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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仅说：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
在此之前的《韩非子》卷一三《外储说右上》于其籍里则更为详细：
吴起，卫左氏中人也。
而卷九《内储说上七术》：
卫嗣君之时，有胥靡逃之魏，因为襄王之后治病。卫嗣君闻之，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谏曰：“夫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
故旧《注》曰：“左氏，都邑名也”。章炳麟根据《外储说右上》这一条材料，结合刘向《别录》所述的师承谱，推论：“因吴起传其学，故名曰《左氏春秋》”，“以左氏名《春秋》者，以地名也”
，此后不少著名学人景从此辙，甚至进而认为《左氏传》中不乏吴起所撰者
，然而此说与所谓的师承谱均大堪商榷，故撰此读书札记以献疑，就教于方家。
四库馆臣指出：
今观《（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且并有“子公羊子曰”
。
此（《穀梁》）传定“公即位”一条亦称“沈子曰”……又“初献六羽”一条称“穀梁子曰”……此条又引“尸子曰”
。
沈、鲁乃以国为氏；司马、尸乃以职务为氏；北宫以居邑方位为氏，犹东郭、西门、南宫之比；见知两周青铜器铭文中，“汝”均作“女”，对照《尚书》卷七《（伪）胤征》后插入的《书序》：
伊尹……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史记》卷三《殷本纪》作《女鸠》《女房》，则“女”无疑为氏；高、国乃周王任命世代在齐的二卿，所谓“天子之二守”，杜《注》先说“国氏，齐正卿，姜姓”，又说“国氏、高氏，齐上卿”
，可见：“高”必然为氏，则与“子沈子”或“沈子”等并列的“公羊”“穀梁”自然是氏，由此可进而确定：与“公羊”“穀梁”并列的“左”也当然是氏。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于《春秋经》后开列关乎《春秋》各传，并附以自注：
《左氏传》三十卷。左丘明，鲁太史。
《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
《穀梁传》十一卷。穀梁子，鲁人。
《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
从“鲁太史”“齐人”“鲁人”，可知：刘、班毫无疑问以“左”“公羊”“穀梁”乃氏，非地名，“邹氏”“夹氏”更无待论。
《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于诸《传》之后，又开列诸《微》，也附以自注：
《左氏微》二篇。
《铎氏微》三篇。楚太傅铎椒也。
《张氏微》十篇。
《虞氏微传》二篇。赵相虞卿。
因《春秋》以微言表大义，故颜师古以为“微谓释其微指”，对照后文将述及的《铎氏微》成书原委，可知颜《注》非是，“微”意谓简明本。《铎氏微》据铎椒而定名；《虞氏微传》据虞卿而定名；《张氏微》的“张”更不待言，必出乎某以张为氏者，则与“铎”“张”“虞”并列的《左氏微》的“左”非氏为何，焉容有他解？
《左氏传》本名《左氏春秋》。《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
《楚汉春秋》九篇。陆贾所记。
《诸子略·儒家类》著录：
《李氏春秋》二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
《杂家类》著录：
《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
《兵书略·兵权谋》著录：
《兵春秋》一篇。
“兵”意义不详，然非地名则无疑。陆贾所撰乃以时代限断标示，历史上岂有某阶段名为“左氏”者？余者比类合谊，“左氏”与“李氏”“虞氏”“吕氏”署书乃同一方式，均为以氏标示者。
钱穆说：
按《艺文志》，《易》有《淮南道训》；《诗》有《鲁说》《齐杂记》；《论语》有《燕传说》；《五经异义》有《下邳传》，此皆以地名系者，则亦何疑于《左氏》？
此为比附失类。“鲁”“齐”“燕”原本均为国名，至两汉，仍旧贯；“淮南”于西汉为国名；《五经异义》为东汉许慎所撰，彼时“下邳”乃明帝子衍于永平十五年所封建的诸侯王国，传至建安十一年（206）始国除
。何况钱氏未曾用心细检，更未通读文字。《礼记》卷一二《王制》“天子七日而殡”孔《疏》：
《异义》：《公羊》说……《左氏》说……许慎谨按：《易》下邳传其容说，诸侯在千里内，皆奔丧；千里外，不奔丧，若同姓，千里外犹奔丧，亲亲也。容说为近礼。
阮元《校勘记》已称引惠栋校语：
宋本“传其”作“傅甘”
。
今之“传其”既然乃形近致讹，“下邳傅”乃说《易》者“甘容”的职衔。与“《诗》《鲁》说丞相匡衡以为”“治《鲁诗》丞相韦玄成……等说”“大鸿胪眭生说”“议郎尹更始、待诏刘更生等议”
，乃同样或近似的表述方式。假设《左氏传》书题果真是依循撰者吴起籍里为名，当曰《卫传》。《艺文志》于《易类》著录：
《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
服氏二篇。
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韩氏二篇。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二篇。
