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各安其位

经典名句

◆日本人信赖等级制，在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中，这是他们整个观念的基础。只有对日本人的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等制度做一番描述，我们才可能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日本人用等级制的观念看待国内问题，对国际关系，他们也持同样的看法。

◆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人都困于这样一个世界：事无巨细都受制于精心描绘的行为准则，人人的地位都有明确的分配。在两百年间，法律和秩序都靠铁腕来维持，如此，日本人学会了将这个精心构建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和保障。只要待在已知的疆界范围内，只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自己的世界。

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他们所谓“各安其位”的含义。他们依靠秩序和等级制，我们则信仰自由和平等，两者两极对立、南辕北辙。我们很难给等级制赋予正当性，将其作为一种可行的社会机制。日本人信赖等级制，在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中，这是他们整个观念的基础。只有对日本人的家庭、国家、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等制度做一番描述，我们才可能理解他们对生活的看法。

日本人用等级制的观念看待国内问题，对国际关系，他们也持同样的看法。在过去的10年间，他们把自己描绘成高踞于金字塔顶的国家。如今，顶尖地位已被西方人占据，他们对现状的接受仍然以等级制观念为基本原则。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一观念。1940年，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其前言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乃持久和平之前提……”天皇在签订条约时所发布的诏书也重申了同样的观点：

弘扬大义于八方，缔造神舆为一宇，实我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动乱不知胡底，人类蒙祸不知何极。肤所珍念者，唯在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今三国盟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迢……

在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在日本特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递交的声明中，也极为明确地提到这一点：

使世界各国各安其位乃日本政府坚定不移之国策……旨在使万国各安其位……日本政府断不能容忍现状的长期维持，因为这与日本的根本国策背道而驰，我们的基本国策是各国人民各安其位。

这一备忘录是对数日前美国国务卿赫尔备忘录的回答，赫尔备忘录援引美国所尊重的四项基本原则，恰如等级制在日本之地位。国务卿赫尔列举的四项原则是：各国主权及领土完整不得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依靠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原则。美国人信奉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四项原则是其要点。我们认为，在国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准则。平等是美国人向往的更美好世界的基础，是最崇高、最合乎道义的基础。对我们而言，那是免于专制、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其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的权利。这就是当今世界组织化的基本人权的基石。即使在我们违背平等原则的时候，我们仍然提倡平等的美德；我们义愤填膺地向等级制宣战。

自建国以来，美国人即坚守平等的原则。杰斐逊将其写进《独立宣言》，《美国宪法》里的“权利法案”也以平等为基础。这些庄重的文字写进了这个新国家的公共文献里。它们意义重大，因为它们反映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正在这个大陆上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这是让欧洲人感到陌生的生活方式。19世纪30年代初，法国年轻人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造访美国，就论述过美国的平等。《美国的民主》是国际社会报道美国的最伟大文献之一。托克维尔聪颖睿智，以同情的目光观察美国，所以能看到美国的许多优点。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年轻的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阶层中长大的。在他那个时代，活跃而有影响力的人士仍然记得，法国社会受到大革命的震撼，此后又受到崭新而激进的《拿破仑法典》的冲击。他态度宽容，高度评价了新奇的美国生活秩序，但他是从法国贵族的视角来观察的。《美国的民主》描述目击的事情，预报即将出现的新事物，对象是旧世界的读者。他相信，美国是发展的前哨，欧洲也会出现这样的新事物，只是略有不同而已。

如此，他对这个新世界作了详细的报道。在这里，人们自视与他人享有真正的平等。他们的社会交往模式新颖，不拘束。人们以平等身份交谈，自然而然。他们不在乎等级分明的繁文缛节，既不以此要求别人，也不以此要求自己。托克维尔喜欢说，美国人不欠人情。没有一个家庭因袭了古老贵族式的或是罗马式的家族。主导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制业已消亡。他又说，美国人信奉平等，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连自由也难以与之匹敌。实际上，他们有时会忽视自由，但有时也会在无意中忽视了平等。但他们在生活中践行了平等。

