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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民族在形成正式的历史、文学文本之前，应该都经历过口传的时代，中华民族当不例外
。当正式的文本形式成为经典时，前此的神话、传说、历史、文学必定成为历史/文化记忆。德国专研埃及文化的人类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曾提出古代文明建构“文化记忆”的理论，认为：文化记忆指某一群体所共有而超越时空限制的记忆；其重要性正如个人记忆对个体产生的自我意识，文化记忆对群体的认同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奠基、定形作用；文化记忆的载体有仪式、节日、经典文本等多种不同形式。承载文化记忆的文本，通常经由特殊机构保存与编辑；而对文本进行传播、教学与解释的人员，大抵具有政治、社会上相对独立的地位或身份
。而“经典文本”的历史/文化记忆，历经某些年代/时代，必定会因为改写/重写而再度成为另一种经典“文本”。精研东亚考古，尤其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金文与祭祀的美国学者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在名著《宗子维城》中清楚指出春秋时代的“孔子”力图恢复周公“制礼作乐”的西周史事，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记忆，是战国时代以及历代的“历史记忆”
。张光直先生早已指出：文献呈现的思维/观念，代表的应是写作的年代，而非书写的历史年代的史实或史观
。
上述学者都认为“历史叙事”乃撰作者时代之历史、文化记忆，而非“实录”。笔者认同并肯定此一观点，认为书写者，乃受历史、文化记忆影响而重塑“历史”，如《史记》代表的应是西汉时代与司马迁的史观与思维，而《五帝本纪》盖即司马迁基于其历史/文化记忆与经典文本《尚书·尧典》改写/重写而成的另一“经典文本”，而不是“五帝时代”的历史。由此可见，前一时期或某些时期的历史/文化记忆，可以因着不同时代、作者的改写/重写而有不同的侧重与面貌，其所代表的正如张光直先生所说的乃是该时期/时代与作者个人对该历史/文化记忆的重新诠释，必然带有该时代的价值观与作者个人的创作意图。笔者十余年来亦陆续撰写相关论文，期能就教于海内外博雅君子。
“女祸说”与“夏姬”故实盖为春秋时代士人不能或忘的历史∕文化记忆，战国乃至汉代∕后代士人重加书写，自有其侧重∕偏重。本文即拟由此切入，进行考索诠释，冀能辨析、厘清其间差异及其缘由。
“人物”乃叙事文本的要素，女性人物，不论形象好坏，往往颇能吸引读者目光。迩来学界在传统“人物论”之外，也有逐渐专就“女性人物”进行考察者。夏姬故实由于主人翁形象特出，相关情节丰富，故不论整体性的“女性人物”论，或针对夏姬个人形象，研究成果都相当丰硕。以下仅就与本文主题相关之“女祸说”与“夏姬”形象研究略加叙述。
传统经、史学者对春秋时期之“人物”研究，大抵以史论与评点为主；传统文献较专门针对女性之研究，有清代王世濂辑《左女汇纪》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则有《列女表》
。近贤或考证人物生卒、名号，或进一步由相关历史背景切入，如先师刘德汉先生《东周妇女问题研究》
，全面梳理、归纳传世文献，勾勒东周妇女生活的各种面向；业师张以仁先生则针对传统“女祸说”，著有《从郐亡于叔妘说到密须与鄢之亡亦与女祸有关》与《邓曼亡邓之说的检讨》二文
，检讨、探悉个别女性人物与“女祸说”之关系；刘咏聪《女性与历史——中国传统观念新探》
、《德才色权——论中国古代女性》
二书，则详论古代中国对女祸、女德、妇女形象等不同议题，企图勾勒“女德”“女祸”等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亦有由“文学”角度切入者，或探究《左传》描绘女性人物的类型与艺术技巧，或引介“叙事学”理论进行分析，如官翰玫
、陈凰珠
、王靖宇
、何新文
、王敏芳
、庄映雪
、高方
等。至于针对单一女性人物之研究，则邓曼、息妫、骊姬、夏姬等春秋时代著名女性，皆有学者进行专门论述。
综观春秋时期之众多女子，晋之骊姬与陈之夏姬，可谓负面形象最为显著者，后世对其事迹更多有附会、夸张，唯恐未必尽符史实，而多文学笔墨
。拙作《晋文公复国定霸考》
曾论析骊姬之乱与晋公子重耳之亡，指出骊姬虽在晋国兴风作浪、害人无数，却间接促成晋文公成就霸业，其间祸福颇难遽断，则所谓“负面人物”的形塑与功过，实堪玩味深思。今则尝试讨论夏姬之相关事件，亦希望就其负面形象深入思考，掘发其历史、文化意涵。
传统之夏姬研究，大抵可分为两大面向：一、针对夏姬之个人形象进行论析或辩证：如上引官翰玫、庄映雪等即将夏姬归类为“红颜祸水”之“祸国”人物；不过也有部分论者尝试更精审的辨析或翻案，如杨博涵
、董常保、熊刚
，均指出《列女传》有意操作特定观念，夸饰夏姬的负面形象；陈惠龄
、漆娟
、尹雪华
与高方
亦皆指出夏姬故实的人物形象乃透过男性视角/作者主观之投射，夏姬本身的被动、静态与沉默，说明了女性在男权社会身不由己的悲剧。二、就夏姬之史实进行考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系年》以下简称《清华简·系年》
问世后，夏姬的身份有了不同的认知。传世文献所载，夏姬为夏徵舒之母，向无异说；《系年》却作徵舒之妻。学者如程薇
、苏建洲
、魏慈德
、侯文学、李明丽
均有相关比较与论证。侯文学、宋美霖更详细比较二书的叙事倾向，指出《系年》或因叙事减省，“红颜祸水”的观念与形象明显较《左传》淡薄
。
