器、车马具等。多数器具造型精巧，花纹工细，有的还错以金银，工艺水平很高。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共有64件，计钮钟19件，甬钟45件，最大的一件甬钟，通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全套编钟重达2500多公斤。每件都有铭文，绝大多数有错金花纹。钟架巨大，两端的青铜套上都饰有浮雕或透雕的龙、鸟等，用失腊法铸作，龙、鸟精巧生动，栩栩如生。

民间商业发展“工商食官”制度的破坏，在商业方面比较突出。主要是民间商品交换关系有较大发展，而且出现了很多以私人资本经商的大商人。最早的事例，如西周、春秋之际，郑国由今陕西华县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时，郑桓公是得到大商人的资助进行的。春秋前期，秦穆公偷袭郑国时，路上遇郑之大商人弦高，弦高竟以郑国君的名义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又暗中派人回郑报信。致使秦军以为郑有准备而退兵。

春秋后期，大商人更多，有些在当时就很有名。如范蠡，原是越国大夫，曾协助勾践灭吴。后来退隐民间，变名易姓，以经商为业。至陶（今山东定陶），称“陶朱公”。在十九年间，“三致千金” ，成为著名的大富商。孔子的弟子子贡（端木赐），在曹、鲁等地经商，“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据司马迁说：“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这就是说，孔子的名气所以这样大，和他有子贡这样的大商人弟子分不开。大商人的增多，说明了“工商食官”制度在走向瓦解。

随着商业的发展，原来用作货币的海贝已不敷应用，金属铸币大量增加。1970年在河南洛阳附近，也就是在东周王都附近，发现一个陶瓮，内有属于春秋早期的大平肩空首布604枚，属于春秋中期的斜肩“武”字空首布149枚。1971年，在新安牛丈村出土属于春秋中期的小型平肩空首布401枚。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山西侯马亦发现有春秋末年晋国铸造货币的作坊遗址，并出土大批尖肩尖足大型空首布。空首布和实用的金属农具镈（铲）很相似，所以也叫做“铲布”，这是原始形式的金属货币。金属货币的使用和发展，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政在家门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在政治制度上也引起很大变动。主要是许多诸侯长期陷于争战之中，经济困难，政治权力日弱；而且不少卿大夫却拥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这些卿大夫在经济上损公肥私，在政治上干预君位继承，废嫡立庶，甚至将国君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最后篡夺君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韩、赵、魏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

三家分晋　晋在春秋中期，政权已逐渐为六卿所控制。所谓六卿，就是赵、韩、魏、知、范、中行氏六家。后来，赵、韩、魏、知四家联合起来，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并瓜分了两家的土地。至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又联合起来，消灭了知氏，晋国的政权就控制在这三家手中，晋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赵氏占据晋的北部地区，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都城；韩氏占据晋的中部地区，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都城；魏氏占据晋的南部地区，以安邑（今山西夏县）为都城 。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今山西翼城东和闻喜）两小块土地，“反朝韩、赵、魏之君”。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至公元前377年，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 ，晋亡。

田氏代齐　齐国的田氏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公子完在齐桓公时，因避陈之内争，逃来齐国，改姓田氏，任齐“工正” 。春秋中期，田氏势力逐渐强大，在向贫苦民众放贷时，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入，民众很拥护他。公元前490年，齐景公死，贵族国氏、高氏立景公的儿子公子荼（tú途）为国君。田氏乘机发动武装政变，打败了国氏、高氏，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阳生为国君（齐悼公），田乞为相。

田乞死后，其子田常（田成子）继续为相。前481年，田常又发动武装政变，把几家强大的贵族如鲍氏、晏氏等全部消灭，并杀死了齐简公，另立简公之弟骜（ào奥）为国君（齐平公），政权完全控制在田氏手中，国君实际成为傀儡。到田常的曾孙田和时，于前391年废掉齐康公，自立为国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诸侯。

复习思考题：

*1.齐桓公称霸的主要历史背景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以“尊王攘夷”相号召？

*2.向戌“弭兵”的政治背景是什么？结果怎样？

3.井田制破坏和土地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怎样？

*4.鲁国为什么“初税亩”，初税亩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后果各是怎样的？

5.略述“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原因和经过？

重要名词：

*春秋五霸　齐桓公　管仲*晋文公　城濮之战　秦穆公　夫差　勾践*初税亩　空首布

参考书：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贰〕四、五、六。（选读）

2.《史记》卷三〇《齐太公世家》、卷三九《晋世家》。

3.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第一节。

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第206—264页。（选读）

第三节
战国

（前403—前221）

自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到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史称战国时期。战国初期，尚有二十余个诸侯国，其中以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最强大。七国之间长期混战，人们称这七国为“战国” 。以后，人们亦称这段历史为“战国时期”。

一、各国的改革

战国前中期，各国的诸侯为了富国强兵，相继对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1.魏国李悝改革

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名斯，前424—前396年在位）是著名的政治家。他任用李悝（Kuī亏，约前445—前395）为相，于前400年左右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