通过这个外国人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祖先，我们美国人深受鼓舞；一百多年前，他就论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美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基本轮廓未变。我们从他的书里看到，1830年的美国已然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在这里，过去和现在都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人物；在杰斐逊那个时代，汉密尔顿偏重贵族式的社会秩序。但即使汉密尔顿式的人物也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夜，我们向日本宣告美国的最高伦理原则，这是我们太平洋政策的基石；我们表明了我们最信奉的原则。我们确信，只要沿着我们指出的方向前进，每一步都会使这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更加完善。与此相似，日本人宣告“各安其位”的信念，其诉求是日本人生活的准则；这是社会经验留在他们身上的烙印。千百年来，不平等已成为日本民族有组织生活的准则，在那些生活节点上，不平等常在意料之中，也最容易被接受。对他们而言，承认等级制的行为极其自然，就像呼吸一样习而不察。不过，他们的等级制不是简单的西方式威权主义。无论制人者还是受制于人者，其行为都遵从有别于我们的传统。如今，日本人接受美国人的权威，将其置于其等级制的顶端；有鉴于此，我们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他们等级制的常规，就更有必要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描绘，他们在当前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近世以来，日本已然西化，但仍然是贵族社会。每一次寒暄、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明人与人社会距离的种类和程度。每当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说“吃”或“坐下”时，他都要用不同的语词，以表示彼此的熟悉程度、地位高下。称呼对方的“你”用不同的词，“吃”和“坐下”也用不同的词根。换言之，日本人用“敬语”，就像许多太平洋地区的民族一样。而且，“敬语”还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敬语、鞠躬和跪拜都受详细的规矩和惯例约束；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还必须懂得弯腰到什么程度。对一位东道主适当的鞠躬对另一位东道主未必妥当，当宾主的关系略有不同时，那样的鞠躬就可能被认为是无礼。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触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略微的动肩、颔首。日本人必须从小学习如何行鞠躬礼，以不同的鞠躬表示不同程度的顺从。

阶级差异很重要，所以要靠适当的礼仪予以确认，但交往的礼节不止于此，性别、年龄、家庭关系、过去的交往等都必须考虑在内。如果情景不同，即使同样的两个人之间表示尊敬的程度也有不同。一个平民对另一个平民朋友无须鞠躬行礼，但如果朋友穿上军服，他就必须向朋友鞠躬。遵守等级差异的礼节是一种艺术，要求平衡多种因素，在特定情况下，有些因素可能相互抵消，有些则彼此增强。

当然，有些人是不必太拘泥礼节的。在美国，家人就不必如此，回到温馨的家庭时，连最轻微的礼节都被舍去了。但日本却是另一番景象，表示尊敬的礼节正是在家里学习的，必须事无巨细予以遵守。母亲用背带背婴儿时常用手压婴儿低头，孩子蹒跚学步时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亲或兄长。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要向哥哥或弟弟鞠躬。鞠躬不是空洞的姿态。其意义是：鞠躬者承认，受礼的尊者有权干预自己的事情；反过来，接受鞠躬的一方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关系。

当然，孝道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早在6、7世纪，日本人就采纳了中国人的孝道；同时传入日本的还有中国的佛教、儒教伦理和世俗文化。但孝道传入后，其性质必然有所修正，以适应日本家庭的结构特征。直到今天，中国人仍然对其大宗族尽忠。一个大宗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人，宗族有治理的家法，受到族人的支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但在很多地方，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同祖同宗。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姓氏却只有四百七十个；同姓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认为自己同宗。一个地方的居民，可能全都同宗。而且，天各一方、不同城镇的许多家庭都可能是同宗。在广东那种人口众多的地区，宗族成员联合起来，维护壮观的祠堂；在祭祖的日子里，族人祭拜的祖宗牌位可能会数以千计，他们都是同一位祖宗的后人。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财产、土地和家庙，并设有义仓义塾以资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学习。它联系散居各地的成员，每十年左右刊印一次经过详细增订的族谱，记载有权分享祖宗恩惠者的姓名。有些宗法家规世代相传，如果宗族与衙门意见不一，它可能拒绝把本族犯人交给朝廷。在封建帝制时期，这种半自治的大宗族共同体，名义上受朝廷管理，那些经常更迭的朝廷命官实际上落得逍遥；在这些地区，他们是外来者。

“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of American Revolution），非营利组织，1890年成立，讲究“根正苗红”。起初，会员仅限于参加独立战争者的后裔，后扩大到名门望族；其宗旨是张扬爱国主义，保存美国历史，推动儿童教育。

日本的情况则截然不同。19世纪中叶以前，贵族和武士家族才可以使用姓氏。在中国，姓氏是宗族制度的根本保证，没有姓氏或类似姓氏的制度安排，宗族组织就不能发展。在有些宗族里，族谱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修谱续谱。但就像“美国革命妇女会”一样，他们的族谱是自下而上的记录，从在世的人追溯祖先，而不是自上而下、由古至今地记录祖宗繁衍的后代。这样的族谱与中国的族谱截然不同。再者，日本是封建国家，人们尽忠的对象不是大宗族，而是封建领主。领主就是土霸王，他们和中国轮值的官员不同，中国的官员始终是外来的陌生人；日本领主和中国官员别若天壤。在日本，属于哪位领主至关重要，萨摩藩和肥前藩的身份别若云泥。一个人与他所属的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族制度化的另一条途径是在祠堂或神社里祭拜远祖或氏族神。没有姓氏和族谱的日本“平民”也能到神社祭神。日本人不祭祀远祖；但全体村民到神社祭神，无需证明他们同出一祖。全体村民都是社神的“孩子”，因为他们住在神社的土地上。当然，日本村民关系密切，与在世界各地世代定居在同一村落里的村民无异，但他们不是关系紧密的宗族，并非同一祖先的后代。

