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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科学家，海克尔对进化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把进化论系统化以及把进化论确立为近代生物学的中心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海克尔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来自他的哲学思想。他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的发言人，他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
海克尔海克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生物学家之一，也是同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之一。新文化运动期间，海克尔的许多著作被译成中文，他的思想和学说曾一度被当作“科学”与“理性”的化身在中国得到广泛的宣传。下面拟对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思想界对海克尔学说的译介和评论作一初步梳理，重点分析海克尔是如何被中国知识分子所认识、理解和接受的。
海克尔
海克尔1834年生于德国，早年曾习医学，但其主要志趣是研究动物学。1862至1902年间在耶拿大学担任动物学教授，1919年8月去世。海克尔既是科学家，又是哲学家。作为一个科学家，海克尔对进化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的“物种起源史”“原始生殖说”及“生物发生基本律”被认为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在把进化论系统化以及把进化论确立为近代生物学的中心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时论指出：“使生物学界无达氏，则进化论绝对不能成立，上帝创造世界说更不能推翻。然无赫氏
，则达氏之说不张，进化论之灌输人心决不能如此之易。”
不过，海克尔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不是来自他在科学上的成就，而是来自他的哲学思想。他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的发言人，他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完备而不调和的一元论哲学”
。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构成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实体世界。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没有精神的物质，也不存在任何没有物质的精神。这种一元论思想显然是与那种把上帝与自然、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分离开来的二元论相对立的。他还联合同志，创立了一元论者学会，并试图以此代替宗教。到1915年，该学会会员达六千余人，分会达45处。
海克尔的著述很多，除了大量的专门性的动物学著作外，他还写了许多宣传一元论哲学的通俗性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自然创造史》《宇宙之谜》和《生命的奇迹》（又名《生命之不可思议》）。《自然创造史》初版于1868年，不久即再版10次，并出现12国译本。其第11版“乃代表赫克尔最后科学造诣之立足点”。海克尔本人也十分重视这一著作，晚年他仍委托他的学生施密特（Heinrich Schmidt）将该书加以改订再版。在海克尔逝世后第二年，该书出版了第12版。海克尔写作该书的原意，是想通过这本书，把进化论的重要原理“输入于更广各界”
。《宇宙之谜》又名《一元哲学》，初版于1899年。该书是海克尔在此前一系列的著述和演讲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尽管“内容殊不齐整，且叙述也每多重复”
，但却流传甚广，到1908年已有15种各国译本。
该书被认为是海克尔个人最重要的著作，它一出版，立即“在一切文明国家中掀起了一场大风波”
。《生命的奇迹》初版于1904年，是一部讲解生物、生命产生进化的通俗性著作，也是海克尔另一重要哲学著作。海克尔本人把它视为是《宇宙之谜》“一个必要的补篇”，他本人“最后的哲学上著作”。
这三种著作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都曾有人译介过。
其实，海克尔及其著作在清末时已有人撰文介绍过。鲁迅写于1907年的文章《人之历史——德国黑格尔氏种族发生学之一元研究诠解》实际上就是对海克尔《宇宙之谜》第五章的编译。文中鲁迅把海克尔与赫胥黎相提并论，称之为“近世达尔文说之讴歌者”，称其学为“近日生物学之峰极”。
不过在清末，对海克尔的译介仍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海克尔成了思想界争相译介的对象。参与译介的有马君武、刘文典、胡嘉、陈独秀、杨人杞、吴康、古应芬等。
马君武1881年生于广西，早年参加同盟会，先后留学日本、德国。辛亥革命成功后曾出任实业部次长，在政治上一直追随孙中山。他在留日期间就曾发愿要“尽译世界名著于中国”