上述研究，不论宏观或微观，皆累积相当丰硕的成果，唯有三点或可稍作补充：一、针对“女性人物”，前贤往往先行分类，如将夏姬与其他“红颜祸水”归为一类，再进行比较论述。如此分类固无不可，但在“概念先行”之下，论者往往重视其“同”多于辨析其“异”，可能限缩了夏姬故实与形象的观察视野。二、针对“夏姬”的个案研究，常见为其负面形象翻案，相对而言，对夏姬故实在各文献发挥的情节作用，及其所牵涉的国际局势之论述明显较少。三、夏姬形象在《左传》《系年》等先秦传世与出土文献中并未特别恶劣，何以后世将其渲染至极度不堪
，也较少研究者深入探究。笔者不揣浅陋，就此三端稍加举例析论，期能对既有之研究成果稍有厘清、补充，并就教于海内外博雅君子。
传世文献的夏姬故实，主要见于《左传》《国语》《穀梁传》《史记》《列女传》。《左传》所载有鲁宣九、十、十一年“陈夏氏之乱”事件，以及鲁成二、七年“申公巫臣奔吴”事件；另在鲁襄廿六年、鲁昭廿八年再度被提及。《国语》则在《周语中》《楚语上》提及夏姬与申公巫臣的相关事件。《穀梁》所载仅有片段，不过部分异于传世文献，如夏姬之身份异说，相当值得重视。《史记》对夏姬的载录，主要见于《陈杞世家》，内容与《左传》大同小异。刘向《列女传》之夏姬故实，主要依据《左传》，然部分细节有所加强、渲染。出土文献则主要为《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该章以“吴楚争霸”为主线，前半以夏姬由陈适楚，再随申公巫臣奔晋、最终入吴的经历，带出楚对周边国家的征伐与内部矛盾；后半则以巫臣通吴晋伐楚为端，叙述吴楚历经楚国灵、平、昭诸王的连年战乱
。
前贤归纳之夏姬形象，大抵有下列几项负面特质：一、通淫祸国，二、美色不祥，三、害人无数，四、老而无德。前二项或属事实，不过若将这些特质与《左传》《国语》所载事例相较，夏姬的作为其实称不上特别邪恶。真正导致夏姬形象趋于极端负面的，实为后二项特质，尤其经由《列女传》的渲染，夏姬遂成为祸国殃民的代表人物。透过考察夏姬的负面形象与特质，并比较其他类似人物的言行，或许更能梳理先秦两汉“女祸说”的形成脉络。
下文第二部分先梳理夏姬“通淫祸国”的相关情节；第三部分就夏姬之“美色”切入，参较其他人物、事例，进一步讨论“美”/“恶”观念的联结、发展；第四部分援引《穀梁传》与新出土《清华简·系年》之载录，就夏姬之“年龄”进行讨论；第五部分述论《史记》夏姬形象的承转。第六部分述论《列女传》对夏姬后二项负面特质——害人无数、老而无德——的渲染与强调，并分析编纂者刘向的撰作动机，冀能借此显现夏姬在先秦、两汉文献中的整体样貌，以及随着观念演变或书写者之意向而产生的不同特质及其历史、文化与文学意涵。
夏姬之所以招致骂名，最实际的理由为君臣宣淫，导致徵舒弑君，甚至招致陈国几近灭亡。其相关事件主要为“陈夏氏之乱”与“申公巫臣奔吴”二事。本节先以《春秋》《左传》所记为主，略述其始末，并加省思。
“陈夏氏之乱”以陈国谏臣泄冶被杀为端，宣九年《春秋》书：
陈杀其大夫泄冶。
《左传》详叙其始末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効
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
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左传》记男女通淫之事虽多，然君臣如此肆无忌惮，荒淫无耻，乃至杀害忠谏之臣，诚属罕见。果然次年夏徵舒即忍无可忍，乃至弑君，宣十年《春秋》书：
五月……癸巳，陈夏徵舒弑其君平国。
《左传》述其事云：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徵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二子奔楚。
徵舒虽泄一时之忿，却落人口实，致使陈国遭楚攻伐，宣十一年《春秋》载：
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左传》述其事云：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徵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楚庄借口讨伐夏徵舒而伐陈，陈侯奔晋，形同亡国；楚庄听从申叔时之谏，始复封陈国
。《左传》并以称扬的口气谓《春秋》书“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乃因其“有礼”
。另，宣十二年《春秋》又载：
春，葬陈灵公。
《左传》《穀梁》皆无传，唯《公羊传》由讨贼者非其臣而犹得书葬的“体例”论述之，而未详述史事
。
《春秋》简净，每不多载，而于陈灵之弑竟多达四条，可见其重视程度，盖“弑君”乃对君臣关系之重大破坏，故不惮烦屡屡载籍；亦可见此事在当时必流传甚广。《诗经·陈风》亦有二诗疑与此事有关
，若《诗序》可信，则陈灵淫于夏姬乃至见弑的荒唐事迹，已沦为陈人流传讲唱之谈资，或许更是深刻、难忘的历史、文化记忆，无怪乎《春秋》重笔着墨，诗人感发吟咏。唯《左传》所载虽详审，但人物细节不多，夏姬更是自始至终仅出现短短一句“不得尸，吾不返矣”，实难确实勾稽其负面形象，堪称“无言”的女性，不免令人怀疑此乃出自古代男性本位主义价值判断下的“女祸”事例。
“申公巫臣奔吴”事见成二年《左传》：
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归，吾聘女。”又使自郑召之，曰：“尸可得也，必来逆之。”姬以告王。王问诸屈巫。对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军，而善郑皇戌，甚爱此子。其必因郑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郑人惧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晋，其必许之。”王遣夏姬归。将行，谓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诸郑，郑伯许之。
