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经典名句

◆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一套关于战争的正统信条。

◆日本人偏离西方战争常规的方式都是我们研究日本文化的资料，我们借以管窥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关于人生责任的信条。

◆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粗枝大叶。差别在于，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像武士的佩刀一样，军舰和大炮成了美德的象征。

◆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

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一套关于战争的正统信条。虽然西方国家各有其特征，但它们的某些战争理念是相同的。西方国家交战时，某些总动员的战斗口号、局部战败时的安抚形式、阵亡与投降人数的比例、战俘的行为准则都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西方国家共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而这个传统是涵盖战争的。

日本人偏离西方战争常规的方式都是我们研究日本文化的资料，我们借以管窥日本人的人生观以及关于人生责任的信条。为了系统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无论他们偏离我们正统信条的行为是否具有至关重要的军事意义，我们都要予以重视。他们的任何行为都可能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些行为提出了有关日本人民族性的问题，我们需要做出回答。

日本人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的前提与美国截然相对。日本对国际局势的界定与我们截然不同。美国把战争归咎于轴心国的侵略：日本、意大利和德国悍然发动征服战争，危害了国际和平；轴心国夺取了满洲、埃塞俄比亚和波兰，证明它们踏上了压迫弱小民族的罪恶道路；它们违背了“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的国际准则，至少是触犯了为自由企业“门户开放”的准则。与此相反，日本用另一种方式看待战争的原因：只要每一个国家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创建等级分明的秩序而斗争；当然那是在日本支配下的秩序，因为唯有它才是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国家，才能理解“各安其位”之必要。日本实现了统一，国泰民安，清剿了土匪，新建了路网、电网和钢铁企业；根据官方的数据，99.5%的青少年在公立学校里接受教育；根据日本等级制度的前提，它应该扶持比它落后的小兄弟中国，因为它与中国同属大东亚人种；它应该把美国、英国和俄国从亚洲清除出去，让它们“各安其位”。各国同属一个世界，各就各位，组成一个国际等级系统。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日本文化赋予等级制很高的价值，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日本人创造的符合自己口味的幻想。遗憾的是，它占领的邻国并不这样看问题。但即使节节败退，它也没有对自己的大东亚“理想”进行批判，连日本战俘中最不好战的那些人也没有指责自己国家在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的战争目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必然继续维护它代代相传的态度，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就是它对等级制度的信赖和信心。这与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格格不入，但我们必须理解这一态度，看看他们所谓的等级制度有何意义，有何好处。

同样，日本寄托胜利希望的基础和美国也大不相同。它叫嚷日本必胜，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美国固然大，其军备固然强，但那有什么关系？日本人说，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不值一提。他们在大报《每日新闻》上读到这样的文字：“如果我们害怕这样的数字，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敌人的宏富资源并不是战争开始后才创造出来的。”

即使在日本获取胜利时，其政治家、高级将领和军人也都喋喋不休地强调：战争不是军备的较量；这是美国人对物质的信念与日本人精神信念的较量。当我们美国人胜利的时候，日本人也反复重申，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毫无疑问，在塞班岛、硫黄岛溃败时，这一信条成了很方便的遁词。不过，这一信条不是为失败开脱而编造的遁词。这是日本人在节节胜利的岁月里的战斗口号，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很久，它就是日本人普遍接受的动员口号了。在20世纪30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贞夫大将在《告日本国民书》的宣传手册里写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扬皇道于四海，力量悬殊不足忧，吾又何惧于物质？”

荒木贞夫（1877—1966），甲级战犯，多次出任日本陆军相，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后因病保释。

当然，与其他一切备战的民族一样，他们也有忧虑。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以天文数字上升。到偷袭珍珠港时，将近一半的国民总收入被用于陆军和海军。用于民事的经费只占政府总支出的17%。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的粗枝大叶。差别在于，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死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像武士的佩刀一样，军舰和大炮成了美德的象征。

正如美国追求强大一样，日本也大力开发物质资源，一以贯之。和美国一样，日本也全力以赴，发展生产，但它的生产运动却有自己独特的前提。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不可或缺，但它们是次要的，总会半途夭折。日本的电台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对精神的倚重被贯穿到日常的战斗中。他们的战事须知里有这样一条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之数量，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传统的口号，并不是专为这次战争设计的，战务手册第一页赫然印着用粗体字写的口号：“熟读手册，胜利已定。”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视死如归，发起自杀式攻击，撞击美国军舰。这就是精神战胜物质取之不竭的教材。这些敢死队被命名为“神风特攻队”。“神风”（kamikaze）是拯救日本的一场飓风；13世纪时，成吉思汗入侵日本，那场飓风使其船队遭遇灭顶之灾。那场“神风”拯救了日本。

