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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偏好中国菜，这大概是改不了的习惯。生性好奇的美国人喜欢品尝异国风味，物美价廉的中国餐馆于是也成为值得光顾的处所。与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在美的职业以洗衣居多大不同，如今和餐饮业有关的活计，已被视为本色当行的首选。当你听到“是否在开餐馆”的询问时，也不必觉得受到了轻视，那只不过是表现了美国人对中国菜的好感。套用一句文学史上援引来说明北宋词人柳永作品流传之广的话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如今在美国，已可谓“凡有人居处，即能吃中餐”。有一个现成的例证：今年夏季，一位熟识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在纽约州的哈密尔顿（Hamilton）一所大学申请到了教职。那是一座只有六千人的小镇，其中一半人口属于大学。相对于东海岸比比皆是的发达城市而言，此处称得上偏僻。但就在这座大学城中，居然也有一家中国餐馆，令我们的朋友大为惊异。
说起中国菜在美国的流行，一百年前访美的李鸿章可算是一位功臣。当年穿着长袍马褂、帽顶插着翎子、脑后拖着辫子的李傅相的到来，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浓厚兴趣。这兴趣的物质化表现，便集中在中国菜的走俏。七年后，梁启超步其后尘访游纽约，仍然能够感受到李鸿章带来的旋风：
杂碎馆自李合肥游美后始发生。前此西人足迹不履唐人埠，自合肥至后一到游历，此后来者如鲫。……合肥在美思中国饮食，属唐人埠之酒食店进馔数次。西人问其名，华人难于具对，统名之曰杂碎。自此杂碎之名大噪，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遍于全市。（《新大陆游记》）
而在1926年游美的陈以益所著《墨游漫墨》（1927年版）一书中，我居然看到了“杂碎馆”的英文写法“Chop-suey”。据这位江苏无锡人说：“杂碎也者，为粤语杂炒之转音，用以代表中国餐馆，犹日本之支那料理。”无论此说是否正确，但其记述杂碎馆“今已遍地皆是”（《加利福尼之环游》）的盛况，起码证明，由李鸿章开启的“杂碎馆热”到三十年后还未退温。
曾经名噪一时的杂碎馆现在已销声匿迹，被梁启超刻画为“举国嗜此若狂”的杂碎馆系列产品，即每份食单上必备的“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名目，在今日任何一家中国餐馆中都已不见踪影。原因也不难推求：只为投合美国人好奇心与名人效应的食品，绝非中国菜的精华。即便在当日，梁启超已指出，“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风行一时的庸滥品牌，终究敌不过味醇工精的佳肴美馔。这也是我之所以从不点“左宗棠鸡”的缘故，在中土未闻其名者，很可能就是“李鸿章杂碎”一类的把戏。
不过，李鸿章之名在美国中餐馆的绝迹，并非意味着其行踪已“事如春梦了无痕”。李氏1896年的游美虽只区区九日间，至今位于纽约曼哈顿岛北部的格兰特陵园中，却还留有他当年栽种的纪念树。
李鸿章的名字竟会与1885年故去的第十八任美国总统、国内战争中的北方联邦军统帅格兰特（Ulysses S. Grant）连在一起，的确显得有些古怪。读过《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上海图书集成局1899年版），方解开个中之谜。原来格兰特总统任满后，即在其子陪同下环游世界。路经天津时，李鸿章曾予接待。而此番会面并非寻常应酬。据王芸生编著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中钩稽的史料，1879年5月28日格兰特到津之日，李鸿章即与之相见。因其时正好发生日本吞灭琉球、置为冲绳县的重大事件，中国力争不成，清政府与李鸿章于是希望借助行将游日的格兰特之名望，劝说日本放弃前行。而一个已经卸任的美国总统，其实未必有李氏想象的伟力。格兰特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琉球并入日本版图已是无可挽回（见该书第四章“日本吞并琉球”）。不过，有此一段因缘，李鸿章抵美之日，格兰特之子也专门登船迎接。礼尚往来，李鸿章因此专程拜谒格兰特墓，以示景仰。
这座陵园现在属于国家纪念地，距我们所住的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区很近，步行前往只需十分钟。第一次因办他事匆匆路过，未知其名，也不及探察，已觉主体建筑颇为气派，可与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相比拟。经人指点后，再度往访。正是黄昏时分，白色的纪念堂镀映在柔和的背光中，平添上几分肃穆与神圣。先进入大厅，参观存放着格兰特将军与夫人遗体的石棺及两侧圆形纪念室刻满整壁墙的战役图，在东边的玻璃展柜中，还意外地发现了两张中国早年官方谒陵者献上的名片。而心心念念所要寻访的李鸿章手植树，却直待走至后园，在浓荫蔽地的树林中绕行一周，“蓦然回首”，才发现它正在“灯火阑珊处”。
纽约曼哈顿的格兰特墓
用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中的词句来形容寻找的过程，实在是因为这棵树引不起任何注意。一百年的时光，李鸿章种下的树即使不说参天，也该合抱。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幼木十年即可成材，何待百年？偏偏眼前出现的两棵枝干扭曲的矮树，姿态如此瘦弱猥琐，尤其是夹在周围挺拔的树木间，令人简直不敢相认。树前安放的铜牌，却不容置疑地道明了其高贵的身份，文曰：
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一方铁栅栏将这生命力萎缩的百年树种围护起来，两棵同样憔悴的植株又如难兄难弟挤挨一处，使人无法分辨其真正出身，我们只得一并归入李鸿章名下，在夕阳的余晖下为其拍照留影。
杨儒的铭文中其实存在着史实的错误，李鸿章拜祭格兰特墓的具体时日应是1896年8月30日，有出版于1899年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为证：
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
李氏亲至其地只此一次，文中既未言及，可见所谓“墓道种树”乃徒有虚名，此等事原多半由下属代劳。因而，1897年5月2日（阴历四月初一日）的墓前植树人，实为杨儒而非中堂大人本人。后来者依据牌示信以为真，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中才会出现“合肥手植一树于墓门，泐数言焉”的记载。
李鸿章祭墓之日，格兰特纪念堂尚未完工；而杨儒代李致敬种树时，却已在揭幕式举行过之后。1897年4月27日，正是格兰特将军七十五岁诞辰，纪念陵园特意选择此日开办落成典礼。中国大使随即代表远在国内的上峰前来植树，既表现了中国人的念旧之情，也是“循西礼也”。
只是此时的大清帝国已如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一年后发生的唯一有望挽救国运的“百日维新”又不幸夭折。栽种在海外的这株树苗，似乎也传染了帝国衰败的基因，作为那一段历史的见证，畸形地活在今日的世界中。
1997年10月29日于京北西三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