及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及郑，使介反币，而以夏姬行。将奔齐。齐师新败，曰：“吾不处不胜之国。”遂奔晋，而因郄至以臣于晋。晋人使为邢大夫。
巫臣费尽心计，终于成功求取夏姬；然抱得美人归的代价则是得罪楚国君臣，导致巫臣本族被戮，双方反目成仇，也因此开启了吴、楚间的连年战乱
。成七年《左传》追述巫臣与子反结怨经过，进而指出巫臣通吴对楚造成的影响：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阎之室，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曰：“尔以谗慝贪惏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
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
由上述重大事件，确实可见夏姬屡屡成为各种争端的导火线，影响春秋晚期局势甚巨，尤其是吴、楚关系；此事也成为各国谈资，如《国语·楚语·蔡声子论楚材晋用》章即举以为例：
昔陈公子夏为御叔娶于郑穆公，生子南。子南之母乱陈而亡之，使子南戮于诸侯。庄王既以夏氏之室赐申公巫臣，则又畀之子反，卒于襄老。襄老死于邲，二子争之，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于齐，以夏姬行，遂奔晋。晋人用之，寔通吴、晋。使其子狐庸为行人于吴，而教之射御，导之伐楚，至于今为患，则申公巫臣之为也。
然而查考夏姬“通淫祸国”事迹，若仅是与丈夫以外男子发生不伦关系，则在《左传》并非特例：《左传》写男女通淫情节，本即经常作为国政动荡、君臣斗争的背景因素；夏姬之外，尚有颇多类似情节，如崔杼弑齐庄
、文姜与齐襄谋害鲁桓
、齐大夫庆克通声孟子引发内乱（详下），骊姬故实在《国语》中，也有通淫优施，共谋谗害太子申生的载述
。相对而言，夏姬并未主动挑拨君臣或父子，似也并无介入国政之意图，而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沉默与被动。
《左传》因男女私情而主动干涉国家大事，乃至图谋不轨者，所在多有。以鲁之穆姜、齐之声孟子为例，与夏姬稍加比较，即可知夏姬堪称低调顺从。成十六年《左传》载穆姜威胁鲁成公事云：
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将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晋难告，曰：“请反而听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趋过，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坏聩，申宫、儆备、设守，而后行，是以后。使孟献子守于公宫。
穆姜私通叔孙侨如，为了帮助侨如除去季、孟二氏，竟在其子鲁成公将赴鄢陵之战前夕出言要挟；甚至因鲁成不肯屈从，竟然指着二位公子，狂妄说出“女不可，是皆君也”，泼辣狠戾鲜活可见。齐之声孟子亦不遑多让，成十七年《左传》载：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鲍牵见之，以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而谓之。庆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国子谪我。”夫人怒。国子相灵公以会，高、鲍处守。及还，将至，闭门而索客。孟子诉之曰：“高、鲍将不纳君，而立公子角，国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
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
声孟子乃国母而与臣下庆克通淫，竟因庆克遭鲍牵、国武子责难，怒而构陷忠臣，导致齐国内乱；又与叔孙侨如有私，其恣意妄为具体可见。二女之行为与形象，均较夏姬主动、狠辣。若然，则何以夏姬“通淫祸国”的形象，远较上述女性受到更多的批判或丑化？这或许因其相关事件上达“灭国”程度：陈因夏徵舒之弑君，几遭覆灭；之后巫臣窃夏姬以逃，联吴复楚，攻陷郢都，楚几近亡国。相对而言，《左传》其他负面女性人物，所涉事件通常属于国内动乱或国君废立，虽非小事，但与“国家存亡”层级相较，夏姬所涉情节确较严重。
必须反思的是，男女关系有违伦常究属私领域；当事人或许确实以私害公，但公开批评他人隐私也未必能得到好结果。《左传》男女通淫或有违伦常之事多矣，当事人固然多遭严厉批判；但口诛笔伐或执意力谏，也多未能善终，甚至未能获得正面评价。最典型例证即是夏姬事件中的泄冶，与“庆克通声孟子”事件中的鲍牵，二人竟同遭《左传》“仲尼曰”批评，前者被评为“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后者则直指其“不知”。吴闿生曾对此现象提出解释：
泄冶忠谏而反讥之，乃痛世变而为此激宕之论也，犹言举世混浊，无得独为君子。乃忿世至切之言，若公卿宣淫，正无待诛伐矣。
笔者曾于《〈左传〉“仲尼曰叙事”刍论》分析此二事例，认为就事件之现实层面言，此二谏臣所言并非公事，而是触及上位者隐私，当事人自易恼羞成怒，遂不免遭到诛杀；然而就《左传》所欲呈现的春秋局势与褒贬之意而言：
泄冶、鲍牵的牺牲固然可悲，其处事亦称不上明智，但绝非全无意义，二人的个别遭遇，反而以一种嘲讽、无奈的姿态，映照了整个大时代的动荡、价值观的崩毁。
整体而言，《左传》对此类不伦、无德事件固然有所贬斥，但更为重要的叙事意涵，似非针对个人或个案挞伐其所作所为，而意在呈显整个时代的动荡不安、道德沦丧。换言之，一国、一时代之兴衰，有许多层面与因素，某些人物或许会起关键作用，或恰正处于重大转折点上。后世读史者，实宜综观全局，而非简单地认为单凭少数人物之成败便可左右国家之兴亡。