于《诗类》著录：
齐《后氏传》三十九卷。
齐《孙氏传》二十八卷。
于《论语类》著录：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据《汉书》卷八八《儒林列传》，配合卷二八《地理志》，周王孙乃河南郡洛阳人；王同乃琅邪郡东武人，然二家所撰的二篇《易传》并未以其籍里名“洛阳”“东武”署其著作，仍以其姓氏相别。后氏指后苍一派，苍乃东海郡郯人，而从未闻有《郯传》；孙氏不详所指，遍检《地理志》，远及《后汉书·续汉志》卷一九至卷二三的《郡国志》，也未闻有以“孙”为县者，则孙氏当确为传《齐诗》说某一派开创者之姓氏，乃某郡、国下隶的某县人。夏侯胜乃“鲁人”夏侯始昌“族子”，“为东平人”，非自“故梁国”变迁而来的东平国人，故《儒林列传》说：
始昌传胜，胜又事同郡简【蕑】卿。
而非同国。又，根据《地理志》：
东平、须昌、寿良皆在济东，属鲁。
与东平并列的须昌、寿良均为东郡隶下的县
，可知夏侯胜“为东平人”乃指东平县人。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故鲁《夏侯说》二十一篇当即其应诏成果。安昌侯指博士郑宽中所荐、“诏令”“授太子（成帝）《论语》”的张禹，张氏乃“河内轵人也”
。王骏指“以《诗》《论语》教授”的王吉之子，乃“琅邪皋虞人”
。这三位都没有用他们的籍里东平、轵、皋虞，而以姓、爵称、姓名题署自己讲说《论语》的著作。钱氏仅撷取有利自己建构的少数材料，而将大量与之抵牾者悉数淹没，殊非平允论学之道。
相传西周“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杜伯之友“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
。虽不敢确定是否有传说、野语羼入，但同属西周晚期的04279《师簋》：
王各（格）庙，即立（位）……呼乍（作）册尹册命师
：备于大（左），官
（司）丰还（苑），（左）又（右）师氏，易（锡）女（汝）赤巿、冋黄……
。
大左之于左，犹大司徒之于司徒
、大师之于师
、大史之于史
、令尹之于庶尹或百尹
。“左”后世写作“佐”，其为官职名无疑。后世儒家建构的“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
盖即缘此而来。战国以前乃“世卿”
制，故某家某房以所任的官职“左”为氏
，殊属自然，故《左传》卷一五《僖公二四年》：
（周襄）王使简师父告于晋；使左鄢父告于秦。
是“左”为氏久矣！如同至晚于西周、春秋之际，已可确定有以“尹”“师”为氏者
。
综上所述，《左氏传》的“左氏”断非地名，“左”乃传此《传》者的氏。
杨伯峻“不相信”章、钱等人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的论据：
大凡古代的真法家和大军事家，极少有迷信思想的。如果迷信，便会不知敌我，不讲形势。而《左传》一书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其不是吴起所著可知
。
则无法成立。
古人有幸，没有受到近代无神论的清洗。“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非但祀必涉及鬼神，戎也不像近、现代，仅视为人间军事力量的一决高下，适相反，战争的胜负被视为祖先神以及庇佑本土的鬼神在天上角斗的结果在人间的反映，故“国之大事，先簭而后卜”
。《左传》卷一四《僖公十五年》：
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
，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不败何待？”三败及韩。晋侯……卜右，庆郑吉，弗使……九月……壬戌，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晋）公号庆郑，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秦获晋侯以归。
卷二八《成公十六年》：
六月，晋、楚遇于鄢陵……（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
，曰：‘南国䠞射其元王，中厥目。’国䠞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楚共）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卷五八《哀公九年》：
宋公伐郑……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占诸史赵、史墨、史龟。史龟曰：“……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名位敌，不可干也。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
之《需》
，曰：“宋方吉，不可与也……”乃止。
正因真正决战的是祖先神、本国土地守护神，所以“大师，宜于社，造于祖”，“类上帝”，不但要“设军社”，而且“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战争若胜利，“及军归”，为示感谢，须将斩获“献于社”