对祖先的祭拜在家里厅房的神龛前进行，与神社里的祭神截然不同。祭祖的神龛里只有六七块灵牌，仅限于记忆所及的父母、祖父母和近亲。灵牌是微型的墓碑。即使在墓地里，曾祖父母的碑文风蚀以后也不再重刻，三代以上的祖先很快就会淡出记忆。日本家庭的人口减少到接近西方的规模，接近法国的家族。

因此，日本人的“孝道”只限于朝夕相处的家庭内部。其意义是根据成员的辈分、性别和年纪各安其位；这个家庭不超出父亲、祖父及其兄弟和后人。豪门望族人口要多一些，但即使这些大家族也会分成独立的支系，次子以下的男孩另立门户。在这个人口少、朝夕相处的团体内，“各安其位”的规定十分细腻。长者主动正式隐退之前，家人对他们都必须毕恭毕敬。直到今天，即使孙子业已成年，如果祖父尚未隐退，父亲也不能擅自做出任何决定，他必须请示年迈的祖父，得到祖父的允许。即使孩子已经三四十岁，父母还是要一手包办他们的婚姻。父亲是一家之长，用餐时他首先举筷，沐浴时他首先入浴，全家人向他低头鞠躬，他只需颔首受礼。在日本有一则流行的谜语，大致可以这样翻译：“儿子想要忠告父母，犹如和尚想要头上蓄发，为何难？”谜底是：“不管怎么想，绝对办不到。”

“各安其位”不仅涉及辈分的差异，而且涉及年龄的差异。日本人有一句口头禅“非兄非弟”，表示极端的混乱，相当于我们所谓的“非鱼非鸟”。在日本人看来，长兄必须严格维护长兄的特征，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一样。长子终将继任家长。根据早期观光者的记述，“日本的长子自幼就学会一套担当重任的气派。”长子拥有接近父亲的特权。过去，弟弟必然依赖长兄。如今，特别是在村镇，长子仍然按老规矩留在家里，其弟弟则出门闯荡，多读书，多挣钱。尽管如此，古老的等级制习惯仍根深蒂固。

甚至在现今的政治话语里，长兄的特权也生动地表现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1942年春，陆军省的一位中佐作为发言人对“共荣圈”问题作了这样的表述：“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兄弟。我们要使占领区的居民明白这个道理，使之家喻户晓。如果过分体恤，他们就会滋长一种倾向，期待日本的仁慈，这对日本的治理反而有害。”换言之，什么事对兄弟有益，这要由兄长决定，兄长做事时，不能“过分体恤”。

不论年龄大小，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其性别。女人跟在她丈夫身后走路，其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偶尔，妻子穿美式衣服时，可以与丈夫并行，进出门时还可以走在丈夫前面。然而，如果穿和服，她就必须跟在丈夫身后。在家里，女孩子眼睁睁地看着礼品、关怀和学费源源不断地送给兄弟，她只能安分守己。即使兴办了高中一级的女子学校，其必修课也以礼仪和举止为重点；与男校相比，认真的智力训练也难以望其项背。一位女校校长主张，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女生要学一点欧洲语言，只有这样，她们整理丈夫的书籍，并为其掸去灰尘、将其放回书柜时，才不至于把书上下颠倒了。

但与大部分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还是拥有很多自由，这并不仅仅限于西化这一个阶段。即使过去，她们也不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缠足。今天的印度妇女赞叹日本妇女的自由：她们进出商场，行走大街，不必深藏闺房。在日本，妻子负责采购，掌管钱包。入不敷出时，挑选并决定典当物品的也是她们。使唤佣人的是主妇，她对孩子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媳妇熬成婆婆以后，她也开始铁腕治家，仿佛她从未当过唯命是从、点头哈腰的儿媳妇。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造就很大的特权。但拥有特权的人与其说是独断专制者，毋宁说是受托人。父亲或长兄对全家人负责，包括在世的、去世的与尚未降生的成员。他必须作出重大的决策并保证其实施，但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威。家人期待他为全家的荣誉负责。他必须使儿子和兄弟能牢记该家族的遗产，包括精神遗产和物质遗产，要求他们不辜负家族的遗产。即使身为农民，他也要承担祖先赋予他的高尚责任。他的阶级地位越高，他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要求高于个人的索求。