选贤任能，赏罚严明　李悝主张，要改变旧的“世卿世禄”制度，重要官职要选任有才能的人充当，优厚俸禄要奖给有功劳的人。还主张赏罚严明。这样改革的结果，大大削弱了魏国的“世卿世禄”制度，以后魏侯（王）所立封君在封国食邑内没有治民之权，只衣食租税；官吏制度有所改善，政治情况较好。

尽地力“尽地力”是一种“重农政策”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他计算说：100平方里之内，有土地9万顷，除了山泽人居占1/3之外，可开田地6万顷，“治田勤谨，则亩益（增产）三斗，不勤，则损（减产）亦如之” 。这就是说，百里之地，每年的产量，由于勤与不勤，或增产180万石，或减产180万石。此数字关系重大，因此必须鼓励农民生产。

善平籴　在《尽地力之教》中还提出了一项设置“常平仓”的政策。李悝认为，“籴（dí笛）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这对国家都极不利。为了“使民毋（wú无）伤而农益劝”，国家应当设常平仓。丰年征购农民的粮食，蓄积于常平仓，不使粮价过贱，以免伤农；荒年则抛售常平仓的蓄积，不使粮价飞腾，以免伤民。他说：这样，“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

“尽地力”与“善平籴”两项政策实行之后，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魏国逐渐富强。

制定《法经》李悝制定了一部法律，叫做《法经》，共分六篇，为《盗》、《贼》、《网》、《捕》、《杂》、《具》六律。《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具律》是根据案情，决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总论性的律文。这部法律主要是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对魏国来说，在推动改革，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法经》的出现是我国古代法律走向完善化的重要标志。

魏国在战国前期所以迅速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和李悝的改革是分不开的。

2.楚国吴起改革

吴起，卫国人，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魏文侯曾任他为西河（今陕西东部）郡守。文侯死，武侯立，与吴起不睦，吴起逃至楚国。这时楚国较弱，国内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北面和西北面又一再受到魏、韩、秦等国的侵伐。公元前401年，楚悼王即位。吴起大约于公元前395年以后到了楚国，很得楚悼王的信任，就协助楚悼王进行改革。

吴起认为楚国的主要问题也是“世卿世禄”制度问题。他说此制度在楚国造成“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 。他改革的重点和李悝一样，主要也是在于削弱“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赏罚严明。楚国经过此次改革，政治得到整顿，军力也日益强大。“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

可是，吴起之改革遭到楚国贵族保守派的反对，双方的斗争也很尖锐。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保守派立即发动政变，把吴起杀掉，吴起的改革几乎都被废除。

3.赵韩齐燕改革

赵、韩、齐、燕四国的改革规模都不大。赵国的改革是在赵烈侯（前408—前387）时，由公仲连协助进行的。韩国的改革是在韩昭侯（前362—前338）时，由法家申不害协助进行的。齐国的改革是在齐威王（前356—前320）时，由邹忌主持。这三国改革的重点相同，也都是削弱“世卿世禄”制度，“选练举贤，任官使能” 。不过很不彻底。燕国在燕昭王（前311—前279）时的改革比较深刻，燕昭王招贤纳士，引进了乐毅、邹衍、剧辛等一批很有才能的人，国势一度强盛。

4.秦国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

变法背景　秦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反映并加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多。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用人殉葬的恶习 。次年又迁都栎（yuè岳）阳（今陕西临潼东北武屯镇古城村南） 。后又设立市集交易，编制户籍 ，这都是初步改革。可是秦国仍很落后，贵族保守势力强大，争权夺利，国力薄弱。关东的大国看不起秦国。《史记·秦本纪》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献公死，其子孝公（前361—前338）立，决心彻底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 ，开始变法。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卫国没落贵族，杰出的法家，曾为魏相公叔痤（cuò锉）的中庶子 。公叔痤死，他在魏不被重用而入秦。在秦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因称商君，亦称商鞅。

变法的主要内容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变法涉及内容很多，今归纳如下：

（1）政治方面——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以嬴氏贵族为主体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为加强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官僚政治制度为重点。他在这方面改革的深刻程度及其成就，远远超过李悝和吴起。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①制定二十级爵——制定二十级爵的做法，意味着废除旧世卿世禄制，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 。各级爵位均规定有占田宅、奴婢的数量标准和衣服等次。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做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宗室贵族无军功的，不得授爵位。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做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

②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分全国为41县 ，县设令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③实行什伍制度——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

（2）经济方面——商鞅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行政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主要内容有如下三点：

①废井田，开阡陌——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废止“田里不粥（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也陆续转向私有。

②重农抑商政策——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

③统一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如今传世之“商鞅量”，上有铭文记有秦孝公“十八年”“大良造鞅”监造，“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之一为升” 。知此量为“升”。由这件量器及其铭文可知，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3）社会方面——主要推行小家庭政策，以利于增殖人口、征发徭役和户口税等。具体规定：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

与保守派的斗争　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还教唆太子驷公开出来反对新法。商鞅劓（yì意，割鼻）公子虔，黥公孙贾，狠狠地打击了贵族保守派势力。商鞅又“燔（fán凡）诗书而明法令” ，加强思想统治，新法得到推行。可是，前338年，孝公死，太子驷继位，是为惠王。公子虔等乘机发动反攻，诬陷商鞅以“谋反”的罪名，将他逮捕并车裂。

