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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之间思想文化交流和互学互鉴的历史源远流长，对各自的发展都起到了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之效。梳理和总结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和互学互鉴的历史，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从欧洲中世纪晚期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文明，就已通过来华的欧洲人和到欧洲留学的中国人，传入欧洲各国。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最早把中国历史文化介绍到欧洲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28年。1594年，利玛窦将儒学的经典著作“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他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同基督教的教义如出一辙。在这之后的1626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又将“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儒学和其他历史文化典籍的介绍与提倡，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将近二百年间，整个欧洲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一大批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欧洲的著名学者，十分关注并不断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和经济、政治、军事，发表了许多解读和推崇中国文明的卓识之见。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是最先研究中国儒学和中国历史文化并深受其影响的一批学者。1713年，孟德斯鸠曾同在法国皇家文库工作的中国福建人黄加略进行过长谈。他的《论法的精神》等著作，就受到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伏尔泰认为儒学的哲学思想没有迷信和谬说，没有曲解自然，是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狄德罗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理性”，孔子的学说是以道德、理性治天下。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以上这些学者都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军人物。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也认为中国文明是欧洲政治经济应该学习的圭臬，他的重农主义思想就受到儒学“以农立国”的“自然之理”思想的影响。担任过法国财政部长的重农学派改革家杜尔哥，还提出过法国的发展需要借助中国文明的经验。
当中国的历史文化传入德国时，学者们的研究也是盛况空前。当时德国的不少学者不仅可以阅读到拉丁文本的中国先秦儒学典籍，而且可以阅读佛兰恺用德文翻译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如莱布尼茨、康德、费尔巴哈、歌德、席勒等，都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过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莱布尼茨是欧洲第一位肯定中国文明对于欧洲文明十分有用的思想巨匠。在他倡导建立的柏林、维也纳、彼得堡的科学院中，探讨中国哲学与文化被列为重要的研究项目。他在1715年写的《论中国哲学》的长信中，表达了对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开放、独立思考、富于思辨、崇尚理性的尊崇和向往。他主张欧洲应该学习吸收中国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国则应该学习吸收欧洲的理论科学。莱布尼茨从《周易》中得到灵感而撰写的二进制学说，为德国哲学增加了辩证的思想因素。康德从儒家的哲学思想中受到启发而创建的用辩证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考察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开了德国古典哲学区别于英国经验主义和法国理性主义的先河。费尔巴哈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健全的、纯朴的、正直的道德体现”，是一种高尚的哲学伦理。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双子星座”的歌德与席勒，对中国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曾创作过《中德四季朝暮吟》《图兰朵》等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儒家和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学说中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人文精神的精华，中国历史上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精华，为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和借鉴，对于冲破欧洲中世纪神学政治的禁锢，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欧洲近现代文明的发展，曾经提供过思想养料和政治动力，提供过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物质技术条件，从而对欧洲文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每忆及此，我们为中国文明能够对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重要贡献而感到光荣。
毫无疑义，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及其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中国从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经济、科学技术中，也学习、吸收、借鉴过不少进步思想、发展经验和先进技术。欧洲文明的精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也起到过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对此中国人民是记忆犹新的。
就在利玛窦来华传教期间，中国明代的不少学者和官员，就向他学习过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其中最有名的是徐光启、李之藻。徐光启当过明朝礼部尚书，同时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科学家。1600年，他结识了利玛窦，抱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的虚心态度向利玛窦请教西方科学。他同利玛窦合译了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并根据利玛窦的讲授撰写了介绍欧洲水利科学的著作《泰西水法》，还吸收欧洲的天文历法知识制定了《崇祯历书》。徐光启是明代末年中国学者中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领袖群伦的人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李之藻精通天文、数学，也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他曾同利玛窦合作撰写和编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介绍欧洲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的著作，同葡萄牙人傅汎际合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论天》和《辨证法概论》。这些欧洲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起的促进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近代以来，欧洲的各种思潮更是纷纷传到中国。欧洲各国的许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典籍，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到经济、政治、法律、科技，先后在中国翻译出版发行。这些读物，其涉及领域之广、数量之多，可以用中国的一句成语来形容，叫作“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就德国而言，我想举出在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的几位大家及其作品，他们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认识。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欢乐颂》，在中国几乎是耳熟能详的。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中国文化名家，对这些作品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康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可以说是中国人了解最多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哲学家。在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作为其先驱思想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中国也传播开来，影响了中国的哲学界。中国的伟大领导者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显然也是吸收了费尔巴哈、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进步和现代历史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德国人。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而且是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的理论导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124期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上海人蔡尔康笔述的介绍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的著作《社会进化》一书主要内容的文章，1899年5月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定为《大同学》。从这本书中，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给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和艰苦探索，终于成功地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历史发展到现在，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的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弊端。诸如无限度地追逐高额利润、无休止地争夺和滥用资源、无节制地追求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以及脱离实体经济追逐金融投机等，由此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和各种冲突不断，造成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造成物质至上而精神道德沦丧的现象，造成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问题，是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和办法在哪里，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在哪里？各国的政治家、有识之士和专家学者，都在思考和探索。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前最重要的是世界各国要加强平等协商，各种不同文明要加强对话和交流，要充分吸取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思想文化精华。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的发展，都应实现同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不论是国家之间还是地区之间，都应消除政治军事冲突而实现持久和平；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实现互利互惠和共同繁荣。这是全世界人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儒学文化是可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了这一点。1988年，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举行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集会。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瑞典的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吸取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智慧。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其著作《亚洲大趋势》中也指出：要重新重视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借以抵御日下的世风，防止职业道德破坏、享乐式消费、个人主义膨胀以及政治狂热。他们的这些看法，可以说在不少国家的政要和专家学者中已成为共识。
儒学作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财富。这些思想财富，无论是对解决当今国家与社会治理和经济文化发展中的问题，还是对处理当今国家与国家关系、各种经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问题，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比如，儒学中包含着关于安民、惠民、保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关于敬德、明德、奉德、“惟德是辅”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己度人、以德为邻、“协和万邦”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俭约自守、“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从这些思想中，是可以找到解决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和弊端所需要的重要智慧、经验与历史借鉴的。我们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同仁，愿意同各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专家学者们一道，共同为此作出努力。
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滕文生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