，而且要根据作战时的表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难怪墨子会根据“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的惯例，来支持他“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有”
的论点。
从鄢陵之战，可知：预测战机优劣，要看日期
。从晋人闻有楚师来犯，师旷表示：
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
可知：这正是“师出以律，否臧凶”
的最佳例证。从灭陆浑之戎的战役，可知：选择将帅，要参考异梦的神谕
。难道秦、晋等国的那些将领都是不知敌我，只晓得服从君上与巫师乱命的老粗？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兵书略》分四类。《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类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中。这四类仅是就各自擅长、敧轻敧重而分，丝毫不意谓擅长兵权谋者就应该鄙弃或不讲究兵形势、兵技巧，事实上，《兵权谋·叙论》特别指出：
权谋者……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那么，高居兵书略第二大宗的“兵阴阳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吴起焉能不看重？而兵阴阳钻研的正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
众所周知，墨家强调兼爱、非攻，所以竭力钻研同一铜板的另一面：如何守备，可是墨翟又坚持鬼、神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明鬼》《天志》之篇。墨家针对“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辒、轩车”
这十二种战术，分别拟定精密防守之策，细致到连防卫工事的长、高、厚度、间距、数量都一一指示，然而他们同时强调：要根据前来袭击敌人的方位（东、南、西、北），按照自古相传与方位相应的巫术神秘数字，分别建立八尺或七尺、九尺、六尺的法坛，延请八十者八人或七十者七人、九十者九人、六十者六人，祭祀祈祷与各方相配的有色（青、赤、白、黑）军旗。不止如此，还要望气：
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者……宫之，善为舍。
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舍，必敬神之。
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规定：
从【徙】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
。
似乎唯恐太阿倒持，反被敌人利用为得力的军械了。刘歆《七略》原本根据“互著”
之法，将墨家这部分记录归在《兵家略·兵技巧》中
，足见：在军事方面，这个极端禁欲、“上功用”
、重实践的学派照样迷信。
以“距杨、墨”乃“圣人之徒”
天职的孟子曾言：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
“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人”
的孟子岂是儒家别派？不仅他自认所传“真先君子之言也”，“世俗”的儒者也首肯，“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弓】为兹厚于后世”
，而他论战争，照样认定天时是发动战争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从赵岐至朱熹，时代背景、思想已剧变，但一致认同：“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王相之属也”
。
太史公指出：
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
。
难怪《周礼》会说：
大师，（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大师，（大史）抱天时，与大师同车
。
如果战争胜利，军队主帅会“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
。而西汉初年利仓侯之子的墓中会出现《天文气象杂占》，涉及各种样态的云气、日晕、月晕、蜺虹、彗星等，唯恐人辨识偏差，还特别以详明图像分别冠于相应的占辞之上
，以免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中包括：
（云气如犬）在师上，胜。
（云气如牛）在师上，败。
白云如鹄，九介，入人之壄，三日亡地。
（月重晕，）不可以战。
四提，大将军死。
彗星，有兵，得方者胜。
墙星，小战三，大战七。
目星入月，月食尽，天下战，大将死之。
月晕抱，【大】战，不出七日。
有赤云入日、月晕中，既赤，大胜，地之。
日晕，有云如车笠，出日晕中，围降
。
可见：战国时期
历年来的军事何等迷信那些天文征兆，不像近现代将之视为单纯的自然现象。假如吴起真的受业于孔子弟子曾子
，以及其哲嗣曾申，他绝对是位在军事上会讲求“怪、力、乱、神”的儒家正宗。