进一步言，因男女通淫导致内乱尚可理解，但引发国与国间的争战，则恐属托词。楚对周边小国之野心可谓路人皆知，陈国以外，郑、蔡二国也常遭楚国以各种理由侵伐。《左传》所载因女子导致的国际战争，也非仅夏姬一例，如僖三年《左传》载齐桓与蔡姬乘舟争执事，最后齐桓竟因蔡姬归蔡后再嫁，怒而侵蔡：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
次年齐桓即率诸侯侵蔡，旋即伐楚：
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是则蔡姬可说也导致蔡、楚动乱，只是并无淫乱之举尔。历代论者都同意蔡姬事件只是齐桓征伐的托词，顾栋高《春秋时楚始终以蔡为门户论》所论尤为透辟：
楚在春秋，北向以争中夏，首灭吕、灭申、灭息；其未灭而服属于楚者，曰蔡……蔡自中叶以后，于楚无役不从，如虎之有伥，而中国欲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殊不知齐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积谋二十余年，岂为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为兵端。
蔡姬与夏姬都曾间接引发国与国之争战，虽然前者之“荡舟”“再嫁”，或许并无后者“通于国君”之严重违反道德，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女恐都只是引发战争的借口。蔡姬或许因齐桓打着“攘夷”名号而尟少被责怪；夏姬却因楚国向来被视为蚕食中原的洪水猛兽遂蒙祸国恶名。
女子引发战争之例，尚有晋、齐鞌之战的萧同叔子。晋执政郄克出使齐国，齐顷公竟“帷妇人使观之。郄子登，妇人笑于房”，郄克不甘受辱，愤而发誓“所不此报，无能涉河”
，也因此引爆晋、齐鞌之战，郄克倾尽国力务求胜战，二国可谓两败俱伤。直至最后和谈，郄克仍要求“必以萧同叔子为质”，可见确实对萧同叔子怀怨深重，似已不只是引发战争的借口。以一女子之“笑”可以动摇晋、齐两大国，影响不可谓不大，但萧同叔子并未如夏姬之屡遭恶评。究其原因，可能因其形象不显著，或因其情节较少。这也令吾人反思：女子之负面形象，一方面视其作为而定，一方面却不免有好事者的过度渲染，更或许因叙事者隐然带有“女祸”观有以致之：美貌女子较易获得注目，却也更易被“消费”，或许自古及今皆然。
夏姬之美，盖无争议，唯也因而被视为“不祥”之人。评议夏姬之“美色”与“不祥”最经典的段落有二。一为鲁成二年申公巫臣阻止子反纳夏姬之论：
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
巫臣明确指陈夏姬为“美妇人”，同时也是“不祥人”；不过巫臣却用尽千方百计而娶了夏姬，则此段评论或可视为巫臣出于私心而故意夸大其词，恐吓子反。另一则为昭公廿八年《左传》载叔向母“甚美必有甚恶”之论：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无后，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茍非德义，则必有祸。”
叔向母阻止叔向取夏姬之女，当然不免“欲娶其党”之私心，不过其谓女子“美色”必招致“罪恶”，确实成为“女祸”说的经典论述。然而，若将眼光移往夏姬以外的事例，或可更深入思辨先秦两汉文献对“美色”的相关理论及其嬗变轨迹。
《左传》载述之许多祸事诚然常起于女子之“美”，如桓二年《左传》载宋华父督攻杀孔氏的内乱，即因华父督觊觎孔父妻之美貌：
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
华父督见美女，竟“目逆而送之”，甚至出口称其“美而艳”，并因而攻伐孔氏，杀人夺妻；又因国君不满其淫行，最后干脆狠心弑君，其严重程度与夏姬导致的“夏徵舒弑君”实不遑多让。
“甚美必有甚恶”观念，并不限于描述女子，《左传》被形容为“美”者，也非全属女子，如襄廿一年即载叔虎“美而有勇力”：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谏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女，敝族也。国多大宠，不仁人间之，不亦难乎？余何爱焉？”
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栾怀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
《传》文明言叔向母“妬”叔虎之母“美”，颇堪玩味。其先论叔虎之母，论调同前引“甚美必有甚恶”；然而后文亦以“美”称叔虎，并述其因“美”而受栾怀子嬖宠，导致叔向家族卷入栾氏之祸，几乎灭族
。另，《左传》中堪称恶名昭彰的楚灵王，尚为令尹，参与晋楚盟会时，也曾被鲁大夫叔孙穆子略带嘲讽地评为“美”，见昭元年《左传》：
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盖其时令尹子围之仪仗、言行几与国君无二，故叔孙穆子有此讥讽之言；另郑、蔡、齐、陈、卫、宋等卿士大夫，也都对此出言评论
。该年十一月，便有公子围弑君自立事：
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
上文列举诸多事例，并非要为夏姬因“美”而受恶名翻案，意在说明先秦文献所谓“甚美必有甚恶”可能是较宽泛的观念，对象并不限于女子，男子之“美”同样有可能招致祸患。