即使在平民生活中，政府也鼓吹精神胜于物质的信条。在工厂里干了12个小时，又遭遇通宵达旦的轰炸，你觉得筋疲力尽吗？回答是：“身子越沉重，意志越坚强，精神越高涨。”“身体越是疲惫，训练越是美满。”冬天躲在防空洞里不是很冷吗？大日本体育会就设计出御寒体操，在广播中鼓吹，体操不仅可以取代保暖设备和被褥，而且在粮食定量不足以维持人体正常所需时，这样的体操还可以替代食物。“当然有人会说，目前食品短缺，无心做体操。不对！越是食物不足，越是要用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这就是说，“我们”要用多消耗体力的办法来增强体力。相反，美国人看体力时总是要精打细算：今天用多少体力，那要看昨天睡得如何，是8小时还是5小时；要看饮食是否正常，是否受凉。在上述例子中，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却截然不同，它不依靠能量的储备；考虑能量的储备是唯物质主义。

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更走极端。在战斗中，精神甚至能战胜死亡。有家广播电台曾经描绘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奇迹：

空战结束后，日军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返回机场。一位大尉最先降落。下飞机以后，他站在地上，用望远镜注视着天空。他的部下返回了，一架接一架，他数着，脸色有些苍白，却十分镇定。最后一架飞机返场后，他完成报告，走到司令部，向司令官报告。然而，刚汇报完，他就颓然倒地。军官们急忙去帮忙。天哪！他已气绝身亡。检查时发现，他身子冰冷，胸口有弹伤，是致命的。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冷，而大尉的身体却冷如冰块。他肯定早就死了，完成那份报告的是他的精神。这一奇迹全靠大尉严格的责任感；他人已死，责任感还在。

对美国人而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有文化的日本人却不会予以讥笑。他们敢肯定，收听这一广播节目时，日本人不会认为这是编造的故事。首先他们会指出，广播员说得对，大尉的英雄行为是“奇迹”。为什么不呢？灵魂是可以训练的。他显然是自我修炼到家的高手。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沉着冷静的精神历千年万载而不朽。”既然如此，以“责任”为其终生核心信念的大尉，难道不能在几个小时里维持精神不朽吗？日本人深信，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人的精神达到最高的境界。大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受益无穷。

我们美国人完全可能对日本人这些极端的言行不屑一顾，将其视为贫穷民族的遁词，或受骗民族的幼稚。然而，倘若真的这样看，我们在战时或平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能力都会大打折扣。他们的信条根深蒂固，靠禁忌和排斥、训练和自律养成。这些信条绝不是孤立的荒诞念头。只有了解他们的信条，我们才能理解他们的言论的真正含义。战败以后，他们还是会承认：仅有精神不足以获胜，用“竹枪”守住阵地是痴心妄想。他们也会承认，他们的精神不足以取胜，美国人在战场上、工厂里的精神与他们旗鼓相当。只有了解他们的信条，我们才能理解他们这番自白的含义，这一点更为重要。他们战败以后坦承：他们在战争期间“完全靠主观臆断行事”。

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就许多事情发表了各种言论，并不限于等级之必需和精神之至上；对比较文化学者而言，这一切言论都能用来解释深层的意义。他们常常说，安全和士气只不过是精神准备的问题。无论什么灾难降临，无论是平民被轰炸、塞班岛溃败或菲律宾失守，政府对日本老百姓所作的解释总是老一套：一切早已预知，丝毫不必担心。收音机仍喋喋不休，夸大宣传，显然指望安抚百姓，让其相信，他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在预知的世界中。“美军占领基什卡岛（Kjska），日本本土进入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是我们预料到了这样的事变，并做了必要的准备。”“敌人无疑会以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形式侵犯日本。但我们早有考虑，早有布局。”连那些认为日本不可能获胜、希望日本早日停战的俘虏也肯定地说，轰炸不可能摧毁日本人的本土防线，“因为他们早就有思想准备”。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飞机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发表广播讲话说：“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上了。但我们飞机制造业的人早就预料到这样的事态，已做好万全的准备，所以丝毫不用担心。”只有设定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全都在谋划之中，日本人才能继续号称，一切都是自己意之所为，都不是外人强加于己的。“我们不该认为自己在被动挨打，是我们主动把敌人吸引过来的。”他们绝不会说：“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们说：“敌人，你们想来就来吧。我们所等待的事情终于来临了，我们乐意它的到来。”在国会演说中，海军大臣引用了19世纪70年代伟大的武士西乡隆盛的遗言：“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必须自己去创造机运。”另据电台报道，当美军突入马尼拉市中心时，山下奉文将军“灿然一笑，得意地说，敌人此举正中我下怀……”“敌军在林加延湾登陆，马尼拉迅即陷落，这是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战争正按将军的部署展开，正按他的谋略进行。”换言之，败得越惨，战事就越美妙。