，并先后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穆勒的《自由原理》和卢梭的《民约论》等。自1916年起，马君武开始为《新青年》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一书。马君武先译出该书的前三章，分别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3、4、5号上。1917年3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对德外交》一文，为段祺瑞、梁启超的对德主张辩护。马君武坚决反对对德绝交，曾两次领衔国会议员通电各省反对与德绝交加入协约国。马君武认为陈独秀是故意“媚梁、段”，因此中断了与《新青年》的稿约。之后他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并在广州投身化学工业，翻译工作一度中断，直到1919年7月才继续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将之前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前三章中的脱漏之处加以补正。此次续译，马君武依据的是1908年的德文版。马君武本人对此自视极高，他说：“吾译此书，吾甚期望吾国思想界之有大进化也。”
到1920年4月全书译毕，同年8月以《赫克尔一元哲学》为题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此一译本是海克尔《宇宙之谜》一书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
刘文典早年也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16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刘文典在诸子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又是个“译书的天才”
（蒋百里语）。1919年初，他开始翻译海克尔的作品。最初是节译了海克尔《生命的奇迹》中的第三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刘文典认为当时的中国与欧洲的中古时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良药”。所以，他发愤要把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谜》两本书翻译成中文。
1920年夏，他住进北京香山碧云寺，开始全面翻译《生命的奇迹》一书，并一边在《新中国》杂志上分期发表其中的十章。全书译完之后又应蒋百里之请，列入“共学社”丛书出版。
与此同时，他又应《新中国》杂志之请，翻译海克尔的《宇宙之谜》，并将其所译的部分章节，分期发表在《新中国》上。刘文典所译《宇宙之谜》依据的是日本栗原古城的日文本，而日文本所依据的又是麦凯布（McCabe）的英译本，所以马君武批评刘文典的译本犯了“第三重之错误”。
尽管如此，刘文典的这一译本在宣传海克尔学说方面仍然起了重要作用。
胡嘉生平不详。他自称十分喜欢海克尔，并在朋友的鼓励下翻译海克尔的著作。
他翻译了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的第一章，分期发表在《学灯》上。海克尔在这一章中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和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区别。胡嘉认为这部分是海克尔“重要思想之所在”。此外另有一文，介绍海克尔的“原始生殖说”。他认为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解决了生物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进化而来的问题，海克尔则进一步解决了人类是如何从原始动物进化而来的问题。在该文的最后，胡嘉还说明了他介绍海克尔的原因。他说：“我近来根据一种自信，觉得为求学问而求学问和为社会而求学问都是很要紧的，非同时双方并进不行。所以我除去哲学以外，并想做一番研究赫克尔的工夫。我觉得介绍他至少有提倡科学和破除迷信二种好处。这二种为中国之病根与否，已成定论。刘叔雅先生说得好，要除中国的病根，非多介绍唯物的一元论不行。我仅根据这句话竭力鼓动我的意志，作不断的介绍。”
除了马君武、刘文典、胡嘉外，陈独秀、杨人杞、吴康、古应芬也翻译过海克尔的著作。陈独秀翻译了海克尔《宇宙之谜》中的第十七章，发表在《新青年》上。杨人杞翻译了《生命的奇迹》的部分章节发表在《学灯》上。吴康也翻译了《生命的奇迹》第一章发表在《新潮》上。古应芬则翻译了《宇宙之谜》的第十一章，发表在《建设》上。
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大多比较激进，属于通常所说的新派人物。如此众多的新派人物争相译介海克尔，主要是由于海克尔的学说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需要。民国建立后，先有孔教会的活动，继而又有灵学会一类的组织出现，人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思想武器，来宣传科学，破除迷信。海克尔的思想就这样以“科学”与“理性”的名义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
译介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借此来宣传自己的理想与主张。新派人物在译介海克尔著作的同时，又用海克尔的学说来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斗争，海克尔学说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新派人物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首先，新派人物用海克尔的学说来宣扬科学与理性。“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科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药方。陈独秀曾说过，要想根治中国人头脑中那些“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只有科学。
胡嘉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说：“我们向各方细心观察，觉得中国紊乱最大的原因，就是玄谈和虚浮。虽然不是全体的，但至少有大部分可言。我们虽然不一定主张科学万能，但不想打破道德上、习惯上种种玄谈和迷信则已，要想打破，那只有科学足以当之无愧。”