若加细勘，则非唯女子、男子可以“美”称之，且因而招来罪恶、祸害。根据《左传》《国语》载述，车服、宫室之美，同样可能带来罪恶、祸害，如《国语·楚语上·伍举论台美而楚殆》章即传达此种观念：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夫！”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周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夫为台榭，将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匮之也。若君谓此台美而为之正，楚其殆矣！”
伍举之论层次分明，指出对“美”的追求若仅停留在表面的艳丽或个人私欲的享受，则国必危殆；唯有心怀社稷，遍施于民，使远近四方皆能安居乐业，方属真“美”。《楚语上》的论述一语道破各种因“美”而起的乱事：真正招祸的并非“美”本身，而是人的私欲。襄廿七年《左传》载庆封“车美”事例亦传达类似概念：
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
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亦不知也。
叔孙豹之评，同样指出过度之“美”必将以“恶”终；同时《左传》也载述尽管有美车陪衬，庆封的人文素养却相当不堪，对礼仪与赋诗或倨傲、或无知。果然，次年庆封即遭大夫围攻，狼狈出奔。襄廿八年《左传》又载庆丰奔鲁之后，意图以“美车”行贿事：
（庆封）来奔，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
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泛祭。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
展庄叔认为器物过于美丽反而对人有害；同时《左传》又再次强调庆封的无礼、无知。
综观此类载述，共同传达的概念应是：过度或者耽溺于表象的“美”，将会招致祸患或罪恶。此一概念甚易与女子之美貌连结，却又不仅限于描述女子。或许可说，“甚美必有甚恶”之论确实出自《左传》《国语》，但二书却未将此概念局限于“女祸”。
由上文论述，可知“甚美必有甚恶”观念在《左传》《国语》指涉可能比较宽泛；“美女亡国”应属此一概念的延伸与渲染，是则此种概念的延伸或转换，或许反映了由春秋至战国的承变。《左传》《国语》大抵随着时代越后，“进献美人”的现象渐多。如襄十一年、昭廿八年《左传》有以“女乐”贿赂的记录
，此外，除了极少数女性人物如夏姬外，对“美女”的作用与强调，似乎仍属少见。《国语·越语上·句践灭吴》章载：
越人饬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
《国语》非成于一时一人，《越语上》之成书时代，学界普遍认为较晚，或已近战国末期，则“进奉美女”之风行与强调，恐不甚早；至于吴越争霸史事中著名的美女西施，则在一般认为成书时代更晚的《越绝书》《吴越春秋》始出现
，可见“美色”观念由较宽泛、抽象而逐渐具象，并衍生出某种焦点人物的嬗变轨迹。
《战国策》则屡见利用宠姬美妾达成游说、诱惑等目的之载录。如《楚策二·楚怀王拘张仪》章载靳尚透过郑袖拯救张仪事：
楚怀王拘张仪，将欲杀之。靳尚为仪谓楚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之无秦也，楚必轻矣。”
又谓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而美，又简择宫中佳玩丽好玩习音者从之；资之金玉宝器，奉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楚王必爱。秦女，依强秦以为重，挟宝地以为资，势为王妻以临于楚。王惑于虞乐，必厚尊敬亲爱之，而忘子，子益贱而日疏矣。”郑袖曰：“愿委之于公，为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张子。张子得出，德子无已时，秦女必不来，而秦必重子。子内擅楚之贵，外结秦之交，畜张子以为用，子之子孙必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
上引文字至少呈现三种现象：一、郑袖对楚王的影响力、说服力不亚于谋臣；二、女子获得宠幸，非仅关乎个人幸福，也代表双方背后势力的结盟；三、女子或为维持盛宠不坠，或为保障子嗣地位，对政局之涉入颇深，乃至与策士交流共谋、里应外合，此一现象恐也晚至战国时期始较多见
。《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章又载魏王送美人意图分宠（或诱惑）楚王，而夫人郑袖用计劓之的斗争故事
。显然不论战场上或宫闱中，都存在剧烈的角力与竞争。其他事例，如《燕策三》记太子丹“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
的笼络手段；《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章载鲁仲连与辛垣衍之辩难曰：“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凡此，皆可见遣送美女深入宫闱，在君王之侧兴风作浪，盖为战国时期常见的斗争手段。
又《战国策·秦策一·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章曾引述春秋时期“晋灭虞虢”史事：
田莘之为陈轸说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晋献公欲伐郭，而惮舟之侨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女破舌。’乃遗之女乐，以乱其政。舟之侨谏而不听，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惮宫之奇存。荀息曰：‘周书有言：美男破老。’乃遗之美男，教之恶宫之奇。宫之奇以谏而不听，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此段史实亦见僖二年、五年《左传》，但无“遗之女乐，以乱其政”与“遗之美男”二情节，而仅谓“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为贿赂，并无“美女”“美男”祸国之论。