商鞅虽死，秦惠王和他的子孙都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的国势继续发展，为后来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1.土地私有制

土地买卖　战国时期，是土地国有制也就是封建领主制彻底瓦解、土地私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各国的改革或变法运动，是促进、加速这一转变的两种重大因素。土地自由买卖已经成为正常的、合法的社会现象，参与这种买卖关系的，有平民，也有官僚和贵族。例如秦国在商鞅变法后，“除井田，民得卖买” 。赵国的大将赵括把赵王赐给他的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 。

地主阶级　战国时期的近二百年中，地主阶级在迅速形成并猛烈发展着；但总的说来，各国地主的人数还不很多，地主们所占有的土地的数量也不很大。地主主要有三种类型，就是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贵族地主在关东六国中最多，保留的领主制残余较多，往往拥有许多政治特权。官僚地主在秦国最多，关东六国也不少，其中主要是军功地主，有一定的政治特权。商人地主是在民间产生的，是地主阶级中保留领主残余最少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在当时的人数不很多，占有土地的数量也较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特权。官僚地主和商人地主是新兴地主阶层。

农民阶级　农民阶级主要由自耕农、佃农、雇农三个阶层组成，自耕农居多数。自耕农每家大约占有田地百亩，有五到八口人，男耕女织。农民向官府缴纳的土地税，约为亩产量的十分之一，叫做“什一之税”。此外，还有户赋（户口税）等。平年，自耕农入不敷出；如遇荒年，生活更加困难。《墨子·非命下》曰：“今也，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这段文字真实具体地记述了当时的农民为了吃饭而艰苦劳动的情景。

与地主阶级同时产生的，是佃农阶层。这时的佃农与地主结合成的租佃关系和旧时的农奴与领主结合成的租佃关系已有很大的不同。旧时的关系是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结合在一起的，领主贵族既是政治统治者，又是经济剥削者；农奴只有半独立的人格，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性是很强的。但这时的地主与佃农结合而成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已不再具有政治统治的性质，而主要是一种经济关系。佃农基本上有独立的人格。地租以实物为主，约为亩产量的50%。就是西汉前期的政治家董仲舒所说的：“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当时的雇佣劳动亦有发展，雇农主要是地主和富裕农民雇用的贫苦农民以从事田间劳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从这段记载看来，地主和雇农之间，主要也是经济关系。

2.农业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比较迅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实物地租制下的佃农，其生产积极性都比较高；二是生产工具有很大进步，尤其是铁农具的推广，更提高了生产力。

铁农具　战国时期的冶铁业很发展，铁农具的推广也很迅速。所造铁农具已有一定的规格要求，种类也比较多。解放以来，在今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安徽、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广东、辽宁等省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其中有犁铧、锄、䦆（jué镢）、锸（chā插）、镰、斧等农具。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墓中，一次出土了铁器160多件，其中有铁农具58件。在河北兴隆县的燕国遗址中，一次出土铁范40副，87件。其中有䦆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和车具范等。其他地区出土的铁农具的数量也很多。从这些农具的种类来看，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序，如翻土、中耕、除草、收割等，都已使用铁器。虽是这样，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铁农具的数量还是较少，质量也较差。尤其是铁犁的数量更少。以考古发掘为例，至今只在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有数件“V”形犁或铁犁冠被发现。刃部很宽，造型原始。切不可夸大此时使用铁农具的普遍性，更不可妄言铁犁牛耕的普及程度。

农业技术　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主要有四方面：一、深耕熟耨（nòu鎒）；二、辨土施肥；三、把握农时；四、疏密得宜。当时的犁铧和锄、锸等，都有一定的规格，一般为五六寸宽，便于翻土、留苗。《吕氏春秋·任地》曰：“五耕五耨。”又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yù玉）。”同书《辨土》曰：“所谓今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zī资，茂草）实。”《荀子·富国篇》曰：“刺草殖谷，多粪肥田。”这些记载都是有关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的简要总结。当时的广大农民为了生活，就运用这样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在艰苦地劳动着。

战国时期的农作物的亩产量，一般约为粟一石半。当时的一亩合今0.32亩，1石半合今3斗，为45斤左右。相当于今日亩产140斤左右。

水利　铁器的推广使用，为水利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劳动人民固然重视水利的兴修，各国的统治者也把水利事业的发展看作是富国之道的重要措施之一。魏国的邺县（yè业，今河北临漳西南）县令西门豹征发农民开渠十二条，引漳河以灌田，使农业获得很大的发展。秦国的蜀郡郡守李冰在今成都以北都江堰市境内整治岷江，分岷江水为内江和外江两大支，以内江主灌溉，外江主分洪泄水。既消除了岷江长期存在的水患，又灌田三百余万亩。这就是著名于世、遗惠已长达两千数百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秦国又用韩国水工郑国，在关中渭水以北开凿水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抵）瓠（hù户）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用注填阏（è饿）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 。这就是著名的郑国渠。从此，关中为沃野，为秦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

3.手工业

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仍是以男耕女织为主的自然经济。但这时的独立手工业较前有很大的发展，行业种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较前进步。除各国有官府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也有新的发展，官府作坊的工人多是工奴、刑徒，亦有雇工和征调的农民。民间较大的作坊中的工人多是僮仆和雇工。