美国人一样走极端，但走的是另一极端。我们全力应战，因为别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了。既然敌已犯我，那就让他小心为妙。政界人士刻意让老百姓安心，尽管如此，说到珍珠港事件或巴丹半岛溃败时，其代言人绝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谋划之中，已经予以充分考虑。”相反，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找麻烦，我们就要还以颜色。”美国人的全部生活顺应变化之中的世界，灵活变通，随时准备迎接挑战。反之，日本人的信心建立在万事预谋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胁来自预谋之外。

山下奉文（1885—1946），日本陆军上将、战犯，先在华北屠杀抗日军民，1941年转战菲律宾，亦多次屠杀平民，1946年在马尼拉被处以绞刑。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的另一个主题也能揭示其生活方式。他们不断说，“全世界都在注视着我们。”因此，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指令是，他们在“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必须表现日本水兵的本色。他们得到的预警是，遭遇鱼雷攻击受命弃船时，必须以最得体的表现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世人会讥笑你们，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与他们给全世界的观感有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关切也是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关切。

在日本人的诸多人生态度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拥有多大的控制力呢？有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700余年的封建时代中，天皇一直是影子似的傀儡元首。每个人的直接效忠对象是自己的领主即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幕府将军。对天皇的忠诚说不上是个问题。天皇幽闭在宫廷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制于幕府，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即使一个封建大领主对天皇表示敬意，那也被视为叛逆。对日本百姓而言，天皇几乎就不存在。这些美国分析师坚持认为，日本只能用它的历史去理解。在这一代人的记忆里，原本模模糊糊的天皇才赫然现身，受到拥戴，他怎么能够成为这个保守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呢？他们认为：日本人喋喋不休地宣传，天皇对其臣民有永世不坠的统治权，显然是太夸张了，其宣传只能证明其论据之脆弱。因此，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对天皇温文尔雅，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有千条理由进行猛烈的抨击。这个观念是日本民族现代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们削弱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土崩瓦解、沦为废墟。

神道教，简称神道，日本传统宗教，初为自然崇拜和泛灵论，后吸收佛教和道教成分，发展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本土宗教，现约有80%的日本人信仰神道。

然而，许多美国才俊持相反的主张。他们熟悉日本，阅读战地记者的报道，熟知许多日本文献。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深知，任何贬低、抨击天皇的言行都会深深刺痛日本人，反而大大激发起他们的士气。他们绝不相信，我们抨击天皇是在抨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的岁月里，这些美国侨民看到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彼时，“民主”这一口号成为一时之尚；军人威信扫地，在东京街头行走时也知趣地换上便装；但日本人对天皇强烈的崇敬一如既往。这些旅居日本的美国人坚持认为，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不能与德国人的“希特勒万岁”相提并论，因为对希特勒的崇拜是纳粹党命运的晴雨表，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计划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战俘的供词证明了这些美国人的观点。与西方士兵不同，日本战俘没有受过保密训练，不知道哪些问题要三缄其口，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显然都不受任何管束。不对士兵被俘后的供词进行训示，当然是由于日本人奉行不投降的政策。直到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样的训示才有所补救，但即使如此，补救的措施也仅限于某些军团或地方部队。战俘的供词值得注意，因为这代表了日军意见的一个截面图。这些士兵之所以投降并不是因为士气低落，因此他们并非典型的日军。他们被俘时，几乎全都已经负伤，并失去了知觉。