杨氏乃是粗糙、僵硬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其论证十足地以今律古，全然违背史实。这与东晋人评论“《左氏》……其失也巫”
相较，其失可谓俱百步也。
所以会将吴起与《左氏传》牵扯上关系，均种因于刘向《别录》：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
这唯一的材料。陆德明本此，略加损益：
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魏文侯相，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楚太傅，椒传赵人虞卿赵相，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
张苍汉丞相、北平侯，苍传洛阳贾谊长沙、梁王太傅……
而《别录》所云乃是基于太史公曾经说：
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以制义法……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
。
然而刘向所撰的师承谱大堪商兑。
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
“惧弟子人人异端”，可知：在太史公的观念中，左丘明与孔子同辈，所以才会担忧友人“弟子”“失”其友人晚年著作的“真”诣。《论语》卷三《公冶长》：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对照：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邦人称之，曰君夫人……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凡是以“亦”作连接词进行比较时，比较两极若非地位平等，如“孝”“弟”之于“为政”、“我”之于“人”、“邦人”之于“异邦人”，就是前者高于后者，如“邦君”之于“管氏”、古之成人之于“今之成人”、“失人”之于“失言”、孔“子”之于“子贡”，由是可知：太史公对左丘明与孔子的辈分关系理解正确。“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己丑卒”
，则左丘明当时至少也得有六十八九的年纪，因为再晚，就成了低半辈的雁行者了
。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
，则孔子卒时，曾子不过二十五岁。假设其次子曾申
十五而志于学受书，至少还得等十年，而当时左丘明已过八十余，进入昏瞀之年。不论左丘明能否活到这么久，也不论他那时体力、心力能否负担此授学大任，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的词气，可觇：孔门后进第一代说《春秋》时，已经互有出入，否则，班固重述这段话时，就不会写作：
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
。
如果任何事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七十子终而大义乖”
的现象也绝对滥觞于曾参、子张、子游、子夏等人尚在世的时候。然则左丘明如果真要阐明孔子真诣，何不直接授予这批后进中的某一人？唯一较能解释得通的就是：这批后进既然已经入了孔门“弟子籍”
，按照古代委质的观念
，“国不堪贰”
，“谊岂以一身事二姓”
？贰师与贰臣同样为背信可耻的行径，所以他们不能另事他师。向、歆父子偏偏又左袒《左氏传》，认为这乃“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的左丘明所撰，远较“七十子后”、仰赖口耳“传闻”
的《公》《穀》了解夫子大义，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有明文，这才以不及事孔子的曾申为受《左氏传》者，补上这关键性的环节。不知刘向是否一时或忘：
（起）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
既说“顷之”
，则曾申未必来得及给吴起授课，对方已经被自己的父亲逐出门墙了。至于所以不择曾元为授业者，因为按古礼：
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
贾《疏》：
适子当家……适子不得后他……不言庶子，云支子者，若言庶子，妾子之称，言谓妾子得为后人，适妻第二已下子不得后人，是以变庶言支……不限妾子而已
。
在师门统绪上亦然。曾元身为嫡长，须承父业，为孔门后，唯有曾申可以出后他师。
《说苑》卷三《建本》第二章：
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明智……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从纵切面的历朝而言，如：
（帝相）元年，征淮夷。
后芒即位，元年，以玄珪宾于河，东狩于海，获大鱼。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
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
以横切面的列国而言，如：
晋武公元年，尚一军。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