若遇重大事件时，不论门第如何，家长都要召集家庭会议，充分讨论。以订婚为例，家庭成员可能要从远方赶回来开会。决定的过程涉及难以估计的人品因素。妻子或兄弟的意见也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家长无视众人意见，独断专行，则将陷入困境。当然，当事人可能非常反感会上的决定，很难从命。但长者习惯了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他们毫不动摇地要求晚辈像他们一样服从。他们这种要求背后的约束力，与普鲁士父亲支配妻子、儿女的专横权力是非常不同的；普鲁士父亲的专横既是习惯使然，又有法律依据。日本长辈对后辈要求的强制性并不逊于普鲁士父亲，但两种强制的效果有所不同。在家庭生活中，日本人并不尊重专断的权威，也不培养屈服于专断权威的习惯。对家庭意愿的屈服是服从一种至上的价值；无论那种要求多么苛刻，都是以至上价值的名义，与所有成员都有利害关系。服从的要求以共同的忠诚为名义。

日本人首先在家里养成等级制的习惯，然后将其推广到经济生活与政治事务中。他学会对一切高位者毕恭毕敬，所谓高位者是按照指定的“适当位置”高于他的人，无论这些人是否真正拥有支配他的力量。表面上看，即使受制于妻子的丈夫、受制于兄弟的兄长得到的尊重，也不会有所减少。特权的外观界限并不会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而受到瓦解；外表不会为适应实际的支配关系而有所改变；外表的样子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受外表束缚的运作实际上有策略优势，实际的操纵者不容易受到攻击。通过家庭生活的经验，日本人懂得，家庭的决定价值千钧，因为他们相信，共同的决定维护了家族的荣誉。这种决定不是圣旨，不是暴君的铁腕，家长不是暴君。家长更像物质和精神财产的受托人，共同的财产对所有的人都至关重要，要求全体成员的个人意愿服从家庭共同利益的要求。日本人反对在家里使用武力威胁，但他们对家庭需要的服从并不因此而减弱，他们对高位者的尊敬也不会因此而降低。虽然年长者没有机会成为铁腕的独裁者，但家里的等级制仍然原封未动。

上述文字勾勒日本家庭的等级制度，相当粗略，难以说明日本人何以接受那种公认的强烈的情感纽带；美国人带着自己独特的人际交往标准去阅读时，难以正确理解。日本人的家庭非常团结，何以至此？这正是本书研究的课题之一。同时，在政治、经济生活等广阔领域里，他们也需要等级制。如果要了解这样的需求，我们就需要透彻了解这样的习惯在家里是如何养成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日本人阶级关系中的等级制，与家庭里的等级制一样森严。从古至今，日本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千百年来，其等级森严的习惯有其长短，这一点对日本社会极端重要。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等级制一直是日本人生活的准则，其发端可以追溯到7世纪。彼时，日本从无等级的中国引进生活方式，予以变通，以适应其自身的等级制文化。在7世纪和8世纪时，天皇及其宫廷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从中国引进高度文明的习俗来丰富自己的文化；目睹了伟大的中国文明，他们的遣唐使无不赞叹不已。他们以无与伦比的精力从事引进工作。此前，日本连文字都没有。7世纪时，日本借用中国的会意文字来记录它截然不同的语言；它已有一种多神教，4万个神祇镇守山岳、村庄，给人赐福。这种民间宗教经历代变迁，延续至今，成了现代的神道。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全盘引进佛教，作为“护国至善宗教” ^[1] 。此前，日本没有宏大的永久性建筑，公共的、私人的永久性建筑都没有。几代天皇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各地仿照中国的式样，营建了许多壮丽的佛寺。天皇根据遣唐使的报告，设置官位，制订律令。一个主权国家竟能如此有计划地引进外国文明，且相当成功，世界史上罕有他例。

然而，从一开始，日本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采用的官位制业已变味；在中国，官品授给科举及第的行政官员；在日本，官位却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就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分裂成许多半独立的藩国，领主们互相嫉妒对方的权势，重要的社会制度与领主、封臣和侍从的特权有关。日本孜孜不倦地从中国引进文明，尽管如此，它却不能采纳足以取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中国的行政官僚制度，它未能学到手；集不同行业的人于一体的庞大的宗族制度，它也不能采纳。日本也未能采纳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称皇室为“云上人”，只有皇室成员才能继承皇位。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则没有皇朝更迭。天皇不可侵犯，天皇本人就是神。天皇及其大臣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但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能想象，中国人在这些事务上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也不曾猜想，他们引进的制度会带来什么变化。