科学由此获得了无上的地位。在时人的眼中，科学主要是指科学的原理、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新派人物明显受到了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曾说过，大多数的人，对于科学，只注意到它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比如机器的发明、工业的进步等等，并不关心科学原理的进步，而真正重要的是自然科学在学理上的进步。
据此，胡嘉在直接引述了海克尔的话后指出：“我以为提倡科学，一定要提倡纯粹科学，决不能以振兴实业就算了事。因为工业终究是科学的附属品，没有科学就绝对没有工业可言，要是没有工业，科学绝对不会绝迹。工业是科学的产儿，科学是工业的本质，工业不过是引科学入于应用方面。要是我们专以提倡科学工业为事，其结果在民族表面上有所变更，其未受真正科学之洗礼则同。……所以当作科学是技艺这一种观念不去，决对不会认得真正的科学。”
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任鸿隽也说过：“今之所谓物质文明者，皆科学之枝叶，而非科学之本根……特今之言科学者，多注重于其枝叶之应用，而于其根本之效用，忽焉不察。兹吾所大惑不解者也。”
与“科学”相连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就是“理性”。在海克尔那里，科学与理性常常是相提并论的，他把二者称之为“人类之至友”。
海克尔所说的理性是一种人类独有的认识真理和发现真理的理智力量。他认为只有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兴会”（Gemut）与“彻悟”（Offenbarung）与真理认识无关。
可见海克尔所说的理性是排斥情感的，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的特征。新文化运动也具有鲜明的启蒙理性特征，这就是他们特别强调不盲从、反迷信的态度。陈独秀指出，如果事事诉诸科学法则、本诸理性，那么“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值得注意的是，新派人物一方面接受海克尔关于理性是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的主张，强调事事都要诉诸科学法则、本诸理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性与感情的统一。陈独秀说：“感情与理性，都是人类心灵重要的部分……人类行为，自然是感情冲动的结果。我以为若是用理性做感情冲动的基础，那感情才能够始终热烈坚固不可动摇。”
又说：“知识理性的冲动我们固然不可看轻，但感情的冲动我们更当看重。我近来觉得对于没有感情的人，任你如何给他爱父母、爱乡里、爱国家、爱人类的伦理知识，总没有力量叫他向前行动。”
从这点看，陈独秀对理性的认识与海克尔的观点有同也有异。
其次，新派人物用海克尔的思想来反对孔教与迷信，特别是海克尔的一元论思想及其对基督教的批评，直接成了他们的思想武器。海克尔对基督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教义与自然科学相冲突这一点上，他用生物进化和人类起源的学说证明基督教“上帝造人说”不能成立，认定基督教“所主张之神论、世界论、人类论、生活论，皆与真理相反”
。在海克尔看来，基督教是反科学、反理性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定了基督教将会灭亡，因此主张以一元论取代宗教。海克尔的这些看法，直接成了新派人物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及“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理论依据。陈独秀指出，孔教绝无宗教性质，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且宗教在世界范围内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把孔教视为宗教，且尊为国教，实与世界潮流相背。他说：“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派，亦于旧时教义，多所吐弃。”
又说，海克尔一元哲学的流行，表明“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之外”
。换言之，定孔教为国教及在教育方针中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都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新派人物把海克尔当作是反宗教的科学家，实际上是对海克尔的误解。海克尔并不反对宗教，他反对的是那种以“神示”为基础的不合理的信仰。他主张宗教应建立在科学与理性的基础之上。他把上帝描述成一种“世界的包罗万象的本质，并且是一种……具有充盈于空间的质料的本质”
，这样上帝就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与世界一起成了一个巨大的实体。所以海克尔并不是要反宗教，他本质上是要建立一种新宗教，或者是要“变更宗教的面目”
。对于基督教，海克尔也并未全盘否定。相反，他对基督教伦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基督教所强调的人道、黄金律、宽容、博爱等，都是“信而可存的”，并且可以成为他的一元论宗教的核心要素。
受海克尔的影响，陈独秀也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
。与海克尔不同的是，陈独秀是要用科学来取代宗教，而海克尔则是要用科学来改变宗教。
新派人物还用海克尔的一元论宇宙观来反对当时的各种迷信活动。