晋昭公元年，河赤于龙门三里。
晋烈公元年，赵献子城泫氏
。
以魏本国而言，如：
武侯元年，封公子缓。
惠成王元年，昼晦
。
何啻《鲁春秋》，哪一朝、哪一国官方的史策于君主即位或更始后的第一年不称元年
？从杜预所述：
惠王三十六年（前333）改元，从一年始
。
裴骃、司马贞所引《纪年》均作“改元称一年”
，就可知道魏武侯的困惑：好端端的一年不用，为何非要书、称、赴告元年？而魏武侯关怀的岂是包括鲁国在内的别国史策？则吴子回答时所说的“春秋”当然是就历朝、列国的史策通例而言
。将之附会为吴起习《左氏传》，殊属未通文义。何况《穀梁》《左氏》从来没有解释过“元年”的意义
，唯独《公羊传》卷一《隐公元年》发问过：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莫非吴起还追随孔门某高弟学过《公羊传》？
太史公记载：吴起是在魏武侯在位（前395—前370）
中叶“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当时是楚悼王
在位（前401—前381）末叶，卒于楚悼王二一年。悼王卒，其子肃王继位（前380—前370），肃王无子，其弟宣王继位（前369—前340），宣王卒，其子威王继位（前339—前329）
。吴起之子吴期如果幼承庭训，随父来楚之后，授《左氏传》，大约在悼王末叶五六年间（前386？—前381），时年三十五岁左右
。吴期传铎椒，假设铎椒当时已十五岁出头，则于宣王甫登基，即被选任为后来继位为威王的师傅，至少应有三十多岁。楚平王大概于在位第三至第五年（前526—前524）间生下昭王，故平王十三年（前516）过世时，“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假设昭王继位时十岁，在位二十七年（前489）薨，继位的惠王十四岁上下，故白公之乱时，屈固能“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前488—前432），则其子简王继位时，恐已四十五岁上下，在位二十四年（前431—前408），则其子声王继位时，恐也已四十五岁上下，虽然在位仅六年（前407—前402），其子悼王继位时，也应不下于二十五岁
，则宣王继位时，约三十岁，其子威王至多十岁。以三十多岁的铎椒授业至多十岁的王子，合乎常情。真正的问题不在年龄，而是铎椒为太子傅时，教授的春秋内容为何。据《国语》卷一七《楚语上》：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恭王）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
这里的春秋明显指楚国王室收藏的本国及各国史记，乃普通名词，即《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叙论》：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卷八〇《乐毅列传·报燕惠王书》：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
卷一二四《游侠列传·序论》：
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
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小序》：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
。
的用法
，指的是“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
等，所谓“百国春秋”
，这才有“不能尽观”的烦恼，被迫删节、撰成一本仅有四十章的简明本，否则，怎能说“撮”？因为铎椒教导的对象是楚太子，记载楚国先公、先王历史的楚春秋分量应该最重
，至于《左氏春秋》，在《铎氏微》这简明本中可能只有涉及晋、楚争霸，或楚与邻邦外交、争战的部分被约略提到，而这部分又不待依凭《左氏春秋》才得悉。凡楚以及楚与陈、蔡、郑、宋、晋、吴的部分，自有楚国本国及其他各国春秋的详细记载。由此可进而推知：铎椒是否从吴起之子吴期受学过《左氏传》，大堪质疑。
赵孝成王在位二十一年（前265—前245）
。虞卿是在他在位时，才赴邯郸求见，“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
。假设虞卿求见在孝成王即位当年，此时上去楚宣王元年已逾一百零四年，去楚宣王十年也已经九十四年。不论虞卿与后为楚威王的太子同一年，或晚太子十年从铎椒受业，假设虞卿受业当时尚为志学之龄，此时都将成为过百岁的人瑞了！简言之，虞卿不可能从铎椒习《左氏传》
。“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的“春秋”是指时代而言，根本不是《左氏传》的代称。若文不从省，这是说：上采春秋时代的史事、传闻，下观近世战国的事件。正因如此，所以下文论到吕不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的时候，特别在前面加上一个“亦”字，因为“尚古”“春秋”“六国”“亦”都是时代称谓，作为“时事”一词的限定语。是以该小节若文不从省，则是“上观上古时事，删拾春秋时事，集六国时事”。太史公曾述及《虞氏春秋》的内容：
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
