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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袭裁判的风险之外，任意性适用论者还会指责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严重降低了诉讼的“程序效率”。对程序效率的关切，是中外所有任意性适用论者用来反对依职权适用模式的共同理由。如果冲突规则指向外国法，按照他们的观点，依职权适用模式就会无谓地增加法官的释明义务，使诉讼直面外国法查明的实践难题，延耗诉讼时间和增加诉讼成本；
而采用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模式，可以鼓励当事人主动降低诉讼成本，促使当事人衡量“外国法适用获得的收益”和“为外国法查明所支付的成本”，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当事人就可以放弃请求适用冲突规则而直接依据法院地法提出诉求
；如果法官依职权适用外国法，当事人一般就丧失了将案件上诉至一国最高法院的机会，因为一国最高法院一般拒绝审查外国法的错误适用问题。
总之，在他们看来，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较之依职权适用能够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民事诉讼程序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就应简化诉讼程序，避免繁琐和缺乏实益的程序以节省劳力、时间和费用，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造成劳力、时间和费用之浪费，就会使当事人蒙受程序上的不利益。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重在赋予当事人优先选择追求程序利益以达成迅速而经济的裁判之机会，并非仅指赋予当事人优先选择追求系争实体利益以达成公平裁判之机会而已。
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外国法，必然会造成劳力、时间与费用的耗费，但这是否一定损害了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另外，外国法的实践难题是否是冲突规则依职权适用的必然产物？当事人基于个案的程序利益与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所要追求的国际私法的宗旨、目的之间就不能最终取得平衡吗？
外国法查明问题初始被认为是程序性质和附属性质的，但在实践需求和学界的推动之下，外国法查明已经成为国际私法的另一基础性问题。
如果该问题不能满意地得到解决，那么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就会失去基础，国际私法孜孜以求的理想就会宣告破产。
尽管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外国法的查明和适用仍然是国际私法案件所面临的难题：“法官适用外国法时难免畏畏缩缩，像个一知半解的初学者，而法官适用法院地法时却是信心百倍的专家和主权者。”
在有限的将来，外国法的实践难题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尤其是对中国这样法治有待完善的国家来说。因此，外国法的实践难题源于外国法自身的性质，而非源于冲突规则；外国法是冲突规则指引的对象，如果冲突规则是任意性适用的，确实可以在当事人没有主张适用冲突规则的情形下避开了外国法的实践难题，但这仅仅是避开难题而已，而对解决难题本身没有任何贡献。
外国法的实践难题与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确实紧密关联，但两者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完全可以分开处理。
如果外国法的实践难题在其自身制度范围内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无论如何都会损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那么通过扭曲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性质，借助任意性适用方法以回避外国法的实践难题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通过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完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有效缓解外国法的实践难题，那么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就失去基础了。纵览各国立法和实践，外国法查明无非出于两种基本模式，即法官查明和当事人证明
，那么就让我们进一步分析，在冲突规则依职权适用的前提下，两种查明模式对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各是如何的。
如果冲突规则指向外国法，而外国法由法官负责查明，那么相应的查明的劳力和费用自然由法院承担，当事人不会因劳力和费用的问题遭受程序上的不利益。但是，法院查明外国法，或多或少会延长诉讼时间。在等待法院查明的过程中，如果当事人既不能达成和解，又期待法官尽早作出裁决，急于结束诉讼程序，那么较之国内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确实在时间效率方面遭受了程序的不利益。基于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和主动查明外国法的制度前提，当事人即使请求法官终止外国法的查明程序转而适用法院地法，也不会得到法官的允许，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确实不能自主地摆脱诉讼效率方面的程序不利益。