类似论述亦见《逸周书·史记》：
美女破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
文中所谓利用“美女”破人之国的论调，确与《战国策》有所呼应，口吻亦近似。一般认为《逸周书》之成书时代已晚至战国，若然，或许可说春秋晚期以降，国际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也更多阴谋诡计，是故对女性之美貌与危险，乃至物化、利用女性的美色优势，自有益发加强、渲染的倾向。
上文述论夏姬最为人熟知的两种形象——通淫祸国、美色不祥——虽属负面，但较诸先秦、两汉各类文献的“女子叙事”，实非特异。真正让夏姬形象异常突出，而不同于其他女子者，一是“受害者”甚众，堪称负面女性人物之冠；二是在传统文献体系，夏姬年龄较大，却能一再改嫁，甚至老年生育，因而招致“老淫”之讥
，这也是其他负面女性人物所无的特质。迩来《清华简·系年》问世，提供夏姬年龄新的解释，正是重新省思夏姬形象的契机。
传世文献，如《左传》《史记》等，皆以夏姬为夏徵舒母，也是历代学者的主流意见。夏徵舒首次现身已能射杀国君，年龄应不至太小，则其时夏姬应已届中年。一个已称不上年轻的女子，却能获得各国国君、大夫的争风吃醋与舍命追求，甚至晚年仍可生育，确实引人侧目∕遐想。此一特征无疑加深了后世对夏姬的负面印象/想象，如王世濂《左淫类纪》即特立“老淫”一项，突显夏姬的年龄问题。竹添光鸿更详数夏姬年岁迥异常人，发为苛酷之评：
徵舒弑君行逆，计姬当四十余岁。历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窃以逃晋，又相去十余年矣。后又生女嫁叔向，计当六十余，真是人妖。
此说无疑为夏姬“老淫”形象推波助澜。然而考察《左传》《国语》等先秦文献，对此并无太多着墨，未知系史料阙如，或对年龄问题并不在意。至于《列女传》由神异、方术的角度解释，并妖魔化夏姬，说详下节。
关于夏姬的年龄与身份，《穀梁传》所载异于《左传》《史记》，宣九年《穀梁》于“陈杀其大夫泄冶”，释云：
称国以杀其大夫，杀无罪也。“泄冶之无罪如何？”“陈灵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闻之，入谏曰：‘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君愧于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杀之。”
《穀梁》再称“通其家”，“家”宜训“室”。妻之称“室”乃先秦常见文例，如昭二年《左传》载子产数公孙黑之罪即有“昆弟争室”之言，指公孙黑与公孙楚争妇事
，昭廿八年《左传》“晋祁胜与邬臧通室”
亦然，《系年·第十五章》亦多次称“取其室”。由此观之，《穀梁传》可能是较早保留夏姬身份异说的文献，只不过可能因《穀梁传》长期以来并非主流，故此一载录并未受到学者重视。另一可能或因《左传》之载述与用词——如“徵舒似汝”“又似君”等——皆易解读为夏姬乃徵舒之母。《清华简（贰）系年》问世后，夏姬的身份再次引起讨论。《系年·第十五章》明言夏姬为徵舒之妻，并叙及其引发的国际情势：
楚庄王立，吴人服于楚。
陈公子徵舒取妻于郑穆公，是少
。
庄王立十又五年，【简74】陈公子徵舒杀其君灵公，庄王率师围陈。王命申公屈巫适秦求师，得师以【简75】来。王入陈，杀徵舒，取其室以予申公。连尹襄老与之争，夺之少
。连尹止于河【简76】澭，其子黑要又室少
。
庄王即世，共王即位。黑要也死，司马子反与申【简77】公争少
，申公曰：“是余受妻也。”取以为妻。司马不顺申公。王命申公聘于齐，申【简78】公窃载少
以行，自齐遂逃适晋，自晋适吴，焉始通吴晋之路，教吴人叛楚。【简79】
以至灵王，灵王伐吴，为南怀之行，执吴王子蹶由，吴人焉或（又）服于楚。灵王即世，【80】景平王即位。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伍鸡将【81】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洍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洍。景平王即世，昭王即【82】位。伍员为吴太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侯，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昭王归【83】随，与吴人战于析。吴王子晨将起祸于吴，吴王阖卢乃归，昭王焉复邦。【84】
文中所述少
经历，明确可知即传世文献之夏姬。若夏姬为徵舒妻，则其首次出现在《左传》的年龄很可能较徵舒为少，其后续经历与生育问题也就显得正常。研究《系年》的学者亦皆指出，《系年》的叙事对夏姬形象并无特别的着墨或丑化，至少没有出现如叔向之母的恶评，《系年》叙事重心似在情节进展而非刻划人物
。本文因以人物形象为主题，对夏姬如何产生推进情节之相关叙事效用，当另草专文探论
。
以今日观点言，女性的年龄与婚姻并无必然关系，生育问题更因个人生理状况而异；况且上举《左传》穆姜、声孟子之例，都以国君之母而与臣下有私，其年龄应也不至太小，然而仅止夏姬受到过度指责与丑化，当因夏姬太过受人瞩目∕侧目所致。《穀梁》与《系年》固然为夏姬的年龄与身份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但关键仍在后世对女性的歧视与刻板印象。
《史记》的夏姬叙事以《陈杞世家》所载较详：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