顽抗到底的日本战俘都觉得，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是为了天皇，他们在“尊奉圣意”，“让圣上无忧”，“尊奉圣令而献身”，“圣上率其子民作战，遵命是我的天职”。同理，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反对日本未来征服计划的人也认为，他们的和平主义信念也是圣意使然。对所有的日本人而言，天皇就是一切。厌战者称：“陛下热爱和平。”“天皇一贯开明，反对战争。”“陛下被东条欺骗了。”“在满洲事变中，陛下是反对军部的。”“战争开始时，天皇不知情，也没有批准战争。他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把国民拖进战争。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虐待。”这些供词和德国战俘的供词完全不同。固然，德国战俘抱怨，希特勒被他麾下的将军和统帅部助手背叛，非常不满，然而，他们还是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希特勒，认为他是煽动战争的终极源头。相反，日本战俘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崇敬要同军国主义以及侵略政策分开，这完全是两码事。

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陆军大将、内阁首相、甲级战犯，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然而，对日本人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人的象征，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中心。他是超乎宗教的崇拜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国民也不会抱怨天皇。“人民并不认为，天皇应负战争责任。”“即使战败，责任也在内阁和军部而非天皇。”“即使战败，日本人仍然会崇拜天皇，百分之百，无一例外。”

日本人众口一词，认为天皇超越批评。美国人认为此举虚伪，他们对批评习以为常，认为任何人都不得免予被怀疑和批评。但毫无疑问，即使战败以后，天皇超越批评也是日本人的声音。即使审问战俘最有经验的美国人也证实，没有必要在审问记录上填写“拒绝谴责天皇”，因为所有战俘都拒绝这样做，连那些与盟军合作、参与对日本军队广播的战俘都不会批评天皇。在所有的审问记录中，只有三个人表达了温和的批评，其中一人说：“让天皇继续在位是错误的。”另一个人说，天皇“性格软弱，形同傀儡”。第三个人也只是推测说，或许天皇会逊位，让儿子继承；他又说，如果天皇制被废除，年轻妇女就会希望，她们能获得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这是令她们羡慕的自由。

因此，日军指挥官利用日本人万众一心对天皇的崇拜，把“钦赐”香烟分发给部下；在天皇诞辰，他们率领部下向东方三鞠躬并三呼“万岁”；“即使在部队遭到昼夜轰炸时”，他们也率领部下早晚吟诵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谕》，那是“圣谕”。如此，“吟诵声在树林里回荡。”军国主义者千方百计要士兵效忠天皇。他们号召部下“完成陛下的心愿”，“不让圣上忧虑”，“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们的崇敬”，“为天皇捐躯。”但是，遵奉圣命形同双刃，利弊皆有。正如许多战俘所言：“如果天皇有令，即使只有竹枪，日本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战斗；如果他命令停战，日本人就会迅速停止战斗。”“如果天皇命令停战，日本人明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使是最好战的满洲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圣谕才能使日本国民接受战败、甘心认命，才能使他们重建家园，继续活下去。”

他们对天皇无条件、无保留地忠诚，对其他人和集团则批评指责，两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报刊杂志里，在战俘的供词中，不乏对政府和军界领袖的批评。战俘毫无顾忌地谴责自己的上司，尤其是那些不与部下共患难的家伙。对那些乘飞机撤退、丢下部队苦战到底的指挥官，他们尤其痛恨。他们通常称赞一些军官，痛斥另一些军官。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日本的事务善恶不分、是非不论。连本土的报刊杂志也批评“政府”。它们呼吁更有力的领导、更密切的协调，抱怨没有得到政府必要的支持，甚至抨击政府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对一个论坛做了报道。论坛的参加者有报刊编辑、前任议员、主张极权主义的大政翼赞会。有人发言说：“我认为唤起民众的办法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开放言论自由。近年来，民众不能畅所欲言。他们害怕因言获罪，他们缩手缩脚，敷衍了事，所以公众胆小怕事。如此下来，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开发民众的力量。”另一个人阐述了同样的主题：“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与选区的民众交谈，就许多事情向他们请教，但他们都不敢说话，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被剥夺了。这不是激发他们斗志的办法。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法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像封建时代的民众一样胆小怕事。因此，能挖掘的战斗力至今没有开发出来。”

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日本法西斯组织，1940年10月12日由近卫内阁建立，主张解散现有政党，推行舆论一律、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

可见，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批评政府、统帅部和顶头上司。他们整体上认同等级制的优越性，但并非没有疑问。然而，天皇却免予任何批评。既然他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他凛然不可侵犯？日本人的国民性里有何特质使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呢？日军战俘说，只要天皇命令作战，即使只剩下“竹枪”一支，日本人也会战斗至死。那么，如果天皇下令投降，他们也会平静地接受战败和占领军吗？这一套是胡说八道，意在误导我们吗？或者事情的确如此呢？