冶铁业　冶铁业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从已发现的冶铁遗址来看，冶铁规模已相当大，产品种类和数量很多，质量也很好。在北方发现的铁器，以农具和手工工具为最多。在河北兴隆燕国遗址中发现的40副铁范，其外形和铸件的形状相似，范壁厚度均匀，经久耐用。说明了当时的铸造技术相当进步。在南方楚国地区发现的铁器中，兵器居多，其中有戈、矛、剑、刀和匕首等。《荀子·议兵篇》曰：“宛（yuān冤）钜、铁釶（shī施，矛），惨如蠭（蜂）虿（chài）。”宛为今河南南阳，钜为带钢的铁戟，釶是楚国的长矛。说明了楚国兵器的质量是很高的。官府冶铁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和生活需要服务的。民间冶铁业则以制造商品为主。如邯郸（赵国都城）郭纵，赵之卓氏，梁（魏）之孔氏，都是民间大冶铁家，因冶铁致富。

铸铜业　战国时期的青铜业仍在发展，解放以来，几乎每个省份都有战国时期的铜器出土，冶铜规模比前代扩大很多，产品主要有礼器、兵器、车具、马饰、货币，还有各种生活用具和少量农具。铜器的制作技术也有进步，复杂的器物已使用焊接技术。有些铜器制作精细，有的表面鎏金，有的刻以花纹或错以金银，工艺水平很高。《荀子·强国篇》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几句话是冶铜铸造技术的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漆器业　漆器业也相当发展。已发现的大批漆器中，有妆奁（lián连）、羽觞（shāng商）、漆弓、戟、瑟、棺椁等家具和丧葬用具，制作都很讲究，花纹也很美观。其中使用薄板胎和夹纻（zhù注）胎的漆盒、漆奁等，尤为轻巧精致。战国后期有的漆器上加镶金属口沿，叫做“釦器”，不仅使胎质菲薄的漆器得以加固，而且使漆器更加美观大方。

造船业　战国时期的造船业很发展。今天见于文献记载的船只，有海船，有内河船，有战船，有民用船。海船已可行于近海，运货运兵。内河船已相当进步，而且有的很大。如张仪说楚王曰：“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泯江上游），循江而下，至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 这是一种大型战船。民用船有大有小，在各地的河流湖泊中通航，便利了官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4.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商品有菽（豆类）、粟等粮食，还有手工业品以及鱼、盐等。适应商品交换关系的需要，有大量的货币在流通，也有许多商业性质的城市出现，交通进一步发展。

货币　战国时期的各国都大量地铸造金属货币。货币的形状不同，有些货币上铸有造币的地名或币值。一般说来，赵、韩、魏三国的货币主要是用铲形的“布”。“布”是“镈”的假借字，是古代的一种农具。已发现的布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空首布，和春秋时期的空首布相似，其形状近于农具之铲；另一类为平首布，其形式已脱离农具铲的原始形式，作为布币来说，已前进了一步。布币的形制因铸造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布上所铸铭文有“釿（jīn斤）”、“梁半釿”、“梁一釿”、“离石布”、“安阳”等。釿为币值，是布的一种货币单位。梁为魏都，今河南开封。离石今属山西，安阳今属河南。

齐、燕两国主要用刀形币，赵国也有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面文有“节（即）墨之法化”、“安易（阳）之法化”、“齐之法化”等。燕国的刀币较小，带有“明”字，人们称之为“明刀”。赵国的刀币也较小，铸有“甘丹（邯郸）”等铭文。即墨今属山东，齐之安阳在今山东曹县，齐即临淄，齐之国都，今淄博市东北。邯郸，赵之国都，今属河北。

秦和周使用圆钱，中间有孔。秦钱铭文有“重一两十二朱（铢）”、“重一两十三朱”等。周钱铭文有“西周”、“东周”等。铢为重量单位，一两等于二十四铢。西周和东周都是地名。楚的主币为一种带有印文的小方块金饼，印文有“郢爰”、“陈爰”等，称为“饼金”。一块大金饼为十到二十小块不等。辅币为一种略似海贝的铜质币，俗名“蚁鼻钱”。郢是楚的国都，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楚屡迁都，新都皆称郢。陈是楚后期的国都，在今河南淮阳。

城市　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还不断出现新的城市。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 当时最大的城市有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温（今温县）、轵（今济源），韩国的新郑（今属河南）、阳翟（今禹县）、荥阳（今属河南），齐国的临淄，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蓟（今北京），赵国的邯郸，楚国的宛（yuān冤，今河南南阳）、陈（今淮阳），周的三川（今洛阳）。仅临淄一城，就有七万户。《战国策·齐一》曰：“临淄之途，车毂（gǔ骨）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说明了临淄是很繁盛的。都市与都市之间，都有大道相通连。《战国策·魏一》曰：魏“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以异于三军之众。”又曰：“魏埊（地）四平，诸侯四通，条逵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商人们或坐列贩卖，囤积居奇；或交结诸侯，干预政治。商人逐渐形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势力。

三、从诸侯称雄到秦统一中国

战国前中期，各国长期进行兼并战争，互有胜负。但总的说来，秦国日益强大，不断侵占其他国家的土地。至战国后期，兼并战争的性质逐渐发展变化为秦国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

