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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访清末中国革命志士活动遗迹的那天，正是据说在10月很少见而我不幸屡屡遇上的雨天。不过，蒙蒙细雨很容易勾起思古之幽情，对于追寻历史踪迹的我，恰是合适的氛围。东大文学部中文科主任平山久雄教授主动提议做我的向导，使我大为感激。
平山先生对东京的文化遗址极为熟悉，我于是冒昧地向他请教明治时代新桥、柳桥与吉原的区别，因为对“异地烟花，殊乡风月”很有兴趣的王韬，每每在游记中乐道涉足此间。平山先生的回答是：新桥、柳桥多艺妓，吉原多娼妓。常常有这种想法，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社会，不可不探究青楼女子的生活情态。日本过去时代的文人与歌楼妓馆的关系，同样是值得去做的好题目。不知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会不会有助于此项研究的深入。
胡思乱想之中，已尾随平山先生进入新宿区的神乐坂。当年这一带是中国留学生与流亡知识者的聚居地。据刘大年先生在《横滨、东京孙中山遗迹访问记》中分析，因为弘文学院、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均距此不远，上学方便；而且此地不是政治、商业中心，居民多为公教人员与城市平民，房租便宜。所以，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寓所以及《民报》等机关均择邻于此。
走进筑土八幡町的小巷，便很能感受到昔日住宅区所拥有的那份幽静。小巷的尽头，一座米黄色的小楼，便是孙中山1906年前后曾经借寓的故居。门前没有任何标志，只是凭着中日学者的热心考察，它才重新在少数有心人眼中显示出历史价值。而对于当地人来说，隔壁的筑土八幡神社无疑更赫赫有名。早年居住或往来此间的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鲁迅、周作人，应当目睹过该神社的祭祀活动。留心日本民俗的周作人，日后在《关于祭神迎会》一文中曾有追述。所记虽不必限于筑土八幡，而日本民族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宗教狂热，总让周作人隐隐不安。今日在绵绵细雨笼罩下的神社，已洗去尘世的喧嚣。阒无人声的前庭里，只有我们两位偶然的闯入者。从后面绕过来，神社与民居毗连，显得平易可近。一旦撑着雨伞拾级而下，到路口蓦然回首，高踞顶上的神社又仿佛远离人间，肃穆威严，令人生敬畏心。
居留日本时期的章太炎
重新转进刚刚经过的居民区，向前走去，拐入小巷深处，便来到了《民报》遗址所在地。明治四十一、二年（1908、1909），章太炎先生应鲁迅的请求，在《民报》社寓所讲授国学，学生中除周氏兄弟，尚有许寿裳、钱玄同等共八人。许氏于章太炎殁后，作《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记受业情形云：
每星期日清晨，步至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先师寓所，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席地而坐，环一小几。先师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精力过人，逐字讲解，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即有时随便谈天，亦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而此八番地宅邸，因世事变迁，门牌改动，已不可精确复指。
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址倒不难指认，却又是地貌大变，原先的坂本舍弥子爵住宅已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与帝国饭店齐名的大仓饭店及其对面的大仓集古馆。我们坐出租车上来，已是饭店的第五层。在楼内略为巡视，也看到了考究的会议室，可惜已与同盟会了无关系。随即乘电梯下到底层，便完成了此番晚清革命志士在日遗踪的探访。
这次访查印证了数日来我的一点发现，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者偏爱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物，对有关史料更关注，论说颇用力。这与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学术方向大体相同。日本史学界有专门的“辛亥革命研究会”，自1981年开始编发《辛亥革命研究》专刊。文学界则凡属现代方面的研究者，无不从事过鲁迅著作的研讨。与此数人相关的遗址，不乏关心与通晓者。同样在日本，流亡时间长达十四年的梁启超，便因其保皇党的名声不好，而没有这么幸运。他在东京住过的多处住宅，也不见有人提起。而其初到日本曾借住的牛込鹤卷町四十号，以及1899年梁氏与原时务学堂学生蔡锷、林圭等人共居的小石川久坚町，均在革命派活动地区周围。如今随着中国国内学界对改良派的重新认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已开始辐射到日本，被冷落的这一批中国文化人活动遗存，大概也有望获得中日研究者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