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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梁启超，王韬与黄遵宪在日本的活动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再次来到总合图书馆，便是专门访求与二人相关的史料。赴日前，因准备在京都的讲演稿《王韬、黄遵宪在日本》，借阅过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日人宫岛诚一郎的《养浩堂诗集》，其中正好同时收录了黄、王二人的评点。此次在东大重见此书，偶然发现，北大的藏本居然在卷末多出附录的《笔话九则》，尽管版本同样标明是“明治壬午新镌万世文库藏板”。遗落的原因，或许是因为装订成书时漏检，更大的可能性则是重印时有所增补。与源辉声保存的《大河内文书》中有关黄遵宪的部分已整理出版不同，宫岛诚一郎和中国人士的笔谈录尚未公布于世。这几则遗存在当年《诗集》刊本中的笔话，多少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史料的一角。不过，东大的藏本仍具有得天独厚的价值，为北大本所不及，那就是盖在内封上的“大正十三年四月七日三条实宪氏寄赠”的图章，表明此本与宫岛有着特殊的关系。《养浩堂诗集》所刊第一篇序，作者为宫岛的老朋友三条实美。而据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佐藤保先生的考证，赠书者正是其孙。可以肯定，此本应是该诗集最早的版本。
黄遵宪为宫岛诚一郎《养浩堂诗集》（1882年版）所作序（杨守敬书）
像宫岛诚一郎这样热心汉学的日本文士，当时很有一些人与黄遵宪、王韬相交往，也如同中国文人一样喜好“以诗文会友”，因此，明治年间作汉诗、写汉文的诗社、文社组织颇多。王韬在日本虽不过逗留四个月，逐日撰写的《扶桑游记》中，已随处可见参加诗酒之会的记述。其中提及的以佐田白茅为首的大来社及其定期发刊的《明治诗文》（后改名《明治文诗》），规模便相当可观。明治十四年（1881）一月更名以前，社刊至少已出至五十六集。所载有社集时之命题作品，也有任意之作并社外友投稿，附录社评及诸家评点。黄遵宪、王韬与社中多人相熟，屡有诗文或评点登诸其中。应酬套话固多，但也有些资料可补阙闻。如第四十二集“外集”部分录有王韬的《粤逆崖略》一文，于太平军始末的记述中议论间出，以见洪、杨横行天下之势根源于朝政之窳败。一篇史论，实为王韬所谓“未干当世”的“杜牧之《罪言》”。转载之文末附佐田白茅评语：“先生来访之次，余问曰：先生得意之文为何篇？先生即示此篇。”这对于了解曾经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驻苏福省长官刘肇钧，为攻占上海出谋划策的王氏心理，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