海克尔反迷信的立场是十分坚决的。他说：“迷信与非理，是人类的大敌；科学与理性，是人类的至友。所以要为人群谋幸福，见着灵异的迷信，就要攻击。这是我们的事业，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能证明凡是人所能达到的现象界的全境，都属于自然法的版图。”又说：“近世的学术，洞见自然界现象的整齐规律、因果关系，又知道实质法则包罗宇宙间一切现象，所以绝不能信那有人格的神和灵魂不灭、意志自由。”
海克尔的这些话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被新派人物反复引用，用来作为破除迷信的思想依据。古应芬直言他翻译海克尔的著作是因为“吾国科学未盛迷信尚存”
。朱执信在谈及古应芬的译文时说：“现在有一班人，想把神秘主义的东西来掺在知识里头，把世间有为的事神的现象，来跟随他的思维，那就不敢赞成。……拿海凯尔的话来对付他，已经是全力搏兔了。”
胡汉民在给马君武的信中说：“进化论的学说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打破世人的糊涂思想。这两年中国人才稍稍有知识欲的要求，而那些灵学鬼学，还乘着向来社会生理的弱点——病的心理——在那里胡闹，真是思想界的一个障碍物，非把他推陷廓清不可。我前次的信请把达［尔］文赫克尔两人的书拣些介绍到杂志上，就是为此。”
海克尔之所以被新派人物拿来作为反对灵学和迷信的思想武器，除了因为海克尔本身的反迷信立场外，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把海克尔的一元论哲学当作了唯物主义哲学。比如胡嘉认为：“十九世纪为自然科学最发达之时代，赫克尔氏实为唯物论中之第一人物。”
范寿康也认为海克尔“将唯物论的哲学集了大成，他著了《世界之谜》，他解释世界的谜都用唯物论的见解”
。不过把海克尔当作唯物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对海克尔的误解。唯物主义者否认物质具有感觉性，而海克尔则承认物质具有感觉性。当1908年《宇宙之谜》再版时，海克尔曾对此有过说明。他说：“人有疑一元主义为唯物主义者，是就予所持普遍物质与力不能分离说，固属不误。惟予不认有死物质，不认物质不具感觉。最单简之化学现象如亲和力，最单简之物理现象如吸引力，非假定物质有感觉和运动能力不能解释。充塞空间之物体及以太皆如是。若依开明神学之说，上帝为一切工力之和，则予之一元主义，固与最纯粹之一神论相合也。”
可见海克尔并不是唯物主义者，他所说的物质实际上是具有灵魂的物质。这也正是海克尔用“一元论”而不是用“唯物论”来概括自己哲学的原因。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海克尔学说在传入中国后，一方面成为新派人物宣传科学与理性的重要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又被新派人物所误解。新派人物正是用一种被“误解”了的海克尔的学说来进行思想启蒙和思想斗争的。
当中国思想界大谈海克尔时，海克尔其人其学在西方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宇宙之谜》出版后，在西方世界曾一度招致许多异常尖锐的攻击。当时反对海克尔的主要是三类人。第一类是宗教家。因为海克尔不承认“上帝造人说”，也不承认基督教“三位一体说”，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的教义和信条。自然，基督教对海克尔的批评也就极为激烈。第二类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特别是新康德主义者。他们因为反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反对“独断主义”、反对“夸大自然科学的价值和意义”而反对海克尔。
第三类就是生物学家。海克尔学说中确有一些结论是“大胆”和“轻率的”，
这为批评者提供了口实。1911年英国学者华莱士（Alfred R.Wallace，1823—1913）出版了《生命之世界》（World of Life）一书，对海克尔的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批评。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海克尔在西方所受到的质疑和批评几乎无人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思想界也开始出现批评海克尔的声音，甚至一些之前特别服膺海克尔学说的人也开始批评起海克尔来了。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海克尔“生物发生基本律”的批评。海克尔认为，个体的发生实际上是种族发生的重演。
论者认为，海克尔这种“重演说”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若按赫克尔之意见，则进化之历史，在发生期中须有极简单之缩短。如鸟类在亿万年中，由无脊椎动物，经过鱼类、两栖类、爬虫类，以至于鸟类，变化极为繁杂。在个体发生上观之，竟于三星期内，由微小之原形质块，而变为能行动、能饮食之鸟。若谓个体发生能将种族进化之各种状态一一复演之，按物理上观察，实为不可能之事。”
此类批评，纯从生物学上立论，所依据的是生物学界之最新发现及成果。其次是对海克尔进化观念的批评。海克尔坚持达尔文的进化论，强调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论者则引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批评海克尔进化观念之狭隘，
同时对于海克尔把生存竞争原理运用于观察人类社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认定人类的选择决不会像海克尔所推论的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所反对的是那种强调生存竞争与自然淘汰的达尔文主义，而不是反对进化论。再次是对海克尔一元主义哲学观的批评。时论指出，海克尔的哲学观“陷于空想近于独断”，并且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混为一谈，“故其所谓一元论，终于为世界之谜而已矣”。