而刘、班将这本书置于《诸子略·儒家类》，可见：它与《六艺略·春秋类》的《左氏传》没有学术意义的血缘关系。虞卿著《虞氏春秋》时，撷取的事件可能有也见诸《左氏传》的，但并非意谓根据的就是《左氏传》
。从《别录》上文说：“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接着说：“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清楚可见：虞卿的那本抄撮与《铎氏微》同类。《铎氏微》既然乃春秋历史诸多事件的简明教本，则可推知《虞氏微传》亦然，而《左氏微》乃《左氏传》的简明本。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事在“秦昭王之四十二年（前265）”
，即赵孝成王元年
。太史公记载：
魏使须贾于秦……须贾辞于范雎……（雎）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
。
若说虞卿当时年龄约在三十至五十之间，盖不为过。《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
荀卿至稷下在齐愍王（前300？—前284）
季岁
。荀卿离齐赴楚之后，曾由楚返赵
。《荀子》卷一〇《议兵》就记载：
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
纵使此度论辩在赵孝成王元年，荀卿当时至少已近七十。荀卿若在虞卿未去赵之前，从之受《左氏传》，则是以七十之年问学于三十至五十的后辈；若在虞卿去赵之后，又未尝见荀卿客梁的蛛丝马迹。太史公都不清楚虞卿是何方人士，仅说是位“游说之士也，蹑蹻担簦，说赵孝成王”
，玩其词气，虞卿似乎应该是位浪迹四方的外来客。陆德明不知见到后世亡逸的哪份史料，竟说他与荀卿“同郡”。假使荀卿在赴齐之前已在家乡习《左氏传》，当时虞卿若非尚在稚龄，无业可授，即是以二十余岁为四十余岁者之师。“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话确实说得在理；调门也拉得高亢、漂亮，但以常情为准，究竟是虚心向学、不计较年辈者属罕例，还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鲜有放得下身段者为通象？刘向说：
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
。
从荀卿认为：“为圣人”“其数则始乎诵经”
，所开列的经书内容来看，他的确应该涉猎过《春秋》，但在孔门“弟子人人异端”的情势下，他学的是哪种《春秋》呢？刘师培曾指出《荀子》卷九《致士》结尾一节：
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
与《左传》卷三七《襄公二六年》楚国声子回复令尹子木时的议论：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
几乎一致。又指出卷一九《大略》：
货财曰赙；舆马曰赗；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唅，赙赗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犇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
乃引自《左传》卷二《隐公元年》：
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
按：声子说那段话时，是以“归生闻之”冠于前，而后面既称引《夏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又称引《商颂》：“不僭不滥”来支持，可见：这不是声子或《左传》撰者的卓见，乃是先哲根据古典引申出来的“治国之善语”
。声子或《左传》的撰者得“闻之”，并记述之，荀子就不可能从别的渠道同样得悉吗？刘师培说：“杨倞注《荀子》”，曾“广引《左传》计十余条”，“或曰《春秋传》，或曰《左氏传》”
，然而前引《大略》那段文字“玉贝曰唅”之下的杨《注》却强调：
此与《公羊》《穀梁》之说同……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
于“非礼也”下，完全不提源自《左传》，仅说：
皆谓葬时。
为何？杨倞早已指出《大略》：
《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
不足于行者，说过；不足于信者，诚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诗》非屡盟，其心一也。
所说的《春秋》云云乃本诸《公羊传》独有之词：
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缪）公也。何贤乎穆（缪）公？以为能变也。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结言而退
。
从荀子一再提：“《春秋》之微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又指出《春秋》的缺点乃“约而不速”，他心目中的《春秋》应该是“一字为褒贬，微其文，隐其义”
的作品。简言之，《公》《穀》式的《春秋》。否则，以《左氏传》近二十万字的篇幅，怎么谈得上“约”，以致不得“速”？而为了清楚交代事件原委，连无经之处都有传，又何来“微”之有？对照《公》《穀》原文
