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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速率，此次在东京访查既谓之“走马观花”，而到了关西地区，又感觉须将“马”字易为“汽车”“火车”之“车”字，方合事情。从明治村出来，当夜宿在三重县津市的中裕史先生家。次日上午，乘火车到达奈良县所属的天理市，在著名的天理大学图书馆一饱眼福。众多坊间流行的广东木鱼书、满汉合璧文本，以及微末如各种中国边远省份小地方的手绘地图，均为国内图书馆中的稀见物。沿马路左侧骑自行车漫游天理市，特别是在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不断歌咏的山边道上纡行上下，的确是一种奇妙、愉悦的经历。而第三日傍晚，人已经从奈良市林立的佛寺中走出，下榻于京都的旅舍。
既来京都，自然少不得看市容、观民风，却也不敢怠慢了学术考察。京都大学文学部的平田昌司先生先期作了安排，在京都正式活动的第一日，便带领我访问同志社大学的学术情报中心。
我之向往于同志社大学，还在1987年写作《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时。闻知该校“德富文库”藏有梁启超致德富苏峰的两通手札，便冒昧地写信给时任社史资料室主任的河野仁昭先生，希望得到复印件。河野先生很快满足了我的非分要求，使我得以在论述“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散文”的一章里，为德富苏峰对梁氏倡导“文界革命”与创行“新文体”的影响，找到了交往方面的有力旁证。
梁启超1899年致德富苏峰信手迹
创办于1875年的同志社大学是京都地区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德富苏峰为该校早期毕业生。为纪念这位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代享誉甚久的文豪与学者，在现属学术情报中心的同志社大学图书馆中，专门设立了“德富文库”。其中除收藏德富氏的著作与部分藏书外，还有他为之撰写序跋的各书与所办民友社、国民新闻社出版的图书报刊，以及研究其人的相关资料。出面接待我的中心总务课课长樋口完先生与情报服务课课长西田逸郎先生，察知我对德富苏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有兴趣，热心地送给我一本1960年印行的《同志社德富文库所藏目录》。此书为非卖品，仅印刷五百部，我得到的一册序号为三二二。两位课长并亲自陪同我进书库，查阅文库藏书。当我提出想亲眼看看梁启超的书简时，一轴装裱好的长卷立即展现在我眼前。
因梁启超致德富苏峰的两封书信在国内未见公布，特抄录如下：
拜启：久仰高名，未得拜眉为憾。前曾屡托柏原君、财部君致意乞见，想已达鄙意。顷于今日午后六时，薄具粗餐于芝之红叶馆，欲奉邀文驾惠临一叙。坐中有弊［敝］邦绅商有志者数人，因欲奉谒，恐不得遇，故咄嗟具馔，不敬之极，伏乞恕谅，勿却是祈。敬上德富苏峰先生
梁启超再拜
二十七日
再者，外附横滨绅商名刺十张。此辈皆有志实业家，欲联络日清商务者，今夕欲拜眉，属仆为绍介。望赐接见，幸甚。
启超又再拜
苏峰先生阁下：三年未拜芝颜，然日诵《国民新闻》，如与先生相晤对也。入春以来，想文祉日增，至慰至颂。今有请者：顷有友人蒋君智由，敝邦当代之硕学也，今在上海拟创一日报馆，东来调查一切。欲造谒先生，有所请教，并欲一到印刷工场考查机械及管理之法，谅先生必喜而诺之。若承不弃，请示以一约见之期；或先生无暇，请命工场取缔人为之案内；又当以日间来或以夜间来，皆请见示，不胜翘盼。匆匆不一。
敬上
二月五日
横滨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ニテ
梁启超拜
第二信封套上有邮戳，知为明治三十六年（1903）所写。而由“三年未拜芝颜”上推，则第一信大约作于1899年（因1900年梁启超不在日本）。此件信封背面署“小石川表町百〇九柏原方”，因梁启超初到日本时，与柏原文太郎交往密切，梁氏弟子杨维新更言，二人“当时约为兄弟”（《与丁文江书》）。1899年梁启超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出任校长一职的亦是柏原氏。甚至康有为、梁启超1900年策划勤王之役，如此重大的机密，梁氏也不回避柏原，要麦孟华等告以详情，且询问起事时，可否在日本雇兵五百人，初步得手后，能否借大隈重信与犬养毅之力，使日本政府出面逼和，令光绪帝复位（见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叶二麦三君书》）。据此，则梁启超与在日本上层社会中关系甚多的柏原文太郎之交情确乎非同寻常。德富氏于第二信末尾又附粘一纸笔谈手稿，梁启超开列了同座三人蒋智由、黄为之、罗孝高之名，蒋氏下注“字观云”，黄氏下注“横滨广万泰商店主人”；又回答“爱诵《忠雅堂集》”的德富苏峰“蒋君与蒋士诠［铨］同族乎”之问，谓“蒋士铨之《藏园九种曲》实我邦近世文学之铮铮者也”。在梁氏最热心文学改良的时期，他至少与德富苏峰有过两次直接接触，已可确认。
在同志社大学学术情报中心，我还被获准观赏了“德富文库”的另一藏品——罗振玉书简长卷。在大约十余封写给德富苏峰的信函中，所谈基本为借书、还书事。甘孺（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云：宣统元年（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五、六月间，罗振玉曾奉学部之命，赴日本调查农学，暇则访求中国秘籍。其中“于德富氏成篑堂见宋刊本庐山记，存卷二三，余三卷钞补。此书佚于明初，金山钱氏守山阁刊四库本则仅存前三篇耳”。所记便是与德富苏峰的这段因缘。虽经黎庶昌、杨守敬大力访求中国古籍佚本，但直到辛亥革命后，罗振玉、王国维避居京都，日本“书籍之价尚贱于当日之北京”（1912年2月11日王国维《致缪荃孙》）。有收藏癖的罗振玉自然不会坐失良机。其平生辑刊众多古佚书、手抄本，日本之行也颇多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