1.诸侯兼并

魏齐争雄　战国初期，魏国很强大，曾强占了秦、楚、郑、宋等国的土地。至魏惠王时，秦在商鞅变法之后，日益强盛。魏惠王即对秦取守势，转而向东，全力经营中原地区。公元前354年，魏伐赵，围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出兵未去赵国，而是西向攻魏。当时魏虽已攻下邯郸，可是本国内空虚，不得不急以主力回救本国。魏军行至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遭齐军截击，魏军大败，主将庞涓被擒。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著名于世的“桂陵之战” 。公元前342年，魏又伐韩，韩亦请救于齐。次年，齐再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出兵未去韩而直趋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将庞涓急忙引兵自韩回魏。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涓以十万士卒迎击齐军。齐军诈败，魏军紧追。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天黑道狭，齐军以伏兵包围了魏军。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死者无数。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魏在马陵失败不久，又为秦击败，并被秦夺回河西之地。此时魏“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 。当时秦对魏的威胁最严重。魏为了安全，于公元前339年（魏惠王三十一年）将国都自安邑东迁大梁 ，并与关东各国议和。关东各国也畏于秦的东侵，就互相结盟，迅速形成了关东各国与秦的对抗形势。

合纵与连横　关东各国为了抗拒强秦，就组成军事联盟，称为“合纵”。秦为了破坏关东的“合纵”，以便于它向东方发展，就用军事压力和政治离间等手段，在关东争取盟国，称为“连横”。文献记载，从事于“合纵”运动的主要人物是洛阳人苏秦，从事于“连横”运动的是魏人张仪，他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

苏秦的主张于公元前334年首先得到燕文侯的支持，继之又得到赵肃侯的支持，后又联合韩、魏、齐、楚，形成南北联盟之势。“南北为纵” ，因称“合纵”，苏秦为纵约长。“合纵”的形成，曾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农涧河畔王垛村）十五年” 。可是关东各国之间互相猜疑，矛盾重重，在对抗秦的进攻方面，各有打算。后苏秦死于齐，“合纵”瓦解。

张仪稍后于苏秦，为秦相，首倡“连横”。秦之主要联合对象为魏、韩，“东西为横” ，因称“连横”。公元前322年，张仪至魏国，劝魏背弃纵约，西亲秦国。魏王不听，秦出兵大破韩军，斩首八万余，诸侯震恐。魏迫于压力，就背弃纵约，与秦连横。后来关东各国又联合起来，赶走张仪，公推楚怀王为纵长，出魏、楚、燕、韩、赵五国之兵以伐秦。可是兵到函谷关，即为秦军所败，“合纵”又瓦解，魏、韩两国又转而屈从于秦。形成秦、魏、韩三国“连横”，齐与楚两国“合纵”的对抗形势。秦为了拆散齐、楚“合纵”，就派张仪至楚，劝说楚怀王与齐绝交，并许以“商於（今河南淅川西南）之地六百里” 谢楚。可是在楚闭关绝齐之后，向秦索地，张仪却说当初只说许给“六里”。楚怀王知为秦所骗，就发兵攻秦，为秦所败。后来，秦昭王约楚怀王至秦会盟，楚怀王赴会被秦扣押，死于秦国。此后，关东各国虽还想合纵，可是情况更困难。

秦远交近攻　秦在破楚之后，又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一面设法拉拢远方的齐国，一面加紧侵占邻近国家的土地。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斩首二十四万，虏韩将公孙喜，拔五城。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mǐn皿）王为东帝。几个月后，虽因秦欲伐赵，齐欲伐宋，意图不一，又各去掉了帝号，恢复王号，可是关东各国的合纵形势已彻底破坏了。

燕乐毅伐齐“合纵”破坏后，关东各国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当时宋是一个中等国家，由于地处中原地区的东部，与齐、赵、魏、韩、楚为邻，形势极为重要。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引起了其他各国的震恐。秦即作为主谋，联合楚、韩、赵、魏、燕共六国，出兵伐齐。联军在济西（今山东聊城南）大败齐军后，因内部发生分歧，秦等五国相继罢兵。燕昭王因齐在前314年曾侵燕，攻破燕都蓟城（今北京城西南），使燕王哙和原相国子之惨遭杀害。他为了复仇，就命燕军统帅乐毅继续伐齐。不久攻破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临淄北），齐湣王逃至莒邑（今山东莒县），为楚将所杀。乐毅以功封昌国君。他在齐五年，攻下七十余城。齐只有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两个城未被攻下。

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疑忌乐毅，以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被迫逃往赵国。

燕军易帅，士卒纪律松弛，到处抢劫，齐国人民纷起反抗。齐将田单在人民的支持下，利用燕军混乱之机，设计用“火牛”大破燕军于即墨，燕军溃退，齐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2.秦统一中国