这一切有关日本人战争行为的问题极其重要，从其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莫不如此，它们与日军在各个战区的行为有关，与本土的日本人也有关系。其他一些态度特别与日军相关，其中之一是对战斗力消耗的态度。日本电台的一则报道生动反映了美军态度和日军态度的强烈反差。其口吻让人十分震惊、难以置信。对于在台湾海域作战的海军上将约翰·麦凯恩将军的授勋仪式，日本电台做了如下的报道：

约翰·麦凯恩（John S.Mc Cain 1884—1945），美国海军四星上将，太平洋战区司令之一，出席日本受降仪式后不久死于心脏病。他因护送遭受重创的巡洋舰“休斯敦号”和“堪培拉号”脱离战区回国而受到嘉奖。约翰·麦凯恩是现任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祖父。

给约翰·麦凯恩司令官授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他击退了日军。我们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麦凯恩受勋的理由是，他拯救了两艘战损的美国军舰并将其安全地护送到基地。这一则消息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确有其事，那不是虚构的……我们并不怀疑麦凯恩上将的确救了两艘军舰。我们想要你们了解的是这一莫名其妙的事实：在美国，救了两艘战伤的军舰就值得授勋。

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W.Nimitz，1885—1966），美国海军五星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及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1945年9月2日代表美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

美国人参加一切救援行动都会感到高兴，他们热心帮助一切陷入困境、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被拯救者是伤残严重的人，救援者的行为更是英雄壮举。与之相反，日本人批判这样的拯救行动。就连为B——29轰炸机和战斗机配置救生设备，都被日本人斥为“懦夫”之举。他们的报刊和电台反复回到这个话题；安然接受生死危险才是美德，预防措施不值得提倡。这种观点同样表现在对伤兵和疟疾患者的态度中。伤兵是残损的物品。医疗服务严重缺乏，连维持有效战斗力都有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补给的困难让本已匮乏的医疗设施雪上加霜。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追求的蔑视也是原因之一。日军士兵接受的训示是：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他们认为，美国人对伤病员的照料是对英雄主义的干扰，就像轰炸机上的逃生设备一样。即使在和平时期的平民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我们那么倚重内外科医生。我们美国人对伤病患者非常怜悯，胜过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和平时期来访的欧洲人也经常议论美国人这样的执著。这一点对日本人全然是陌生的。无论如何，交战中的日本军队没有训练有素的救护队，没有抢救战火中的伤兵并对其施以急救的准备；其前线和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也没有远离战场的康复医院。日本军方对医疗补给的漠不关心令人扼腕。在紧急情况下，医院干脆把伤病员杀掉。尤其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作战时，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但在尚有机会时，他们没有转移伤病员的常规。只是部队不得不“有计划地撤退”时，或敌军即将占领医院时，他们才匆忙撤退。事到临头，军医官在撤退前，往往枪杀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用手榴弹自杀。

日本人对“伤残物品”的态度是他们对待同胞的基本态度，在对待美国战俘时，这一态度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日本人不仅对战俘而且对自己的同胞都犯下了虐待的暴行。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德·格拉特里（Harald Glattly）在台湾的战俘营里被监禁了三年。他说：“美军战俘得到的医疗胜过日军士兵。俘虏营里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监管俘虏营的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有一段时间，日军给自己配备的医务人员只有一个下士，后来才换成一个中士。”他说，日本军医很少露面，大约是一年一两次（据1945年10月15日《华盛顿邮报》）。

关于兵员消耗理论，日本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不投降主义的政策。经过苦战、陷入绝境时，任何西方军队都会投降。投降以后，他们仍然自认为是光荣的军人；按照国际协议，他们的家人会接到通报，知道他们还活着。在家人的眼里，无论就军人或平民的身份而言，他们并没有丢脸。但日本人对深陷绝境的看法截然不同。光荣与战死密不可分。陷入绝境时，日本军人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向敌人发起集团冲锋，以求集体自杀。日本军人决不应该投降。即使因伤昏迷而被俘，他“回国后也再抬不起头”。他颜面扫地，以前的他业已“死亡”。