因此，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中国这个新文明反而为它几百年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世袭领主和封臣为夺取全国控制权纷争不息。到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台。稍后，封建领主联手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群雄之中，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他沿用“将军”这个古老的军事头衔，全称为“征夷大将军”。按照日本的通例，只要其子孙能控制其他封建领主，这个称号就由源氏家族世袭。天皇已徒具虚名，其重要性仅限于，“将军”必须接受他的赐封仪式。天皇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军事集团手中，幕府用武力来制服桀骜不驯的领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拥有自己的武装侍从即“武士”。武士完全听从主人的命令，为其出征；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时刻准备挑战敌对的大名或摄政的“将军”，质疑其“合理地位”。

幕府，凌驾于天皇之上的中央政府，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进行统治，其首领为“征夷大将军”，亦称幕府将军。日本历史上先后出现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江户幕府等三个幕府。

16世纪时，内乱频仍。经过几十年的大乱之后，伟大的德川家康击败所有敌手，于1603年成了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族执掌江户幕府达260年，1868年结束。天皇与将军的“双重统治”即被废止，近代时期开始，德川政权结束。在许多方面，漫长的德川时代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重视的时期之一。它在日本国内维持了武力治下的和平，有效地实施了为德川氏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央集权制。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也未找出一个容易解决的办法。一些强藩的藩主曾在内战中反对他，直到最后惨败才归顺。这就是所谓“外样大名”。他允许外样大名继续控制自己的领地和武士。在日本的封建领主中，外样大名继续享有最高的自治权。但是，德川家康却不让他们享有德川侍从的荣誉，不准他们在幕府担任任何重要职务。重要职务全留给嫡系大名“谱代”，谱代是内战中拥护德川的藩主。为了维持这一困难的政局，德川家族的策略是防止藩主积蓄力量，防止他们联手，杜绝对幕府的任何威胁。德川家族不仅没有废除封建体制，而且为了维持日本的和平和德川氏的统治，还极力强化封建体制，使之更加僵化。

外样大名（Outside Lords），曾在内战中反对德川家康的大名。德川家康把大名分为亲藩、谱代大名和外样大名三种，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借以加强自己的统治，树立幕府的权威。

日本封建社会的分层非常复杂，每个人的地位都由世袭的身份固定。德川氏巩固了这种制度，详细规定了各阶层的日常行为。每户的家长都必须在门口标明其阶层地位和世袭身份。他的衣着、食物和房舍都必须合法，由世袭身份决定。在皇室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依次为武士、农民、工匠、商人。其下是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知的叫“秽多”，即从事忌讳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掩埋死囚者、剥取死兽皮的人和鞣制皮革的人。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连他们居住地的道路也不计入里程，仿佛这块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在世上。他们极度贫困、难以为生，虽然获准从事这些最忌讳的职业，却被排斥在正规的社会结构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美国人觉得奇怪，但这正是封建社会的现实。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人尊敬，生意兴隆，封建制度就会衰亡。德川氏用严刑峻法，推行锁国令，使17世纪的日本孤悬一隅，铲掉了商人经营活动的基础。日本曾有过发达的海外贸易，从南到北沿中国和朝鲜的海岸线进行，商人阶级随之发展壮大。然而，德川氏颁布法规，禁止营造或营运任何大型船舶，违者处以极刑，于是，海外贸易随之终结。获准建造或驾驶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不能运输商品。同时，国内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各藩边境均设关卡收税，严格限制商品进出。另有一些法律凸显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取缔奢侈令》对商人的花费做了事无巨细的规定，包括：穿什么衣，带什么伞，婚丧花费多少。商人不能和武士住在同一区域内。法律不保证他们免受武士的凌辱，因为武士是特权阶层。德川氏的政策是永远置商人于卑贱的地位；但在货币经济中，这一政策无疑会失败，因为当时日本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转的。但德川氏还是做了这样的尝试。

武士和农民这两个阶级有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安定，德川幕府把它们禁锢在僵化的形态中。在德川家康平定天下之前，大军阀丰臣秀吉颁布了著名的“刀狩令”，完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收缴了农民的武器，规定只有武士才有权佩刀。武士再不能务农、务工或经商。即使地位最低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从事生产，他成了寄生阶级的一员，每年从农民纳税的贡米中获得俸禄。大名把征收的谷米按份额分配给每个武士侍从。武士无需另觅生计，他完全依靠领主。在日本历史上较早的几个阶段，各藩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大名与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得以形成。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大名与武士的纽带变成经济性的关系。日本的武士—侍从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封地和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拥有财富的军人。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额度由家族的血统决定，已在德川初年固定下来。俸禄不多，据日本学者估计，武士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收入相当，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 ^[2] 如果分家由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儿俸禄，那对武士家庭是很不利的。所以，武士就限制家族人口。对他们而言，如果威望取决于财富和炫耀，那就很可恨，因此他们非常强调俭朴的美德。