中国思想界对海克尔态度的转变，主要是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思潮转换的影响。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动摇了人们对科学与理性的信心。有人认为大战正是“极端物质文明”的结果。
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科学与哲学及人生的关系。梁启超指出，自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后，“哲学家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他问道：“在这样的人生观下，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
从此人类普遍的精神生活重新唤起人们的注意，那些强调精神生活的学说开始流行。另一方面，大战后理性主义信誉扫地，代之而起的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者竭力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新派人物面对着这种世界范围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又亲眼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现实，认定一任理性的生活只能造成机械的生活，因而便导致了对强调理性的海克尔学说的怀疑。
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是有典型意义的。陈独秀曾是海克尔学说的热心提倡者和宣传者。但从1920年起，陈独秀也开始批评起德国思想来了。他认为德国思想走上了一条歧路。他说：“像那德国式的歧形思想，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自然科学万能，赞成一种唯物派底机械的人生观，一部分人极端的盲目崇拜非科学的超实际的形而上的哲学，赞成一种离开人生实用的幻想，这都是思想界过去的流弊，我们应该加以补救才对。”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和方向都应该有所改变。他认为宗教、美术、音乐都应该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他批评那些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又说：“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质，这是一桩大错，我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
至此，陈独秀也已放弃了此前那种海克尔式的机械主义人生观，而转向了一种注重精神生活的新人生观。
大战给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互助论的流行。在大战之前，“生存竞争”的观念曾是激励中国知识分子为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动力。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人把战争的思想原因归之于进化论，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观念被政府用来扩张军备，被野心家用来制造战争，终于演成此次世界大战。从此竞争进化的观念开始受到批判，互助进化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蔡元培说：“互助主义，是进化论的一条公例。……克氏的互助论，主张联合众弱，抵抗强权，叫强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与人如是，即国与国亦如是了。现今欧战的结果，就给互助主义增了最大的证据。”
在这种背景下，主张“竞争进化”，特别是极力主战并为德国政府辩护的海克尔及其学说，
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甚至被推上了思想的审判台。
1922年8月9日是海克尔三周年忌辰纪念，《学灯》出版纪念专号。胡嘉撰《赫克尔主义与中国》一文，称海克尔是“反对宗教迷信的健将，提倡极端科学万能主义者”。又说：“他的思想，虽不至为中国现今最良之药，但是提倡科学和破除迷信是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介绍彼个人的思想，与国内所要求者引证一下，也是很紧要的问题。”
这大概是海克尔在中国最后一次被正面系统地介绍了，而此时，反海克尔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同年，申报馆成立50周年纪念，出版《最近之五十年》，其中有胡适著《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张君劢著《严氏复输入之四大哲学家学说及西洋哲学界最近之变迁》、蔡元培著《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任鸿隽著《五十年来之世界科学》。除胡适在文中有一处提及海克尔及其《自然创造史》外，其他各文都未提及海克尔。此时，新文化运动已近尾声，而海克尔这位曾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被新派人物反复译介的人物，就这样退出了中国的思想舞台。
从盛极一时到饱受讥评，这就是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思想经历。海克尔并没有变，他的学说也没有变，变化的是中国思想界对他的认识和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海克尔及其学说在中国的遭遇，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输入学理”上所存在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两个阶段在思想取向上的不同之处。