当然，日军的命令里必然有诸如此类的内容，但前线的将士显然不需要特别正式的灌输。日军非常忠实地践行这一准则。在缅甸北部的战役中，被俘士兵与阵亡士兵的比例为142:17166，也就是1:120。这142人几乎全是因负伤或昏迷而被俘的。只有极少数人是单人或两三人一组投降的。在西方国家的军队里，当阵亡人数达到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无法忍受，就不得不停止抵抗了，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公理；西方军队投降人数和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4:1。但到了霍兰迪亚战役时，日军首次有大批人投降，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例为1:5。相比北缅战役里1:120的比例，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此，对日本人而言，仅仅因为投降，美国战俘已经失去尊严。即使战伤、疟疾或痢疾尚未将其排除在“完好的人”之外，他们也已经成为“残损的物体”。许多美国人描绘，美国人的笑声在战俘营里是多么危险，因为日本看守觉得很受伤。在日本人眼里，美国战俘的笑声使他们受辱，而美国人意识不到这样的伤害，这使日本看守更加气愤难忍。在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中，许多也是日本看守必须遵守的规矩，长官要求他们遵守规矩。战俘被强制徒步行军，转移时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船舱里，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命令。美国战俘还说，哨兵极为严厉地要求，违反规章时，俘虏必须掩盖这种行为；公开暴露违规行为是滔天大罪。如果俘虏白天到营区外去修路或安装什么设备，他们不得从乡下带回任何食物。有时，这一规定成了一纸空文，也就是说，如果带回的水果、蔬菜被隐藏得很好，看守就不会盘问。如果偷带的食物被看见了，那就是公然的冒犯，就是蔑视哨兵的权威。公然挑战权威一定要受到严惩，即使小如回嘴的挑战也不允许。即使在平民生活中，日本人也严厉地对待“顶嘴”。日军的纪律更是严惩顶嘴。俘虏营里的确有肆无忌惮虐待战俘的暴行；我们对这样那样的行为加以区分，将其视为文化习惯的结果，这不是对虐俘暴行的宽恕。

尤其在战争初期，日军士兵深信敌军虐待并杀害所有战俘，因而被俘即为羞耻的观念更被大大强化了。一个谣言不胫而走，传入各个战区。他们说，美军攻占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后，用坦克碾死俘虏。于是，有些日军士兵试图投降时，我军士兵也很怀疑，为预防日军士兵诈降伤人，他们就不留活口。他们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死路一条的日本兵别无其他选择时，常常与敌人同归于尽，并以此而自豪，甚至在被俘后也以死相拼。正如一个日本兵所言：既然决心“在祭坛上化为灰烬，决心为胜利而献身，如果没有英雄壮举就死去，岂不是奇耻大辱？”同归于尽的可能性使我军倍加警惕，日军投降的人数也相应减少了。

投降是可耻的，这是打在日本人意识深处的烙印。他们接受并视之为理所当然的战争行为与我们接受的战争规约格格不入。同样，对他们而言，我们的战争规约也与他们的观念格格不入。美军战俘主动要求，战俘营当局把自己的姓名通知本国政府，以便让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因此而感到震惊，并对其嗤之以鼻。巴丹半岛的美军竟然投降，对此，至少一般日本大兵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他们以为美军会像自己一样死拼到底。美国人为什么不以被俘为耻，他们实在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最戏剧性的差别，无疑是日军士兵被俘后与盟军合作的态度。日本人熟悉的生命准则里没有适应战俘生活的内容。如果他们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就结束了。

到了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才有极少数的日本人能够想象回国以后如何生活，而不论战争结局如何。有些俘虏要求被处死，又接着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处死战俘，我就做一个模范战俘。”实际上，他们比模范战俘还要模范。有些老兵和老资格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非常合作，给盟军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为我们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一道飞行，指引他们瞄准要轰炸的军事目标。他们仿佛翻开了生命中新的篇章，新的篇章与旧的篇章刚好相反；但说起新旧篇章书写的内容时，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当然，以上描述并非战俘的全貌。少数人冥顽不化，毫不妥协。无论如何，必须先提示一些有利条件，他们才可能与盟军合作。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从表面价值上去接受日本战俘的协助，这当然可以理解；有些战俘营从未尝试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但在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地方，原先怀疑的消除是一个前提，如此，对日军战俘合作态度的信赖就逐渐加深了。

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日军战俘的态度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与我们的信条不符。日本人的行为准则似乎是：择定了一条行动路线就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在战后的岁月里，我们能指望他们这种行为方式吗？这是不是个别士兵被俘后的特殊行为呢？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奇特的举动使我们感到愕然，迫使我们思考问题；同理，日军战俘态度的大转弯提出了许多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他们习惯成自然的整个生活方式，思考他们制度的运作方式，思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习惯。 c682trqTcv/eOpe7I+bVchD6cjcSQ0U0g2z/vFx94G99kYvoXibcNwQvggtxkBw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