统一的历史趋势　战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在发展，可是当时诸侯割据混战的政治形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存在严重的矛盾。如《战国策·东周》曰：“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孟子·告子下》曰：“以邻国为壑。”同书《离娄上》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战争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人民普遍厌战。因此，消除封建割据混战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国的大一统，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关东六国虽曾进行过一些政治改革，但极不彻底，基本上是贵族掌权，封建领主制残余保存较多，政治黑暗，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发生火併，阶级矛盾尖锐，国力薄弱。可是，秦国的情况与关东六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秦在战国中期，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比较彻底。在此后的一百年间，秦在政治方面，已基本上建立起了一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荀子·强国篇》曰：秦的官吏“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工作效率高，社会很稳定，政权也较巩固。在经济方面，相当彻底地废除了领主制的农奴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又实行奖励耕织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在军事方面，秦对士卒的训练是极严格的。又实行“军功爵”的政策，“以功劳，行田宅”，所以士卒勇于战斗。《荀子·议兵篇》曰：“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可见秦之锐士是很厉害的。秦的疆土也在不断扩大，至昭王（前306—前251）时，已西到今甘肃和四川东部，南到湖北、湖南，东到河南中部、河北南部，北到山西、陕西北部。这样大的疆土已远远超过了关东六国所剩疆土的总和。至此时，已可以看出，由秦来消灭六国，实现全国的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秦灭六国　秦的统一战争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前278年（秦昭王二十九年）至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为第一阶段；从前231年至前221年（秦王政（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秦从前278年起，开始对关东六国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就是在这一年，秦国著名的将军白起率军攻下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秦在这里设立了南郡，迫使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白起因功封为武安君。这就揭开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序幕。次年，秦派蜀守张若夺得楚的巫郡和黔中郡。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白起攻韩，又与赵争夺韩的上党郡。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大破赵军，杀赵军统帅赵括，全坑赵的士卒四十余万人。此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基础。

第二阶段，此阶段是在秦王政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秦王政于公元前246年即位，时年十三岁。由相国吕不韦掌权。前238年，秦王亲政，镇压了嫪毐（làoǎi烙蔼）的叛乱。次年，免除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后吕不韦自杀。秦王政整顿了国内的政治之后，就展开了对六国的进攻。前230年派内史腾灭韩，前225年灭魏。前224年，秦将王翦以六十万大军伐楚，次年灭楚。前222年灭燕、赵，前221年灭齐，统一了六国。从此，中国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转变为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复习思考题：

*1.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其政治、社会意义是什么？

2.战国时期的新的租佃关系的状况怎样？

3.战国时期有哪些著名的水利工程？各由谁主持修建的？

*4.战国时期有哪些主要金属货币类型？各属于哪些国家？

*5.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重要名词：

*战国七雄*李悝　秦孝公*孙膑　乐毅*马陵之战*长平之战*合纵与连横*都江堰　郑国渠

参考书：

1.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二册〔叁〕一、二、三、四。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六八《商君列传》。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第206—264页。（选读）

第四节
西周、春秋、战国文化

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主要文化成就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五经　三传

五经“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这五部书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我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

《诗》也叫做《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现存305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包括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分大雅和小雅，共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各篇的创作年代，大部分已不可确知。根据部分诗篇考查，最早的约作成于西周初年，最晚的约作成于春秋中期。全书是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积累、并经过搜集者的加工和润色而成的。

《诗》的内容很丰富。国风主要是民间歌谣；雅和颂主要是领主贵族用于宗庙、朝廷上的诗歌。国风中的不少篇章揭露了领主贵族们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雅和颂虽为贵族乐章，但有些是叙事诗，记录了不少史事和制度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书》也叫做《书经》或《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集。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记述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不过现存本《尚书》有今文和古文的区别。《今文尚书》是西汉初年由老儒口头传授，弟子们用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现存29篇，其中大部分是商、周的遗文；但有少部分为战国时期的托古之作，旧时谓之伪作，如《尧典》、《皋陶（yáo摇）谟》、《禹贡》、《洪范》等皆是。这几篇作为战国时的著作，其史料价值仍是很高的。如《禹贡》记述了战国以前的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山脉、河流、土壤、物产等情况，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地理志。西汉时曾在民间收集到先秦本《尚书》，因用战国文字书写，被称为《古文尚书》，今已失传。现存本《古文尚书》经清代学者考订，认为是晋朝文人伪造的，因之称为《伪古文尚书》。

《易》也叫做《易经》或《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占卜用书。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可能出现于商、周之际，成书于战国或秦汉之际。其对自然或社会变化的论述，富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

《礼》也叫做《仪礼》、《士礼》或《礼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部分礼仪制度的汇编，共有17篇。旧说周公制作或经孔子修定。据近人的考证，认为可能成书于战国前、中期。

《春秋》也叫做《春秋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简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242年间有关周王室及诸侯国的重要史事。相传经孔子整理成书。在此书中，还记录了我国当时观察到的日蚀30次，地震7次，这些资料都有很重要的科学价值。

三传“三传”是解释《春秋》的三部书，就是《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左传》也叫做《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左丘明所撰。《左传》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叙事明晰，繁简得宜，保存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

《公羊传》也叫做《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旧题战国时公羊高撰；唐人考证，为西汉前期人所作。《穀梁传》也叫做《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旧题战国时穀梁赤撰。初仅口述流传，西汉时才成书。后两书的体裁相近，都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二、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各派，史称为“诸子百家”。其中主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等家。在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前四家。