武士与农工商三个等级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农工商是平民，武士不是平民。佩刀是特权，是阶级身份的象征，而不仅仅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平民动刀。德川时代之前，其特权业已成为传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规定：“凡是对武士无礼或对上位者不敬的平民，均可就地斩首。”不过，这样的法规只不过是认定旧的习俗而已，平民与武士的依存关系并非其刻意的设计。他的政策立足于严格的等级规定。平民与武士都由大名统率，直接隶属于大名。它们处在不同的社会阶梯上，至于每个阶梯上的上行下移，都有一套法规、控制和互动的机制。两个阶梯之间有距离，但由于环境所需，两者之间又架起了桥梁，互相沟通，络绎不绝，但这样的桥梁并不是等级制的固有机制。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不再是只精通刀剑的武夫，他们成为管理领主财产的侍从，通晓文雅艺术的专家，如古典的能乐、茶道等。所有礼仪文书均由他们处理，大名的谋略也靠他们的巧妙手腕来操作。二百年的和平是很长的岁月，个人舞刀弄剑的机会毕竟有限。虽然等级森严、各安其位，但就像商人看重高雅、艺术和享乐的追求并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时刻准备拔刀出手，他们也形成了平和的艺术。

农民没有免受武士欺凌的法律保障，税米的负担沉重，还受到各种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他们的农田所有权得到保障；在日本，有土地就有威望。在德川时期，土地不能永久转让。这一法律是个体农户的安全保障。这一点与欧洲的封建制不同，与欧洲的封建主也不同。农民有自己的农田，这是永久的拥有权。他们珍视土地，辛勤耕耘，悉心呵护，其后人至今仍然在这些稻田里劳作。尽管如此，农民仍然是头顶整个上层寄生阶级的阿特拉斯神。这个寄生阶级大约二百万人，包括幕府机构、大名集团和食禄的武士。农民要交实物税，将一定比例的收成上缴给大名。在另一个水稻农业国暹罗，传统的赋税是10%；相反，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农业税是40%，实际上更高，有些庄园竟高达80%；无时不在的徭役消耗了农民的精力和时间。和武士一样，农民也限制自己家庭的人口。在整个德川时代的数百年间，日本人口总数几乎维持不变。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足以说明那个时期政权的性质。各个阶级都受到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靠赋税生活的侍从或生产者阶级都是如此；但在依附者与上层阶级之间却存在相对可靠的依存关系。人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权利及地位。如果这一点关系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奋起抗争。

阿特拉斯（Atlas），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大力神），属于与宙斯神系对抗的泰坦（Titan）神系，被宙斯征服后受惩罚，用双肩支撑苍天。

极度贫困的农民奋起反抗，矛头不仅指向封建领主，而且指向幕府当局。在德川氏统治的250年间，农民起义不下1000次。起因并非传统的“四成上缴给王公，六成归农民自用”的重赋，而是针对苛捐杂税和徭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成群结队前往领主的庄园表示抗议，但请愿和裁判的程序则是有序进行的。他们准备好正式的请愿书，要求匡正时弊，递交给领主的侍从。如果请愿书被扣押，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便派代表去京城，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在一些有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乘舆，直接呈递状子，如此才能保证状子不被扣押。呈递状子困难重重，风险累累，不过，幕府收下状子后会进行审查，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 ^[3]

然而，幕府对农民申诉的裁决并不能满足日本对法律和秩序的要求。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国家倾听其诉求也有可取之处。但起义领袖则已僭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裁决对他们固然有利，但他们已经违犯了效忠的基本法律，这一点不容忽视。因此，他们一定要被处死。他们抗争的正义性与处死他们的合法性没有关系。连农民也接受笃定的死刑。被处死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他们聚集到刑场给受刑者送行，死刑有下油锅、砍头或钉死；送行的农民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可能修建神社，奉死者为烈士。他们接受死刑，将其视为等级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谨守。

总之，德川幕府力求巩固各领地内部的等级结构，使每一个阶级都依靠封建领主。大名在各自的领地中居于等级制的最高地位，拥有对下属的特权。幕府的重大任务是控制大名。幕府将军千方百计防止大名结盟，防止其互相攻伐。各藩藩界设有关卡，查验证件，征收关税，严禁“女人出境，枪炮入境”，防止大名偷运妇女和武器。未经幕府将军特许，大名不能联姻，旨在严防政治联盟的危险。藩与藩之间的通商障碍重重，连桥梁也修建得难以跨越。此外，幕府用密探了解各地大名的财政收支，一旦其仓廪实、金库溢，幕府将军就要求他兴办耗费巨资的公共工程，迫其就范。最有名的一项规定是，每年之中，大名必须在京城住上半年，当他返回领地时，其妻子必须留在东京，作为将军掌握的人质。如此，幕府千方百计确保占上风，强制大名服从，强化它在等级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幕府也不是这一等级制的拱顶石，因为幕府将军的权力是天皇授予的。天皇及其世袭公卿囿于京都，陷于孤立，并无实权。天皇的经济情况甚至不如地位较低的大名，幕府对宫廷礼仪做了严格的限制。尽管如此，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废除这种二元体制，即天皇的名义统治和幕府的实际统治。这不是什么新奇事。自12世纪以来，大将军就以天皇的名义执政，天皇则被剥夺了统治国家的实权。在数百年里，职权的分割非常严重，影子天皇把实权委派给一位世袭的世俗幕府将军，这位世俗首领又把实权委派给一位世袭的政治顾问。自始至终，初始的权威经过一层又一层的委托和再委托。即使在德川幕府绝望的最后岁月里，佩里将军也没料想到幕府背后还有天皇。1858年，汤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与日本人议定了第一个通商条约，他也经过了一番努力才发现了幕府背后的天皇。