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
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
所述大抵承自《左传》，而省略“仲尼曰”对泄冶的评论，明白指出夏姬为徵舒之母。异于《左传》的是，《陈杞世家》谓“徵舒自立为陈侯”，加强了此一乱事的严重性；又踵承《左传》，较为详尽地叙述楚庄王听从申叔时劝谏以及复立陈成公事：
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于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
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此段叙述亦近似《左传》
，唯有两点不同：一、不同于《左传》解释《春秋》“书法”，《史记》直接提出“孔子曰”盛赞楚庄之贤；二、成二年《左传》曾追述“楚之讨陈夏氏也，庄王欲纳夏姬”
，此事应与楚庄县陈时间相近，《史记》却未载述，似乎对夏姬的作用与情节并未特别重视。查考相关的《楚世家》，亦仅载：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
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楚世家》所述近似《左传》《陈杞世家》，而全未提及夏姬与陈灵及二大夫之通淫，以及楚庄欲纳夏姬事。可见《史记》虽踵承且统整先秦文献进行记述，但似乎无意特别贬抑夏姬或强调其负面形象与影响力。整体而言，《史记》较重视国际关系，而非关注夏姬的个人形象或作为；故而夏姬在《史记》中，不仅仍是一个“无语”的角色，其作用、影响甚至较先秦文献更不明显，这是司马迁对夏姬故实此一历史、文化记忆的响应与改写。
《史记》的夏姬形象承继旧说者多而创发者少，可能因其重在叙述王侯世家的长期历史，故对夏姬此种既无法独立为“列传”，又在相关历史事件中仅能归属“导火线”的人物，只好选择删略情节而不刻意强调；相对的，以女子为主的《列女传》则对夏姬形象有显著的渲染与更为负面的强调。这当然牵涉编校者刘向希望透过此书传达的鉴戒意涵，《汉书·楚元王传附玄孙向传》清楚指出刘向编次《列女传》的目的：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踰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张清徽先生、朱晓海学长
均曾就《列女传》的著作立场与全书架构进行论述，如张清徽先生《列女传今注今译》中的《序文：列女传及其作者》即指出：
刘向当时写《列女传》的原意，是针对赵飞燕姊娣的溷乱内庭，嫉杀后宫的种种恶行而借题发挥的。所以《列女传》七条目……归结“孽嬖”一目，那才是刘氏写作的中心所在；谓之为“影射”可也，谓之为“指桑骂槐”可也。
虽然，《列女传》也写美德的妇女，那可能是对比相称的作用，正是讽刺赵氏不及古人的好榜样。写记乖戾的坏女人，则是警戒赵氏作恶背义、致祸招灾，必有恶报的下场，并以之讽谏天子，当心国家受害。
清徽先生清楚指陈《列女传》的撰作意旨，不烦再赘一词。本文则尝试聚焦探讨《列女传》对夏姬形象的渲染与改变。
上文已指出夏姬的年龄过高与受害者众，乃其异于其他负面女性人物的重要特色，此二特色又经《列女传》渲染，强化了后世对夏姬的负面印象。兹不避繁赘，迻录《列女传》原文，以利讨论：
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夏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夏姬之子徵舒为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与陈灵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或裴其幡，以戏于朝。泄冶见之，谓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为之，不待幽间于朝廷，以戏士民，其谓尔何？”二人以告灵公，灵公曰：“众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冶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征贼泄冶而杀之。
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召徵舒也，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公孙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其明年，楚庄王举兵诛徵舒，定陈国，立午，是为成公。
庄王见夏姬美好，将纳之，申公巫臣谏曰：“不可。王讨罪也，而纳夏姬，是贪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愿王图之。”王从之，使坏后垣而出之。将军子反见美，又欲取之。巫臣谏曰：“是不祥人也。杀御叔，弑灵公，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天下多美妇人，何必取是！”子反乃止。庄王以夏姬与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于夏姬。巫臣见夏姬，谓曰：“子归，我将聘汝。”
及恭王即位，巫臣聘于齐，尽与其室俱，至郑，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从之，巫臣使介归币于楚，而与夏姬奔晋。大夫子反怨之，遂与子重灭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诗》云：“乃如之人兮，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殒命也。