孔子与儒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春秋后期鲁国人，曾在鲁国任高级和中级官吏。后自办学校，以教书为业。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先后游访了卫、宋、陈、蔡、楚等国，但均不被采用，后回鲁国病逝。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政治上尊崇尧、舜、文、武、周公，赞扬西周的制度，认为那时是人类的理想社会。他的这一思想并不是要历史倒退，而是反映了他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希望当政者有所兴革。他认为大至国家，小至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以一定的伦理来维系。因此，人们都要加强个人的修养，各守其位，各司其事，各尽其职。他把这些行为规范概括为八个字，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再进一步升华为一个字，那就是“仁”。“仁”是孔子的政治观和社会观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为实现“仁”而制定的制度和行为准则为“礼”。孔子主张行“仁政”，“使民以时” ；反对“暴政”，反对残酷剥削，反对“非礼”，都是他的思想观点的体现。孔子有关“仁”和“礼”的学说把我国古代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此学说是我国封建时代政治和社会理论的精华。

孔子是我国古代私人办学的先驱。他以六科教育学生。六科亦称六艺，就是礼、乐、射、御 、书、数。他的教育思想进步，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他熟悉古代经典，相传他曾删定“六经”，以为教材。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乐》今已佚失，其他五经尚存。孔子的主要言论保存在《论语》一书中。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前390—前305）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曾游访宋、滕、魏（梁）、齐等国，向有关国君或卿大夫阐述政见。他继承孔子的学说而有所发展，其学说的核心是“仁、义”。他主张行“仁政”，主张“保民”，反对诸侯混战，反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对当时各国的政治和战争多所抨击。他的主要学说多收在所著《孟子》一书中。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赵国人，为儒家，但有较浓厚的法家思想，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曾游访齐、楚、秦、赵等国，当过齐国稷下 学官和楚的兰陵 县令。他主张以“礼”治国，他所说的“礼”，就是“制度、政策”，和“法”无甚区别。他很赞扬各国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尤其是称赞秦国的政治和军事。他对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一理论观点对后代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有作为的帝王的座右铭。他的主要学说多收在所著《荀子》一书中。

老子与道家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dān丹），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道德经》一书约成于战国时期。学术界认为此书的世界观是客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但有些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约前369—前286）。庄周，宋人，著有《庄子》一书。他的世界观和老子相同，方法论是相对论。

道家在政治上消极，反对社会进步，主张“无为而治”。

墨子与墨家　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dí敌），鲁国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子》一书基本上保存了他的思想。他的最有代表性的主张是“兼爱”和“非攻”。他反对战争，谴责由于战争而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反对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反对厚葬。

他的信徒称为“墨者”，多是劳动人民出身，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墨子死后，墨者的首领称为钜子，领导墨者活动。

法家与韩非　法家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思想流派。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和申不害，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

韩非（约前280—前232）出身于韩国贵族，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著有《韩非子》一书，阐明他的思想和主张。他反对儒家的说教，也反对民间的游侠的横行。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就是主张“罢黜百家”，崇尚法治。

韩非的主张很为秦王政所重视。后韩非自韩至秦，李斯嫉妒他的才能，把他谋害致死。

兵家与孙武、孙膑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之间长期进行战争，官府和民间都很重视兵事，因之出现了许多懂得兵事的“兵家”。而且各有著述，名曰“兵书”。后人以兵书所论的重点或特点，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其中以“权谋”最为重要。“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权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孙武和孙膑。

孙武，春秋后期齐国人。他曾以所著兵书十三篇献于吴王阖庐，受到赞赏。后来阖庐任他为将军，与伍员率吴军西击楚，于公元前506年破楚都郢，迫使楚迁都于鄀（ruò若，今湖北钟祥西北）。吴国从此成为长江中下游最强大的国家。孙武所著兵书名《吴孙子兵法》，通称《孙子兵法》，分3卷。上卷即“十三篇”，为历代兵家所必读，至今已名传中外，且有多种外文译本。其中、下卷已失传。

孙膑，战国中期人，孙武之后。曾与庞涓同学，后庞涓为魏将，嫉妒孙膑的才学，而将孙膑砍断双足。孙膑后逃至齐国，齐威王任之为军师，与将军田忌率齐军先破魏军于桂陵，再破之于马陵，庞涓惨败自杀。孙膑所著兵书名《齐孙子》89篇，大约在东汉后期已亡佚。直到公元1972年，才在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经整理，以《孙膑兵法》行世 ，全书分上下两编，各收文15篇，共为30篇，为当今研究孙膑兵法乃至先秦兵事的宝贵资料。

三、文学

西周至战国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前期有《诗经》，后期有楚辞。屈原的著作又是楚辞的代表。