实际上，日本人的天皇观也见之于众多的太平洋岛民中。这种神圣的元首既可能主政，也可能不主政。有些太平洋海岛上的首领主政，有些岛上的首领把权力委派给世俗的首领。但神圣元首的人身总是神圣不可侵犯，无一例外。在新西兰的一些部落中，元首绝对是神圣不可冒犯的，必须由专人奉食，而且奉食的汤匙绝不许碰到他那神圣的牙齿。他出访其他部落时，必须由人抬举，脚不触地，因为他的双脚太神圣，凡是他脚踏的土地都自动成为圣地，都归他所有。他的头部尤为神圣，任何人都不许触摸。他的话能通神。在萨摩亚、汤加等太平洋岛屿上，神圣元首绝不会屈尊进入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一位世俗首领掌管一切政务。18世纪末，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造访东太平洋的汤加岛，他评述当地政府时说，它“最像日本政府，其神圣元首是军事元首的国家囚犯” ^[4] 。汤加岛的神圣元首与公共事务隔绝，但履行仪式职能。他摘下第一颗果实，主持仪式，完毕之后，人们才能采食。神圣元首去世时，向臣民昭告的悼辞是“天堂为之空虚”。他的葬礼庄严肃穆，王室的陵墓巍峨壮观。但他从不参与朝政。

天皇无政治实权，宛若“军事元首的国家囚犯”。即便如此，按照日本人的定义，他还是处在等级制的巅峰，那是他“名正言顺的地位”。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在世俗事务里的积极参与，绝不足以衡量他的地位。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数百年间，日本人自始至终保留并珍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只有以西方人的观点看，天皇的作用才显得多余。日本人却不作如是观，他们时时处处都习惯于严格界定的等级制角色。

下起贱民上至天皇，日本封建时代的等级制极其分明，给现代日本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毕竟，从法律意义上讲，封建政权的终结只不过才72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强大的民众习惯不可能消亡。虽然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现代时期的日本政界人士还是精心策划，尽力保留大量封建制的成分。与其他主权国家相比，日本人都困于这样一个世界：事无巨细都受制于精心描绘的行为准则，人人的地位都有明确的分配。在两百年间，法律和秩序都靠铁腕来维持，如此，日本人学会了将这个精心构建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和保障。只要待在已知的疆界范围内，只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自己的世界。盗匪受到钳制，大名间的内战得以避免。只要能证明他人侵犯了自己的权利，任何臣民都可以提起诉讼，就像受剥削的农民可以造反一样。个人可能会因此而遭遇危险，但这是社会认可的诉求。德川朝中最开明的将军甚至设置了“诉愿箱”，任何国民都可以将投诉放进“诉愿箱”。将军本人才有开箱的钥匙。只要侵犯不容于既存的行为准则，任何侵犯都能得到矫正，这能得到切实的保证。只要你信赖如此清楚界定的行为准则，且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你就有了安全保障。表现勇气、证明健全人格的方式是遵守这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修正或反叛这些准则。他们认为，在界定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已知而可靠的世界。其准则不像“摩西十诫”那样的抽象道德原则，而是详细且具体的规定：此一情况下应该如何，彼一情况下又该如何；武士应该如何，平民又该如何；兄长应该如何，兄弟又该如何。

在这种制度下，日本人并没有变得温良恭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像生活在铁腕等级制下的其他一些民族。重要的是要看到，日本的各阶级都享受一定的保障。连贱民也有保障：他们能垄断特种职业，其自治体得到当局承认。每个阶级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但生活的秩序和安全是有保障的。

日本各等级受到的限制有一定的弹性，这是诸如印度等国的等级制所没有的特征。在不损害公认方式的情况下，日本的社会习俗提供了一些显性的手法，用以应对体制的规定。人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在货币经济体制下，借贷者和商人必然会发家致富；发财以后，富人就用多种传统的手段渗透进上流社会。他们用扣押和租赁的形式成为“地主”。诚然，农民的土地是不准转让的，但日本的地租极高，对地主而言，让农民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如此，借贷者拥有土地，收取地租。这种土地“所有制”既使人有利可图，又给人威望。富人的子女与武士阶层通婚，富人就成为绅士。