，前者仅举“赗”“赙”“襚”三项；后者多“唅”一项，均未及“赠”；《左氏》则一项也没提。从上引《大略》下文所得的推论：“故”应该“犇丧百里，赗赠及事”，才合乎礼，可知：这乃礼生传统的整套规矩。杨倞认为：它们被假借《春秋》建构的新王蓝图承袭，所以标举何休之言，而《左氏》是不接受素王立法这套观念的。三《传》固然都不过是予取予求，但就这段文字而言，并非荀子袭用《左传》，倒是《左传》节引。
西汉“孝景前五年（前152）”，“（张）苍年百有余岁而卒”
，盖生于周赧王五十七年（前258）。他二十岁时，当秦始皇九年（前238）前后。荀卿如果尚在世，则已近百岁。“伏生年九十余”，还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
，荀卿也未尝不可能老而弥坚，教导这位远从河南郡阳武县
的家乡负笈东来兰陵的好学之士，但一如上段所言，又是罕例。而且张苍若晚几年才去，就会扑个空了。
如果张苍年轻时已习《左传》，以《左传》的篇幅及行文，他不可能全凭记诵无遗，势必以他熟悉的魏国文字，即汉人所说的古文之一，誊录下来。等到西汉惠帝四年（前191）三月“除挟书律”
之后，如果他是在此后才“献《春秋左氏传》”
于朝廷，势必又要以古隶或小篆誊录一遍，否则，形同献上一本有字天书。以向、歆父子整理后的《左传》，高达“三十卷”
，真可谓量富一车。张苍若两度誊录，可谓大工程矣！众所周知，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下达焚书令，“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诸侯史记尤甚”
。根据刘歆、王充的叙述，《左传》显然在见焚之列，这才壁藏之
，但既有史料无丝毫迹象，身在咸阳为官的张苍曾经遣仆吩咐家人，或其家人主动将那本《左传》藏于山岩屋壁中。尤其按照许慎《〈说文解字〉叙》的行文，特别用一个“又”字，将孔壁出书与张苍献书分列对比，张苍的那本《左传》应该并非兵燹已息之后发自老屋。而他在秦为官时，主管的是数据报表类的“图书计籍”
。按照秦法，官非其司，不得越职
。这可以从《法律答问》及《（吕后）二年律令》中各保留的一条：
何谓窦署……即去署也
。
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为；非所听，勿敢听。诸使而传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
。
获得佐证。如果征调地方人员、物资，尚且需要上级核可的明晰公文，张苍若向博士借阅对方典藏的典籍，势必得奏准，不可能私相授受。若自行入秘阁观书，没有待在办公署，他就犯了擅离职守的罪。而萧何至咸阳，忙着“入收”的也是有关“天下阸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的“律令”这类“图书”
，根本不关切，也未搜罗《左传》等先王学的著作，留着让后来只求“足以记名姓”、连“兵法”也“不肯竟学”
的项羽一把火烧光。太史公曾说：
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
。
因此，姑妄假设：高祖十一年（前196）七月，立幼子长为淮南王，张苍由计相外放淮南王相
[1]
。在其任内，淮南王宾客中，有人投其所好，将家藏的《左传》献给他，供其籀阅。张苍乃“老吏”
，深通为宦之道，当时吕后已开始猜防功臣集团，身为集团成员之一的他唯恐落下把柄。若得《左传》在挟书律废除之前，他就算“犯令”
了；纵使此事在解禁之后，一样可能会被构陷、追究，面临不测的险境，是以赶紧将之转呈朝廷。简言之，张苍习《左传》，乃自修，未必有师承，而《左传》也非他原本所有。至于这本进入中秘的《左传》，从此未在社会上流传。太史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撰写《史记》时，当然用到《左传》的记载，但是否就是张苍所献的那本，还是因为武帝开献书之路，“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因而得见的民间本
，殊不敢必，可能直到向、歆父子“校秘书”，对参同一本书的中、外各种写本时，才看到那本“古文《春秋左氏传》”
。
综上所述，刘向所说的这个《左氏传》师承谱每个环节之间，若非相当勉强，就是不可能。他仅仅是根据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叙论》，将所有涉及《左氏传》《某某春秋》的文句贯穿起来，却误读了其中部分文义，将称呼一般性史书、子书
的春秋，当成后世专称《鲁春秋》的《春秋》。对刘向而言，唯一的困难在：如何让原本授受于北方的《左氏传》与铎椒系联起来，这才插入由魏入楚的吴起。吴起至楚，众所周知，他忙于政治改革，所以只得由其子吴期传业。从滕文公因“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向孟子问计：“如之何，则可”
，可知：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22）
时，孟子已在滕。当时陈相、陈辛兄弟因闻滕文公“行圣人之政”，乃“自宋之滕”，“愿为圣人氓”。等见到在此之前“自楚之滕”的许行后，“尽弃其学”，而追随之，被孟子责备。其中曾论及陈相兄弟原来的师父：
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
按照孟子的定义，“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如果铎椒曾北上游学，受业于吴期，则势必在魏文侯初叶至魏武侯中叶（前429—前386）