在冲突规则指向外国法时，如果外国法由当事人负责证明，那么查明的劳力和费用自然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至于诉讼时间拖延的长短则取决于当事人的证明工作的努力程度。对那些主张适用冲突规则以及相关外国法的当事人，这种劳力、费用和时间的耗费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因此不存在程序利益受损的情形。同理，在当事人因无知、无能或懈怠而没有主张适用冲突规则或相关外国法时，在法官对法律适用进行释明之后，如果他们开始积极主张适用冲突规则并进而主动地证明外国法，这种情形亦不会对他们的程序利益构成损害。如果当事人不约而同地依据法院地法进行权利的主张和抗辩，在法官对冲突规则或相关外国法的适用进行释明之后，如果当事人积极主动地迎合法官的释明，主动证明外国法，那么同样也不会导致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受损；但是，在法官释明之后，如果当事人对法官的释明无动于衷，仍然希望适用法院地法，而法官此时还要将查明外国法的任务强加于当事人，那么当事人为此所付出的劳力、费用和时间就违背了他们的自由意愿，其程序利益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为了确保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就必须确保当事人在证明外国法事项上的自主选择权利：无论当事人从诉讼一开始就主张适用外国法，还是在法官就法律适用问题进行释明之后主张适用外国法，他们都可以选择去证明外国法，也可以从一开始就拒绝证明外国法，也可以半途而废，在从事证明的一段时间之后放弃证明，并撤回已经提交给法院的部分证明资料。
无论当事人从一开始还是在进行过程中放弃证明外国法，都视为当事人没有证明外国法，法官接下来就应当适用法院地法。
由此可见，只要保障当事人的选择权利，外国法由当事人证明较之由法官查明，更能够全面地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
当事人是否要完成证明最终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取决于当事人对“证明外国法的成本”和“适用外国法的收益”两者之间的核算。
因此，在冲突规则依职权适用的制度前提下，当事人一样可以对外国法的证明成本和适用收益两者进行核算，享有据此核算结果作出选择的机会。主张冲突规则的任意性适用方法，实际上是通过直接赋予当事人对冲突规则适用与否的选择权利，以间接实现当事人对是否证明外国法的选择权利，而主张冲突规则依职权适用方法，实际上是通过外国法证明的制度安排，直接赋予当事人对是否证明外国法的选择权利。两相对照，任意性适用的方法是迂回的，扭曲了冲突规则本应依职权适用的性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依职权适用的方法正道直行，又不必付出制度扭曲的代价。
任意性适用论者也许会反驳道：“既然我们都重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既然我们都赋予当事人是否要证明外国法的选择权利，为什么不将当事人在外国法证明问题上的选择权利隐含在对冲突规则适用模式的选择权利中呢？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地强调冲突规则的依职权适用呢？”从结果上看，如果当事人最终放弃了对外国法的证明，那么冲突规则无论依职权适用还是任意性适用，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即适用法院地法，但是，此时两种适用模式的展开过程却存在实质的不同：因冲突规则是任意性适用的，案件所含国际私法问题就全略去了，当事人因无知、无能、懈怠或草率而未主张适用冲突规则的，就会错失行使国际私法所赋予其法律适用权利的机会；相反，在依职权适用的制度下，案件的涉外性质得以真实地浮现出来，法官须慎重考虑冲突规则及相关外国法的适用可能，并通过释明敦促当事人认真对待法律选择问题，当事人得以圆满行使国际私法所赋予他们的法律适用的权利。
诚然，各国最高法院通常拒绝审查外国法的适用
，从表面上看，法官依职权适用国内法，当事人最终可以寻求最高法院审查法律适用问题，而相形之下，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进而依职权查明和适用外国法，而该外国法的适用问题却最终无法上诉至最高法院，这岂不是减损了当事人的上诉利益？但是，我们不能认同这种似是而非的指责。各国最高法院因其政治职能和司法职能，普遍拒绝审查下级法院关于外国法的适用，而不管外国法是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所指引的，还是任意性适用冲突规则所指引的。任意性适用冲突规则，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都会适用法院地法，只要当事人提出适用冲突规则或外国法，最后还是很有可能适用外国法。因此，任意性适用冲突规则固然能够扩大法院地法的适用概率，进而扩大一国最高法院审查法律适用的几率，但不能根本上改变一国最高法院对于外国法的态度。
况且，现阶段我国最高法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最高法院，常常积极主动的审查下级法院关于外国法的适用
，因此，依职权适用模式减损当事人的上诉利益的表面现象在我国并不存在。即使我国最高法院未来向着正确的司法改革的方向迈进，将重心转向“疑难案件”或涉及重大政策因素案件的“法律审”上面，但只要外国法查明制度采取当事人证明模式，最高法院还是可以变相地审查外国法的适用问题。最高法院虽不宜直接宣布下级法院错误地适用了外国法，但可以宣布下级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供的外国法的文本材料和解释材料认定有误，从而将外国法的适用错误问题，转变为外国法的证明错误问题，后者是国内程序法的问题，最高法院自然可以审查，由此可以实现对外国法错误适用的纠正。
因此，在当事人证明外国法的制度前提下，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并不会减损诉讼的程序效率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任意性适用论者的相关指责均不成立。即使在当事人最终放弃外国法证明的情形下，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和释明的过程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程序浪费，但用这点小小的代价换取国际私法对当事人法律适用利益的全面保护，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是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减损。而且，它昭示和指引更多的当事人在未来案件中去认真对待国际私法所赋予他们的法律选择的权利，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相关冲突规则和准据法的适用，国际私法的目的和宗旨也就最大限度地得到了伸张，如此，法院就可以将个案的纠纷解决和透过个案以捍卫法律的整体秩序、发展法律这两个目标完美地统一于涉外民事诉讼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