日本的等级制还有一种通融的传统方式，那就是过继和领养的习俗。这提供了一条“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德川朝对等级进行种种限制，但商人还是富了起来。他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按照习俗，日本人很少收养子，大多招女婿上门。入赘的女婿称为“婿养子”，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失去生父家的户籍，转入妻子家的户籍，改姓妻子家姓，与岳父母一家生活。代价虽高，但获益匪浅。如此，富商的后代成了武士，而穷困的武士家庭又能与富贾攀亲。等级制未受伤害，依然如故。但经过变通，富人就有跻身上层等级的身份了。

日本的等级制并不强制规定，通婚只能在同一等级内部进行。不同的等级可以通婚，这有若干的制度安排。结果，富商渗入下层武士，于是，西欧与日本的最大差异之一随之加大。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之所以崩溃，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压力乃原因之一，中产阶级成了工业时代欧洲的主导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没有在日本崛起。商人和放贷人通过特许的办法“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如此，商人和下层武士就成为盟友。这两种文明的封建制度都陷入垂死的困境，相比而言，日本比欧洲大陆容许更强的阶级流动性。这一点既令人好奇，又令人吃惊。在日本，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阶级战争的迹象，阶级流动性就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了共同的事业，形成了互利的关系，指出这一特征，颇为容易；诚然，法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也能形成互利关系；不过在西欧，那种互利关系只能发生在个别的案例中。在欧洲，阶级的僵化关系根深蒂固；法国的阶级冲突导致贵族财产被剥夺的后果。在日本，这两个阶级却彼此接近起来。推翻老朽幕府的是商业—金融阶层和下级武士结成的联盟。现代日本保留了贵族制度，倘若没有社会公认的阶级流动机制，这种局面是很难出现的。

日本人喜好并且信赖他们那种明白细密的行为地图，自有其理。如此，只要遵守行为规范，安全就有保障；对非法侵犯的抗争就得到允许；各为其利的变通遂有可能。这一地图要求人们履行彼此的义务。19世纪后半叶德川幕府崩溃时，没有任何集团主张撕毁这一地图。日本没有发生法国式的大革命，连1848年那样的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时事艰难，令人绝望。从一般平民到幕府将军，各个阶级都负债累累，商人和放贷人成为债主。非生产阶级人数众多，巨额的官方财政难以为继。财政拮据的大名无力支付手下武士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关系网沦为笑柄。大名将增税当作救命的浮木，农民的税负愈加沉重；提前几年预征，农民陷入赤贫。幕府也债台高筑，难以维持现状。1853年佩里将军率舰队前来时，日本国内的匮乏已达顶点。他强行闯入日本之后，日本被迫于1858年签订日美通商条约，当时日本已无力抗拒了。

指1868年2月倒幕派发动的“王政复古”政变，废除江户幕府，政权回归日本天皇，确定“百事一新”的施政方针。

“一新”的口号响彻日本，旨在“恢弘往昔”，“王政复古”。这样的政变与革命相悖，连进步也说不上。与“尊王”联手的口号是“攘夷”，两者都深得民心。国民支持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少数领袖人物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们努力走新路，却被暗杀。这是一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似乎无迹象表明，它会改弦更张，以顺应西方模式，遑论50年后在西方国家的土地上与其一比高低。但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日本的长处与西方截然不同；凭借自己所长，日本达到了高层人士和大众舆论都不曾要求的目标。19世纪60年代的西方人，如果能从水晶球中看到未来，他们绝不会相信，日本会有今天。极目所望，不见一丝浮云预示，20年后将有一场风暴横扫日本。然而，不可能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日本那落后的、受等级制羁绊的民众急速转弯，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了。

[1] Quoted from a contemporary chronicle of the Nara Period by Sir George Sansom， Japan：AShort Cultural History ，1931，p.131.

[2] Quoted by Herbert Norman,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p.17，n.12.

[3] Borton, Hugh， Peasant Uprisingsin Japan of the Tokugawa Period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nd Series，16（1938）.

[4] Wilson, James， A Missionary Voyage to the Southern Pacific Ocean, Performedinthe Years1796，1797 and 1798，in the Ship Duff, London，1799 ，p.384.Quoted by Edward Winslow Gifford, Tongan Society.Bernice P.Bishop Museum, Bulletin 61.Hawaii，1929. 8LHIIHRgHK2sWr+TYY2oZS/RnFsNqzZvMyXSTG2Wz+jeXJJXBo2IzVvXodsotsz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