这段期间。此时纵使孟子已出生
，尚属稚童。从孟子称呼陈良的口气，前者至多以后者为平辈，而铎椒“北学于中国”的年代既然在前，陈良就当不起“豪杰”这称许了。
至于刘向为何要编造这师承谱，原因很单纯，西汉经师要想立足，最要紧的就是能讲得出自己讲授的内容渊源有自，至终能溯至孔子，这就算有师法
，具权威，否则，就是一己之见，难以取信于众。君不见：孟喜所以“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䣛，独传喜”那套“《易》家候阴阳灾变”之说，就是因为想替那套异说找个可依托的源头，也正因孟氏《易》说“改师法”
，以致不得为博士。“诸《易》家说皆祖田何”，“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所以他的师父焦延寿才要“托之孟氏”，“云尝从孟喜问《易》”
。虽然元帝曾以政治力量干涉，“立京氏《易》”
，但从范升的奏折中，可知：“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因为“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这才有“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之举。范升反对立《左氏传》的理由就因为它“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
。这也是后来杜预不得不胡诌：“左丘明受经于仲尼”
的原委。换言之，《别录》的那个《左氏》师承谱，一开始标举祖师爷，就犯了严重错误，而接下去师、弟授、受的历程从没取信于西汉末叶已降至东汉政权瓦解期间的士林。
因吴起为卫国左氏人，而臆推《左氏传》之所以题名“左氏”，乃地道瞽说。而吴起所以与《左氏传》关联，又因为《别录》宣称的《左氏》师承谱，但这师承谱相当不靠谱。左丘明非《左氏传》撰者，此书于战国中叶才著成
，已为学界共识；前半的授受，将曾申、吴起父子牵入，固然已疑窦丛生；中间铎椒、虞卿的传《左氏》业更为明显误读下的附会；末尾的虞卿、荀卿、张苍的师、弟关系又得仰赖“世间任何状况都可能发生”这点，较诸崔适质疑《史记》卷八八《儒林列传》所载《周易》的师承谱时所说：
自商瞿至田何尚止六传。案：瞿少孔子二十九岁，是生于鲁昭公十九年，至汉高九年，徙齐田氏关中，计三百二十六年，是师、弟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师必年踰七十而传经，弟子皆十余岁而受业，乃能几及，其可信耶
？
更为牵强。
陆德明非但没有慎思明辨，只会添乱。且不论班固仅说：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
。
清楚表明：张苍与贾谊习得《左氏传》各自有其渊源，陆氏竟替大政方针意见相左的二人
建立起师、弟关系。更荒唐的是：也不知从何处得见未出人间的孤本秘籍，将上述引文后半诠释为：
谊传至其孙嘉，嘉传赵人贯公《汉书》云：贾谊授贯公，为河间王博士
。
按：贾谊卒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三十三”
，是生于高祖七年（前200）。假设谊父子两代都二十岁生子，西汉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贾嘉方二十岁。换言之，稍有差池，贾嘉就要进入武帝即位之后，始及弱冠。旧史记载：
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
《汉书》将首句易为“孝武初立”。不论“初”指的是建元（前140—前135）或元光（前134—前129）年间，贾嘉至昭帝（前86—前74）时犹在位，至少已年近八旬，由此可推测：当初之“举”乃出自武帝对贾谊那套改革构想的欣赏，贾嘉起家类似凭父、祖荫任而举，年龄绝不会大
。奇怪的是：班固介绍修《左氏传》者，既言及宣帝时期官秩同为二千石的张敞，却完全没提到贾嘉这位前辈
。另一方面，在士林中，年逾花甲者甫称“公”，如东园公、夏黄公、黄石公、窦公、盖公、吴公、冯公、申公、江公
。而贯公得为河间献王博士至晚得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0）正月府主过世前
，于是又将形成年过半百者向一初出茅庐者拜师学艺，而对方有无《左氏》艺可传，尚无从确定。
《新论》曾说：
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
。
已经具有一定的士林地位与声望，下笔本当愈发谨慎，以示自重。
[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173页；卷九六《张丞相列传》，1065页。后者记载：“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但《史记》，卷二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401页，明言：高后八年（前180），征回京，任御史大夫。《汉书》卷四二《张苍传》，1021页，《补注》已指出：此乃自淮南王长纪年算，“‘四’字当作‘六’”，因“四”古文作“
”，与“六”的小篆“
”形近致讹。见《说文解字注》，十四篇下，744页、7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