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我为夏君的第一本小书《诗界十记》写序,提及其热爱旅游的癖好,其中有这么一段略带调侃的话:“唯一未能免俗的是喜欢翻翻名胜辞典,走一处圈一处,好端端一部辞典涂得花花绿绿的。”书出版后,拙序大受赞扬,友人中颇有希望一睹那“涂得花花绿绿”的名胜辞典者,害得夏君不断辩解,称那是早已放弃的“不良习惯”。
夏君之所以放弃此习惯,其实并非省察到此行为有何“不良”,而是有感于文物部门与旅游行业通力合作,使得“名胜古迹”迅速增加,远非区区辞典所能涵盖。随着学识的日渐丰厚与眼界的日渐开阔,夏君不再满足于各类辞典的简要介绍。开始时,夏君还很认真,每次旅游归来,亲笔订正辞典上不太准确的解说;后来发现改不胜改,干脆束之高阁,不屑一顾。
时光流逝,岁月不居,如今已饶有阅历的夏君,“热爱旅游”的癖好依旧,只是将早年涂抹辞典的行为,变成了不时撰写些我很喜欢的“学术游记”。
“学术游记”这词,是我杜撰出来的,为的是便于解说夏君那些不太空灵、因而偏离“文学”的游记。夏君出游,赏玩山水,但更欣赏带有人文气息的历史遗迹;喜爱国外的,但更喜欢国内的名胜景观——尤其涉及晚清史事者。除了早年从事过关于《诗经》、杜甫的研究,最近十几年,夏君的学术兴趣,始终集中在晚清社会与文化,尤其是梁启超。这就难怪其趣味盎然的“寻踪”,会以“晚清人物”为主题。
说实话,我也喜欢“寻幽”与“访古”。因此,每回与夏君结伴同行,双方都很愉快。同样有强烈的好奇心,又同样以文字为业,每回出游途中,都相约要写点东西。可事后证明,好多当初让我们激动不已的“新发现”,均属少见多怪,早有“崔颢题诗在上头”。加上旅游归来,坠入杂乱的日常生活,忙于教学等本职工作,那些旅途上的奇思妙想,很快便被抛到九霄云外。
相比之下,夏君比我强多了,不满足于“东张西望”,而是始终扣紧晚清,当时写下的笔记,日后鬼使神差,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派上了用途。单从文字上看,夏君的游览很潇洒,顺手拈来,纵横古今,似乎记忆力特好。其实,那是持之以恒关注的结果,或者干脆就是有备而来,书包里藏着相关资料。如此“拆穿西洋镜”,并无贬抑夏君文章的意思,而是想突出其游记的特色——既有人文景观的“寻踪”,也包含某些学术上的“发现”。
七年前,也是挥汗成雨的三伏天,夏君为我的《阅读日本》撰写五千言长序,叙述“周游日本”的共同经历。这回夏君出版《晚清人物寻踪》,轮到我来为其“小引”。记得夏君那篇长序是这样开篇的:“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当初标榜游览时一无牵挂、“乐不思其他”的夏君,这回出版比“阅读”还要严肃的“考据”之作,让我大为开心,起码日后偷偷写作游记时,不用再“自惭形秽”了。
2002年7月17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