颂曰：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
《列女传》在简介夏姬身份后，立即叙述夏姬“其状美好无匹，内挟伎术，盖老而复壮者”，刘向显然意识到夏姬的年龄过高而尝试解释。所谓“内挟伎术”“老而复壮”，盖东汉时代神仙方术、房中术之流，恐非春秋战国时期观念。刘向之诠释并无先秦文献根据，可说纯属臆测，实有妖魔化夏姬之嫌。
夏姬的“受害者”众多，上引成二年《左传》申公巫臣指称夏姬“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昭廿八年《左传》叔向母谓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均历数其罪，强调其祸害甚众。《列女传》“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又远较《左传》夸张。关于“三为王后”，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谓：
《艺文类聚》引“三”下重“三”字。《史记正义》亦引“三为王后”，此脱“三”字。或曰：当作“一”字，今作“三”，乃“二”“一”两字之误并耳。“二”字属上句，“一”字属下句。
王氏虽引《艺文类聚》《史记正义》为证，唯学界尚无定论
；且不论“三为王后”或“一为王后”，恐皆不符史实，而是《列女传》的夸张之笔。据《左传》载述，夏姬之正式丈夫仅三位
，并无为“王后”事；《列女传》无疑加强了夏姬“人尽可夫”的负面形象。《左传》曾载楚庄欲娶夏姬而未果，刘向或可能因此而误计；也可能为了“戒天子”的目的而刻意曲解史实。此一夸张渲染影响甚大，清代王士濂《左淫类纪》谓“陈夏姬历七夫”
，盖即据《列女传》立论，殊不察先秦文献并无“七夫”之数。又，《列女传》将“殆误楚庄”“子反悔惧”归咎夏姬，扩增了“受害者”人数。实际上，楚庄与子反并未直接与夏姬有关，而是在与申公巫臣争夺夏姬的过程中落败。楚庄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在诸多传世文献中，形象堪称正面，尤其在与夏姬间接相关的“伐陈”“邲之战”诸事中，更因纳谏复陈、拒为京观等言行而受到《左氏》肯定
。至于子反与夏姬的关系，文献记载不尽相同：《左传》记其欲纳夏姬而受巫臣阻挠，二人因此结怨，最后乃有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的报复
；《国语》则记为“庄王既以夏氏之室赐申公巫臣，则又畀之子反，卒于襄老”
，似本有楚庄赏赐之举，只是没有实现；《系年》则记“王入陈，杀徵舒，取其室以予申公，连尹襄老与之争”，并无子反的相关情节。各文献所载，孰是孰非，暂时无法论断；唯可以肯定的是，子反与夏姬的关系乃是“求而不得”。若得夏姬者受害，未得夏姬者亦受害，则夏姬的祸害程度未免过于无远弗届，这恐怕是男性中心思维所该检讨的。
应进一步探究的是刘向渲染夏姬的负面形象对其叙事究竟有何效用。上引《汉书·刘向传》已指出，刘向编次《列女传》应有感于赵飞燕姊妹为乱宫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针对后宫女子树立“贤妃贞妇”典范外，“孽嬖乱亡……以戒天子”可能更是刘向编书的主要目的。就此观之，则《列女传》夸述夏姬之“祸害”，应理解为刻意夸张，并诉诸灭国、弑君之事，方足以让权力顶端的天子心生畏惧、警惕，此盖刘向编撰《列女传》之真正意旨；但诚如朱晓海所言：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天子从后世的读者群中遗落，《列女传》成了妇教专用的书。
若“天子”此一预设读者缺席，则《孽嬖传》各种夸张渲染、乃至神异化、妖魔化的叙述，对女性读者能发挥的警戒作用恐怕相当有限
，这或许是企图以女性负面形象“警戒天子”的刘向始料未及的。
本文以“夏姬形象”为论述对象，透过此一著名负面女性人物在先秦两汉不同文献、不同时代的形象塑造，探讨其发展之变化与特色，指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左传》等先秦文献，异乎寻常的男女关系确实常被视为亡国与战乱的肇因。然而并非所有牵涉其中的女性人物，都如夏姬般受到放大检视与严厉批判，此类事件应视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非真正原因。将战争单方面怪罪女性，显然有男性中心思维，以及简单化历史的嫌疑。
二、夏姬的“美色”与“不祥”，常被引为“红颜祸水”范例，但由较宏观的角度言，先秦时期对“甚美”引发“甚恶”的观念，并不限于女性，而广泛体现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美”；特别强调或利用女子“美色”引发祸事，可能与战国阴谋盛行的风气密切相关。
三、《穀梁传》与出土文献《清华简·系年》对夏姬形象虽无太多刻画，但在叙事情节，以及身份/年龄等方面则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角度的解释。夏姬故实在传世、出土文献的参照下，可引发更多面向的思考，实为现代研究者之幸。
四、降及汉代，《史记》与《列女传》因撰作目的与关怀重点不同，对夏姬的形貌也有不同的重视程度：《史记》显较重视春秋诸侯的互动与重要事件之发展，而非夏姬之个人影响力，故对其既有形象并无超出先秦文献的创发；《列女传》则因意欲达成劝戒、警惕帝王之效，对夏姬的形象进行渲染与丑化，成为后世深刻负面印象，甚至妖魔化的主要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