屈原与楚辞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楚国贵族，曾任楚的三闾大夫。他对楚国的命运很关心，想改善政治状况，还想联合齐国以抵抗强秦。可是，由于楚王昏庸，不听他的主张。他被楚怀王和顷襄王两次放逐到江南，后投汨（mì密）罗江而死。著名的《离骚》就是他在放逐中的抒怀之作。传说《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也是他作的。屈原的作品是采用楚国民间诗歌的形式，用楚国的方言，又吸收了《诗经》中的某些成果写成的。其中有不少篇章是借用美丽的神话形式，生动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腐朽反动的贵族统治的愤怒，使诗歌的思想性和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楚辞的主要作者还有宋玉、景差等。散文　战国时期，散文相当发展，其内容无论是记史、叙事、论政、写景，都主题明确，观点清晰，行文流畅，语汇丰富，而且相当口语化。有些比喻、用语简练、准确，成为后代成语、典故、寓言的主要源头。如《左传》、《孟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等，都是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的散文集，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庄子》一书，文辞多彩，想象宽广。第一篇《逍遥游》叙述了一个能展翅九万里的大鹏和腾跃不过丈尺的小雀等的对话，用这个故事来阐述一种超然物外、无往而不适的理想。这种铺张的文学手法对我国古代的浪漫主义派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四、科学技术

天文　西周时期，天文学有相当的进步。《诗经》中有火、箕、斗、牛、室、昴（mǎo卯）、毕等星宿名称。到战国时期，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天区）的恒星分成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宿 ，四方各有七宿，名称和方位明确。二十八宿是我国最早的天文坐标图，日、月、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的运行，彗星、新星、流星的出现，都可以在这个坐标图上标定出方位来。根据恒星的方位，又可以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中的重要季节的到来。二十八宿的划分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一项重大成就。

战国时期，已有许多专门观测星宿运行的占星家。齐人甘德 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为当时名著，但均佚失。唐朝编《开元占经》，收石申书残卷《石氏星经》，较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120个恒星的方位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土、金、水五个行星的运行，并发现了这五个行星运行的规律。这些关于恒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

历法　西周的历法，亦有进一步的发展。至春秋时，已有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个节气，并能准确地推算出冬至的日期。《左传》记载，公元前655年（鲁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这是我国最早关于冬至日的记录。

春秋时期，各国使用了三种不同的历法。以冬至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以冬至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 。“夏正”也叫做“夏历”，比较符合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最便于农业生产。到战国时期，“夏历”被普遍采用。

医学　西周时期，医学尚与巫术结合在一起，唯心主义成分很大。到春秋时期，医学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摆脱了巫术而独立。

春秋后期的扁鹊是一位杰出的民间医生，姓秦，名越人，齐人。自幼学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曾周游列国，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名闻天下” 。他用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诊病，兼通内、妇、五官、小儿等科。治病的方法有汤（汤药）、熨（用药物熨贴、按摩）、针石（针灸）、酒醪（láo劳，服药酒）等。《汉书·艺文志》载有《扁鹊内经》九卷，可能是他的行医经验的总结，今已亡佚。

战国时期，著名的医书有《黄帝内经》18篇，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各9篇。《素问》主要论述脉理和病因，《灵枢》主要论述经络和针刺。全书记载了我国两千数百年前的有关人体解剖的知识和血液循环的概念。这对世界古代医学是一个巨大的贡献。扁鹊《难经》81篇是后人托他之名的著作。以答问形式阐明《内经》的本旨。这些名著总结了我国几千年的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

五、三星堆文化

在夏、商和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以外的民族或方国的经济、文化亦在迅速发展，生活在今四川成都一带的古蜀国的发展尤为突出。关于古蜀国的存在，在中原的文字史料中已有记载。如《书·牧誓》记周武王伐商纣王时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了蜀之建国及其王侯世系。说：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蜀至战国时期，为秦所灭。文献关于蜀的记载，毕竟稀少，对其具体情况缺了解。

1929年春，今四川广汉县的一家燕姓农民在灌田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古代的地窖，发掘出以玉器为主的文物400余件，一时震动了中外学者，有人已推测，这里“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此后，这里的发掘工作时断时续，直到21世纪初，屡有重大发现。据说被认定为古蜀城市遗址已有多处，几乎遍及于成都西北至东北的若干个县市中。有房屋、墓葬、城墙及祭祀坑遗址，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器、漆器、陶器等数以千计。具有特征性的器物极多，有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像等。有一尊大型立人铜像通高2.6米，重180多公斤，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大的青铜人像。出土青铜人像共有82尊，玉石礼器一千余件。还有海贝和铜贝数以千计。

三星堆文化已出土的文物很多，由此而引发学术界思考的问题也很多。其存在时间，大体推定为相当于夏、商和西周初期（前2000—前1000），其文化类型亦不同于华夏文化。但此文化属于何民族呢？是土著还是另有来头呢？其社会性质、生产状况是怎样的？其政权和宗教又是怎样的？总的说来，三星堆文化之谜还有很多，人们期待着有新的考古发现。

复习思考题：

*1.试述“五经”的名称及各经的性质。

2.略述“百家争鸣”发生的社会背景、主要派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3.应当怎样评价孔子？

4.屈原有哪些主要著作？

5.略述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医家和医学名著。

6.略述三星堆文化情况。

重要名词：

*五经*孔子　孟子　荀子　老子　墨子*韩非*屈原*扁鹊《黄帝内经》*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参考书：

翦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第一册〔贰〕七、第二册〔叁〕四。（选读）

[1] 《左传》昭公九年：周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tái台）、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 、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mC8ANfV/RkmDwSwXvPlQLJOMEppMFAkFWGfyFDGUKJ7X8lrhNtxh4vgCXnonFt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